传媒对抗战诗的影响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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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朗诵诗的缘起

“朗诵诗”这一概念含义多重，既特指作为宣传工具和政治活动形式的抗战诗歌运动，又指为朗诵活动而写作的新诗文体，还指作为现代诗学文体论形而上认识的诗学概念等。［1］本文所说的朗诵诗主要是指作为宣传工具和政治活动形式的抗战朗诵诗运动。

抗战朗诵诗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出现。沈从文先生认为，1932年已有成功的写抗日的“朗诵诗”。他说:“描写抗日战争的‘朗诵诗’，语言上合于朗诵条件的，在当前作者中如田间、蒲风诸先生，一定有些动人的篇章。但就所见到的说来，以诗言诗，或许倒还是陈梦家先生在《铁马集》中，为一二·八战争写的几篇长诗比较成功。”［2］(195)但由于各种原因，在当时朗诵诗这一诗歌形式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抗战爆发后，很多作家、诗人、理论家意识到当时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宣传，而以往的诗歌样式很难实现鼓舞民众、宣传抗日的目的。此时的诗坛急需找到一种既能教育民众，又能代表诗歌未来发展方向的诗歌样式。诗人锡金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诗歌工作者要负起抗战时期的伟大的救亡的任务。要号召光明和胜利的祈求，要打破诗歌自身的厄运，非得替诗歌另找一条出路不可，新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方法有一个，是朗诵。”他预言:“诗歌能朗诵，将能发展它新的前途。能朗诵的诗歌可以成为我们的最好的表现的形式，能朗诵的诗歌可以促进一部分沦落了的诗歌的新陈代谢。”［3］(72)

“诗歌由文言解放出来用白话写作已经获得相当的成果，不过对于大众还没有发生伟大的影响，那是因为是被印在书本上的缘故。现在已经被解放出来成为口头的了，我相信它一定会唤醒无数同胞，号召千百万民众整队地站起来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斗的。”［4］以诗来号召大众、教育大众和鼓舞大众，除了要求有战斗的、现实的内容之外，还需要在形式上是通俗的、音乐的、口语的，用朗读求得听众在感情上的共鸣和强化。朗诵诗正好具备上述条件。

抗战爆发以后，身处国统区的高兰、冯乃超、光未然、徐迟等人倡导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而身处延安的文人们，如艾青、何其芳、柯仲平、田间等人也力图通过朗诵诗来改变自己的诗风，使自己的诗歌能更好地为工农大众服务。于是，解放区与国统区的诗人们共同掀起了一场朗诵诗的运动。他们旨在通过简短、易懂的诗歌形式来宣传抗日理念，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让民众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从而激发抗日的信心与决心。这一运动得到了政党领袖以及现代报刊“把关人”的响应与支持，他们利用自身地位及自身传媒的优势对抗战朗诵诗进行广泛传播，推波助澜，使抗战朗诵诗很快在武汉、延安等地兴起。

二、现代传媒对朗诵诗的抚育

施拉姆曾说:“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对我们来说，传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必需的，无所不在的活动。”［5］(20)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很多活动都是一种具体的、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文学活动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

由于诗歌自身的文体特性，使得它很难像其他文体那样获得广泛的传播。而在传统的诗歌传播中，手抄文本与歌入乐式的说唱一直是诗歌传播的主要方式。由于传统出版业的不发达以及交通、通讯的落后，长久以来，诗歌的传播一直处于小众传播，难以走入大众的视线，从而成为“贵族文学”。

随着现代报刊业的发展，这一大众媒体不仅使文学传播实现了信息的快速、大量的复制以及大规模、大范围的传播，而且还参与到了文学创作活动之中，“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形态和变异，诸如作家队伍、文学运动、文体形式等”［6］。这一点，在我们回顾、审视抗战朗诵诗的缘起、发展、兴盛时即可得到验证。

现代报刊作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工具，其“中介”性质不言而喻。它连接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使作者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狭小天地，作品不再是小众传播，而是通过为作者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将其作品进行大量的复制，向读者广泛传递，使作者与作品迅速被广大读者所熟知，进而以此种方式鼓励作者，使其产生更强烈的创作欲望。

1937年，高兰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写了第一篇朗诵诗《我们的祭礼》，并发表在《战斗》上。初次的成功，极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从此，他开始致力于朗诵诗的创作。他的许多诗不仅在广播电台朗诵，而且有的还被谱成曲子，成为传唱一时的歌曲。1938年底，汉口大路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高兰朗诵诗》。诗集出版后两个月，由于广大读者的要求，又进行再版。这“充分说明了作家的成长从开始就与现代传媒———报纸杂志紧密相连。作家的创作，尤其是无名作者要想获得社会的承认，就必须有出版力量的参与才可能实现其社会价值”［7］。1937年底，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边区文协)成立了“战歌社”，由有“狂飙诗人”美称的柯仲平任社长。该社指导并推动诗歌大众化运动。随后，抗大、陕北公学(陕公)等相继成立了战歌社分社，许多学生和教师开始参与诗歌朗诵运动。1938年8月7日，以柯仲平、林山为代表的“战歌社”与田间、邵子南为代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联合发表《街头诗运动宣言》:“我们展开这一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的运动，不用说，目的不但在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也就是要使诗歌走到真正的大众化的道路上去。”［8］

他们还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出诗歌墙报，四处张贴散发油印的诗歌传单。1939年3月，萧三自苏联到延安，组织成立了“延安诗社”，并出版了《新诗歌》。1940年12月，他又成立“新诗歌会”。1941年3月艾青到延安，办起《诗刊》杂志。同年9月，林伯渠组织十余位60岁以上的诗人墨客在延安举行了一次延水雅集(因与会者畅谈甚欢，称此会为“延水雅集”以与晋朝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媲美)，成立“怀安诗社”，《解放日报》还连载“怀安诗选”。［9］(67)

在实践中，朗诵诗逐渐和街头诗、传单诗相融合，使朗诵诗运动有了更为广泛的发展。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现代传媒功不可没。

现代报刊是连接作家与读者的“中介”，同时，主编、编辑人员作为“把关人”具有很强的思想倾向性。他们的好恶直接影响了报刊对作品的选择，使报刊具有引导功能。同样，在诗歌传播中，报刊对受众的诗歌接受行为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受权威人物的肯定以及由权威刊物和出版社推出的作品，相对来说就更容易引起民众的关注。在解放区，《新中华报》、《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代表性、权威性报刊;而在国统区，《战线》作为汉口编《大公报》专门为抗战而开辟的文学副刊，一直以民族救亡为总纲领，以抗战文学为总目标。它们在解放区和国统区读者中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其对抗战朗诵诗运动的肯定、传播、引导以及发展均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8年6月，延安解放社印刷厂举办文艺晚会，柯仲平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自己的作品《边区自卫军》。听后认为此诗“很好!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民歌风的”，并在诗稿上批示:“此诗很好，赶快发表。”于是，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41、42两期(1938年6月8日、6月20日)破例连载了此诗。［9］(68)

《战线》则对高兰的朗诵诗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围绕高兰的朗诵诗做过几次介绍。1939年1月15日，《战线》为高兰举办了诗歌朗诵会，请他朗诵《我的家在黑龙江》。《战线》还将此诗加以刊载，刊载时，责编陈纪滢加了编者按，提示读者，这首诗绝对不同于一般的“流亡曲”。同是东北作家的穆木天不但写过专文评述，还写了激情洋溢的诗《赠高兰》发表在《战线》上，表达了读高兰诗所产生的强烈共鸣。《大公报》的主编、著名报人张季鸾也是高兰朗诵诗的忠实读者，他在《战线》组织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向高兰表达了对他的朗诵诗的支持。［10］(71)

1938年5月2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刊载了艾青写的朗诵诗《反侵略———给日本的士兵大众》。全诗以强有力的语言揭露了日本统治者在中国土地上发动战争的侵略实质，号召被日本军阀、法西斯魔鬼骗到中国来当炮灰的“日本兄弟们”，“勇敢些啊/掉转枪口/‘反对到中国!’/‘打回东京’”，“为了两个民族的/和平/自由/幸福/用我们坚强的行列/绞杀/日本军阀/法西斯魔鬼!”［11］该诗引起巨大反响，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1943年2月6日，延安文化界二百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举行了欢迎边区三位劳动英雄的座谈会。文化工作者听了座谈会深受感动，一致接受三位英雄“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艾青即兴写了《欢迎三位劳动英雄》一诗，当场请朝鲜女同志威娜朗诵。随后此诗发表在2月18日的《解放日报》上。1943年初，艾青深入到农村，与劳动英雄吴满有同吃同住，了解他的经历和内心活动，并创作了叙事长诗《吴满有》。1943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整版登载了此诗，还有附记;《新华日报》于6月29日选发部分章节，并加了编者按。［12］(330－332)可以说，正是在现代报刊自觉地大力推介下，抗战时期朗诵诗运动在抗战宣传、鼓舞民众士气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一段时间内代表了诗歌的发展方向。

三、现代传媒对朗诵诗的型塑

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很多文学现象相同的是，现代传媒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中介者”，就朗诵诗这一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看，政党或媒体“把关人”利用报刊这一现代媒介直接参与到了这一运动本身，并对其诗歌本体及其理论进行规范、引导，从而影响了这一运动的走向，建立了新的诗歌审美范式。以《新中华报》、《解放》、《战线》为代表的报刊，基于自身强大的、能够独立运作的资本积累，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作者和读者双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备了构建作品身份的文化特权”［13］。在抗战朗诵诗这一创作潮流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抗战研究》、《战线》为代表的现代报刊充当了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推出了以艾青、柯仲平、高兰等为代表的一批朗诵诗人。诗人们通过对朗诵诗理论的探讨和朗诵实践，参与到朗诵诗写作艺术和朗诵技巧的讨论之中，对抗战朗诵诗的文体形式及文体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为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现代传媒的参与、支持，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抗战朗诵诗的辉煌。

首先，朗诵诗的倡导者、写作者强调诗的大众化、使命感和宣传性。朗诵诗运动产生于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之中，众多优秀的诗人、理论家们主张诗歌能够直面听众，将战斗的现实的内容以及民族情感及时传达到群众之中，使诗歌起到鼓舞民众、宣传抗日的目的。1942年中秋节，艾青写成《开展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一文。艾青首先强调了艺术与劳动者的重要关系，他认为，诗歌必须从少数人所占有的状态走向大众，诗人必须“毫无间断地关心老百姓，倾听老百姓的话，注意老百姓的事情，留心发生在老百姓之间的每个新的事件，只有这样，才能使诗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与扩大，才能使诗富有生命”［14］。

艾青还指出:“只有诗面向大众，大众才会面向诗。应该终结那种专门写给少数几个人看的观念了，那种观念是封建文学者的观念。”［14］

1942年10月22日，边区文协、延安诗会、新诗歌会等团体，在文化俱乐部召开诗歌大众化座谈会。会议探讨了诗人怎样和大众结合，大众化诗歌内容、形式、语言以及如何展开诗歌大众化运动等问题。萧三认为，在解决了面向工农兵的前提下，新诗歌越是普及的就越是提高的。艾青检讨以往对大众化运动的看法，提出诗人如何与大众结合，怎样运用大众语言并创作新鲜语句，避免文言滥调以及如何展开大众化诗歌运动等问题。

其次，注重朗诵诗的艺术性。诗歌朗诵并非意味着廉价感情的宣泄和口号式喊叫，大众化不等于艺术表现的粗糙。对此，传媒人以报刊为媒介，组织诗人及诗评家们召开诗歌座谈会，就朗诵诗的艺术特点进行讨论，并发表相关文章，从而影响了朗诵诗的观念、语言及创作手法等方面的形成。1938年1月25日，《新中华报》刊登了战歌社召开的“诗的朗诵问题座谈会”纪要。林山、雪苇、柯仲平、黄药眠等对“诗的朗诵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纪滢在1940年组织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大众化问题。与会者认为，诗歌深入大众需要用民间语汇，尤其是质朴的口语，但是诗又要划清与散文的界线，不能丢掉诗的本味，要达到大众化与艺术化的统一。［15］

此外，诗人锡金专门讨论了朗诵诗的语言问题，他认为朗诵诗在注意口语化的通俗、易懂上面，还要做到“语言的美”。［16］

陈纪滢发表了《新诗朗诵运动在中国》(上、下)，对抗战时期诗歌朗诵运动进行了全面梳理。朱自清在《朗读与诗》一文中亦从朗诵的角度探讨诗的语言标准问题。他将一般所说的朗诵诗语言的“上口”标准作了区分。第一意义上的“上口”是:朗诵诗中语言都是“口语里有了的”;第二意义上的“上口”则是:就是使我们不致歪曲我们一般的语调。他认为当下的朗诵诗运动采用的是第一意义上的“上口”标准，而实际上很难将诗一概朗诵化，因为诗之为诗，除了朗诵化之外，还要“形象化”，即需要创造性的隐喻，而隐喻不易上口。所以朗诵诗应该可以采用第二意义上的“上口”标准。从新诗的形象化入手，在理论上为新诗创造性的、“复杂精细的表现”保留了其在朗诵诗中的合理位置，也给大众化诗学带来了更多合理性因素。［17］(48)

解放区、国统区讨论的关于朗诵诗的几个理论问题，如诗的用韵问题以及朗诵诗的表情、动作等技巧问题在两个不同区域的朗诵诗的创作与朗诵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扬或校正。

一部文学传播史，必定是合内外之力的文化传播史，内部的演变与外在的推动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抗战朗诵诗这一特殊的诗歌传播过程中，尽管解放区和国统区在传播机制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但都利用现代报刊进行传播，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诗歌生存的外部环境，为新诗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就诗歌内部而言，现代报刊对朗诵诗还有催生、塑型之功。在现代传播语境之下，朗诵诗在诗的本体与理论建设两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朗诵诗运动之所以能够由武汉、延安迅速传播到广州、香港、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国统区中心城市和战地乡村以及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不仅是因为这一运动得到了一大批热爱朗诵诗创作和诗歌朗诵艺术的诗人、表演艺术家的极力倡导与支持，更主要的是由于现代传媒的大力传播和舆论的引导。以《解放日报》、《新中华报》、《战线》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不仅对朗诵诗具有抚育之功，而且对其创作还有开拓之功，影响了朗诵诗观念、语言、流派、体裁及创作手法等方面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时期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为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