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剧的传播学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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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理论家达德利·安德鲁指出:“类型是一系列公式的特殊网络，它向期待着的顾客提供一种有保证的产品。它们依靠调节观看与为这些观者构筑的影像和叙事之间的关系，来确保意义的生产。其实，是类型造就了消费这种类型本身特有的观者。它们建造出一种欲念，然后再现怎样去满足这种欲念。”[1]类型剧的存在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中国电视剧类型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一般来说，类型剧可以按照题材划分，也可以按照主题划分。在当前中国流行的电视剧中，按照题材划分的电视剧有：历史正剧题材的电视剧，如《三国演义》、《雍正王朝》、《贞观长歌》等；历史戏说题材的电视剧，如《康熙微服私访记》、《步步惊心》、《宫》等；现代都市爱情题材，如《完美》、《温暖你，靠近我》、《和空姐一起的日子》等；反映平民生活状况的电视剧，如《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天大地大》等。按照主题划分的电视剧有：弘扬主旋律的电视剧，如《长征》、《任长霞》、《人间正道是沧桑》；探讨家庭伦理道德的电视剧，如《中国式离婚》、《牵手》、《非亲父子》等。本文探讨的励志剧也正是按照主题来划分的，比如《大染坊》、《亮剑》、《女人一辈子》、《春暖花开》、《红旗渠的儿女们》、《张小五的春天》等。当然，励志电影也有很多，如《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冲出亚马逊》、《麦兜的故事》、《背着爸爸去上学》、《漂亮妈妈》等。类型化是产业化的结果，观众需要类型剧，类型剧也需要满足观众的要求，类型剧甚至可以反客为主，引发观众对该类型剧特定的审美期待，从而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什么是励志剧

“励志”一词借鉴于西方，它对应的英文是Inspire，有激励（人们奋斗）的意思。励志剧的常见主题有英雄主义、个人奋斗、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等。励志剧首先是一种类型剧。励志剧的叙事，基本上都是探求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重新寻找自我，重新确立自我的故事。由于电视剧的集数较多，因此剧中所表达的理念往往都是多元的，我们看一部电视剧是不是励志剧，关键看“励志”是不是本剧表达的主题，或是几个主题之一，叙事本身是否具有激励作用。例如《亮剑》，电视剧不但描述了李云龙作为军人的“亮剑精神”，同样也描述了李云龙和赵刚等战友的友情，以及他和两任妻子的爱情，同时还穿插着“婚外情”这样的家庭伦理主题。但是，这些友情、爱情和伦理主题并不是主要的，李云龙超凡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传奇经历才是吸引观众眼球的原因。“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主人公充满勇气和自信的话语彰显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可见《亮剑》中的励志精神才是电视剧所要传达的主题，李云龙的传奇故事也增加了主题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励志剧的定义在于影视剧的主题是否具有“励志”意识。

励志剧区别于纯娱乐剧，传达的是一种精英文化意识，而传达程度则取决于观众对影视剧的解读。就像爱情剧、伦理剧、情感剧希望观众从剧中看到的是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思考，励志剧也希望观众更关注于主题而不仅仅是剧情。励志的主题是否符合主流的文化、伦理和社会规范，也是励志剧的重要特征。励志剧生来具有的“文以载道”的本质，使其不得不肩负起弘扬主流思想的任务。《少林足球》虽然形式上是一部喜剧，但它的主题正是“自强不息”，符合主流文化的道德要求，而且是讲述小人物历经困难，战胜诱惑，最后取得个人成功的经典励志故事，因此它正是一部笑中有泪，给人以慰藉的励志电影。同样，很多武侠类电影，比如电影《黄飞鸿》系列，其主题就是“男儿当自强”，也是属于武侠题材的励志电影。相对的，有些影视剧并不具备励志的特征，如电影《英雄》所表达的主题是“存天理，灭人欲”，无法产生激励的作用；电影《夜宴》、《十面埋伏》的主题是“阴谋”，显然也不符合主流的伦理道德。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虽然有像“杰王子”这样至孝至忠的人物，但是由于影片的主题不是真正表达“忠孝”精神，而且叙事情绪是悲观的，因而也不能归类为励志电影。

“励志”的特征

社会的意识形态有主流和支流之分，社会主流意识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观点”。“任何类型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因此一个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任何国家和社会，其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一元的。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绝大多数民众对于主流意识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有强弱之分。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2]，大部分社会成员都能认可社会的主流意识，那么整个社会文化就会产生强有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励志剧作为“文以载道”的大众传播手段，必然要反映社会主流意识。从励志剧的主题来说，凡是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经过时间检验的那些“励志”思想，客观上都是符合主流意识的。比如正直、善良、勇敢、勤奋、不畏困难、积极向上等。这些优秀品质，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都受到人们的推崇与尊敬。这也是为什么励志剧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原因。相反，一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往往不具备“励志”的特征。比如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虽然能够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和暂时的心理愉悦，但其滋生了拜金主义和不劳而获的思想，由于它在客观上不符合中国文化中强调勤俭朴素的主流意识，因此也就不能作为励志剧的主题。“励志”的主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其主题大都设定在对待困难的态度是乐观主义，人物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向上。这个特点使得励志剧在叙事风格上倾向于现实主义风格，更多地关注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电影《喜剧之王》是一部半自传式的影片，其中很多情节都是根据主演周星驰本人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剧中主人公尹天仇的口头禅是：“龙套总得有人跑，路人也总得有人当。”即便在他做跑龙套演员多年之后，依然不忘时刻勉励自己乐观向上、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电影本身就是周星驰个人奋斗史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如此，影片才能表达出前所未有的真诚和感染力。

此外，励志剧作为影视艺术这一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客观上具有疏导公众情绪的作用。“励志”主题的积极性能引导观众从正面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从而减少社会摩擦，增加社会稳定性。同样还是在电影《喜剧之王》中，主人公虽然想努力成为明星，但他并未因此丧失自己的原则，甚至能在金钱诱惑面前选择安贫乐道，保持一颗平常心。这种看似阿Q精神的“励志”，其实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的加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在社会体制不能完全改善低收入者生活的情况下，虽然客观上可以通过不断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来增加低收入者的物质所得，但是幸福感这一重要的生活指标并不是按照个人所能支配的物质资料的绝对数量来衡量的，而是根据个人所处的生活状态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来决定的。这种满足感往往与其欲求成反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这种“励志”精神的很好概括。

励志剧的“励志”还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它是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于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外在体现，人文精神则是由人文知识内化而成的精神成果。人文知识可以呈现在书籍中和言辞里，而人文精神只能在人们的情感上和行动上表现出来。“励志”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可以在情感上打动观众，在行动上引导观众。比如电影《麦兜的故事》的主人公麦兜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香港人的缩影，他勤奋而且真诚，虽然面对经济不景气等一系列生活问题，但是依然乐观地面对人生，努力工作。这部电影给刚刚经历了金融风暴的香港观众以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鼓舞，同时也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励志剧面对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情感和困惑，因而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怀。

“励志”的实现

励志剧的“励志”作用是如何实现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励志剧的成败，更关系到励志主题能否成功地传达给观众，使其理解、消化、吸收并接受。电影和电视剧作为一种结合了声、光、电的现代艺术形式，能给予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电视剧，它的播出时间较长，往往持续数周、数月甚至一整年，因此这种刺激作用也就更持久。在心理学中有一种称为“移情作用”的现象，它能使观众不仅接受励志剧的观点，更能实践这种励志精神。具体地说，“移情是指受者对自己能力无法实现的愿望或不存在的经历，通过对讯息内容的角度置换，达到心理的满足”[3]。在现实生活中，事事并不能尽如人意，人们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当困难无法被克服，目标屡屡不能达成时，就会造成人的心理焦虑，甚至精神的压抑。而通过励志剧的移情作用，观众通过观看励志剧，在电视直观性、现实感的自然属性下，不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剧情中，身临其境地和剧中人物一起体验如何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并战胜困难的心理经历。通过将励志剧中的励志故事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进行内容置换，实现了观众的心理愿望，缓解了心理压力。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一张一弛”，励志剧的移情有助于保持人们的心理健康，帮助人们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坚定信心并取得成功。

观众对于“移情作用”的接受前提是观众潜在的审美期待，移情的作用程度也与受众的接受心理密切相关，而“对受众的接受心理进行研究离不开两种重要理论的主要观点的支持：一是接受美学的重要观点的支持；二是现在解释学的相关理论”[4]。“电视受众在欣赏影视作品之前，由于电视受众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社会地位，他们原有的各种经验、趣味、审美理想会在欣赏影视作品时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5]

好莱坞钟爱的励志电影中，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成功是经久不衰的主题，它和西方崇拜英雄和热衷英雄史诗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如影片《肖申克的救赎》，由于其根植于西方的基督教背景，其主题中的“救赎”思想就不大为中国观众所理解。电影中的主人公安迪蒙冤入狱，他计划越狱的行为在中国观众看来是具有水浒英雄官逼民反的反抗精神，恰恰是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这种误读。影片的主题已经在片名中点出：“救赎”源于人类的原罪，而安迪的原罪在于，虽然他没有客观上对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情人进行犯罪，但是他的确有过部分实施犯罪的行为，即在酒后开车前往妻子的住所附近，并且也携带了武器，这些都是他被控有罪的“证据”。可以说安迪的犯罪意识是他被捕入狱的“原罪”，安迪通过在监狱中的生活重新找回了自我，使他最后成功越狱获得身体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在监狱中所受到的苦难，以及他为其他狱友所做的事，抵消了他的“原罪”，从而使他获得了宗教精神上的“救赎”。对于缺乏相似的心理体验或者生活经历的中国观众，很难通过“移情作用”接受这种“救赎”的主题。

观众对移情作用的接受过程从关注故事本身，到关注故事主题，最后完成主题在观众心中的内化，即接受该主题所传达的思想。观众对励志剧的关注是从关注故事本身开始的。一般来说，励志剧因其设定的曲折的故事情节，使得文本相对其他类型的影视作品更有张力。比如《亮剑》，电视剧一开始就把观众带到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主人公李云龙就处在日军坂田联队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中，要正面突围。观众根据生活的经历和对历史的了解，知道八路军在装备和人员数量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是很难突围的，想正面突围更是难上加难。这样，李云龙将如何带领战士成功突围就成了电视剧的一个悬念，观众不知不觉地就通过“移情作用”，将自己与剧中的李云龙做了心理置换，体验着角色的心理和思维。在剧中，李云龙大胆地将部队前压50米，并用最后的两发迫击炮摧毁了敌军的指挥部，使日军群龙无首，趁机成功突围。这样的处理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使观众的审美期待心理得到了满足。

当观众关注励志剧故事情节的发展时，励志的主题常常会以画龙点睛的方式出现在剧中，引起观众的关注。还以《亮剑》为例，李云龙作为一个没有读过书、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偏偏在几次作战中都能取得关键性的胜利。除了对坂田联队的突围之外，李云龙在李家坡战斗中通过采用“土工推进”和“集束手榴弹”轰炸的方法，成功地消灭了占据有利地形的山崎大队。同样，在和新来的政委赵刚研究骑兵训练的方法时，也成功地使赵刚做出了让步，接受了“有限制的体罚”这样“不人道”的方法。此时，观众已经高度关注并“移情”于故事和人物，必然会对李云龙成功的原因产生好奇。此时《亮剑》适时地通过李云龙的口，道出了成功的秘密：“面对强大的敌人，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是死，也要成为一座山、一座岭。”这种“亮剑”精神就是英雄主义的大无畏精神，使人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顽强地与之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观众在不断接受励志剧主题的时候，“励志”的思想也随着观众精神体验的不断积累，逐渐内化为观众内心的思想，从而最终引导观众在生活中实践励志剧的主题精神。

研究“励志”主题的接受过程，对于提高励志剧的艺术表现力，增加励志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经济效益上，大多数观众接受励志剧，并接受励志剧的主题必然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提高收视率。比如电视剧《亮剑》在央视播出时收视率居高不下；同样，电影《少林足球》在获得金马奖殊荣的同时，票房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萧条的香港电影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社会效益来看，励志剧把孤立的社会个体凝聚成了一个整体，使得“文以载道”的功能在最广泛的程度上得以实现，可以启发、教育观众积极地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和一些完全是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远离大众的心理体验和文化经历的电视剧相比，励志电视剧对大众的正面教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倡导了健康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