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与传播学交融实践与反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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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将知识管理列为图书馆学领域，而将知识传播列为传播学领域，那么这样看来，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怎么会产生呢?其实，图书馆学和传播学之间的学科界限都有各自的特色，谈到融合只不过是设想在图书馆学和传播学的实践领域建立起一套可以示范和研究的理论，因为它们共同面对的是“知识”这一概念领域。然而，知识又不是他们各自的全部，而且在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的交集中，也不仅仅就只是知识这一项，知识之所以被独立出来，或者说被作为关键词凸显出来，在于知识自身的本质在这两门学科领域的重要位置。虽然从标题上看，图书馆学侧重知识管理而传播学侧重知识传播，但在实践过程中，管理与传播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就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管理与传播的实践也是日常发生的，并且发生的原理与机制具有相互的可借鉴性。尤其是当下社会，更加促进了融合的产生。作为两门学科的融合，而不简简单单是工作实践中的相互借鉴来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共性和发展趋势应该具有融合的可能性和具体的融合实践证明。但是，这种融合并不代表两门学科将会合并为一个学科，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区别以及各自功用的不同还是十分明显的。

英国图书馆活动家麦克考文认为图书馆员的职责不是改善用户的个性和心灵，而是最大程度地扩大他们的选择。韩继章和吴晞也在论文中指出“读者平等地享用图书馆服务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1］而传播学的融入正是要深入这种职业理性精神的探索，让图书馆在网络化时代，立足发展、开拓创新、继续成为知识、文化和信息的中心。传播学的奠基人施拉姆也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来到一起，试图共享某种信息，他们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由于他们的生活经验不同，携带信息的标志在他们看来很可能不同。经验愈是不同，他们理解的信息也很可能愈是不同。尊重多元和差异，学习宽容和实践宽容是两门学科的共同宗旨。

1知识概念以及相关关键词

知识是管理和传播的共同对象，也是管理和传播赖以成立的基础和材料。根据美国亚特兰大Emory大学Goizuete商学院决策与信息分析系教授AmbitTiwana以达文波特(Davenport)和普鲁萨克(Pruak)对知识的定义为基础，提出以下定义:“知识是结构化的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的非固定混合体，它为评价和利用新经验与信息提供了环境和框架。它源于所知者的头脑，并为之应用。在组织中，知识不仅常常内嵌在文件或存储库中，而且还存在于日常活动、流程和规范中。”［2］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一般被分为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和灰色知识，按照上文麦克考文的提法，图书馆能够提供“内嵌在文件或存储库”中的“完成态”的显性知识;而对于“源于所知者的头脑、并为之应用”的“进行态”知识，图书馆是无法提供这类服务的;灰色知识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如果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问题能够解决，灰色知识的服务就可以水到渠成了。传播的概念和技巧在这方面与图书馆学的交流说基本一致。

从整体论角度讲，知识虽然是结构化的，但是也要随着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的变化呈现出非固定性，无论是从知识的形态，还是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都需要传播以及传播活动中的人的参与。如果将知识的结构性比喻成芝诺圆圈的话，圆圈的边界就是创新和发展的起点，圆圈越大，边界就会越长，所以学问越好的人，因为他的知识的结构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和领域更加宽泛，不懂的东西随着圆圈的扩大而增加，人也相应地变得更加谦虚。不同的圆圈的交集，就是传播的作用和产物，人们常常讲的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想法，交流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两个新想法的故事，其实就是传播的机制和效果。个人要想扩展其知识总量时，知识的发展是以圆圈的边界为起点的，而传播所产生的交集使交流的双方知识拓展都呈现出跨越式的趋势，这种知识的迁移容易激发创新性的想法和主张。

信息与知识是经常一起提及的概念，有时候人们对信息和知识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楚，或者就是简单地认为区别不大，可以互换。所以，当图书馆改为信息中心时，图书馆知识海洋的比喻依然被人们提起，一些学者对图书馆提供的是知识服务还是信息服务也一直在纠缠不清之中。虽然有的学者认为知识包含在信息之中，但从以上知识的定义中，知识明显更加倾向于个体的、主观的方面，也就是说如果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没有记忆或存储，以至于能够随时取用的时候，知识并不能被称为知识，它没有力量。而且结构化的知识，能够为分析、理解、应用信息提供机制和模式。其实无论是知识也好、信息也好，在没有被人们掌握和利用之前，都是静止在世界之中。信息更加倾向于社会化状态，尤其是网络化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动带来的机会、挑战与压力，信息的流动过程，也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传播，传播和信息就如同硬币的两面。按照信息论的创立者香农的理论，所谓信息，就是可以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从信息流动的过程分析，一般来说信息可分为问题信息、途径信息和地址信息，图书馆在这三个方面都提供着相应的服务功能。一些专家认为图书馆提供的不应该是知识服务，而应该是信息服务，针对这一点的讨论集中在知识和信息那个更加准确和个性化的问题，但是无论知识和信息，在主客观的本体论层面上做研究和讨论，明显是纸上谈兵。由于知识和信息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以知识或者信息搜索为服务方向的互联网公司正在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所以这些纸上谈兵的引申含义有的是金钱诱惑下的难言之隐罢了。“信息或知识，当它不再是作为工具和实现其他经济目标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资源的概念时，它对传统物理空间体系和经济学体系同时构成了一种系统的架构。”［3］

知识与信息是图书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图书馆一方面通过知识管理将无序状态的知识与信息组织、协调到位，另一方面，以用户为导向的读者服务工作在新媒体的技术的压力下，必须将传统的读者服务精神与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知识传播的领域，得到更大的收获和启示。没有最终的知识传播效果，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功能就会有被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取代的危险，而且目前这种恐慌性的不自信，已经在图书馆的馆员中有所蔓延，传播学的融入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新的起点和定位。

2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一般来说，能够构成学科的三方面因素是学科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看，图书馆与传播学的关系十分具有戏剧性的场景:二战期间的1942年，包括施拉姆、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传播学的前辈，每两三天便聚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长方形会议桌旁，研究并决定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正如D·M·怀特所说:“大众传播研究1942年‘始于’国会图书馆”。事实上拉斯维尔的“5W”传播模式正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讨班上提出来的。而如果在1943年，施拉姆接受衣阿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位置的话，传播学就有可能出自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了［4］。目前，中国大学中的图书馆系有的已经和传播学结合改名为信息传媒学院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周庆山也在给研究生上传播学概论课程。

美国图书馆学家J·H·谢拉将“交流说”写在他的《图书馆学引论》中，并且明确了传播和交流过程的要素和核心，这些都与传播学的理论有相通的意旨，从这些年的图书馆专业期刊论文中，探讨传播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探讨图书馆传播效果等相关论文也大量增加。但要真正在理论上达到融合的目的，还需要中国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实践努力。张欣毅认为“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等学科范式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的方向和新的开始，当然这个逻辑的起点在于他把传统的图书馆学看作是“充其量只是一个‘机构范式’，或言‘图书馆管理学’，它在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尤其是人文本体论(社会价值本体论)建构的‘先天缺失’，使其只能解释、回答一些属于‘形而下之器’层面的问题，遇到像‘人文本体论转移’、‘社会价值观重构’、‘发展观重构’之类的‘形而上之道’层面的问题就显得太过苍白无力了。”［5］

由此看来，图书馆学在网络技术时代必须面临学科深入和拓展的问题，当前，不仅是图书馆学的学科拓展的问题，其他学科在知识密集和超文本的时代里，都面临着多少同样的问题，如果研究一下图书馆学科的引文情况，就会不难看出，究竟有多少学科是应该图书馆学借鉴的，又有多少学科有与图书馆学交叉和共同发展的趋势。其实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许多融合的情况本来就在历史过程中，已经有过一定的体现，变化是包含在学科发展自身中的，随着时代和条件的变化，学科之间融合的趋势是一种客观的渴望，有些时候，囿于自身学科的地位和学者的面子，学科之间的关键词和专业词汇之间的通约性还没有别发现而已。但是，各个学科的专业名词和关键词又有着学科的独特性和独占性，在通约的基础上，只能是求大同、存小异，才更加有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的正常交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并不是实用主义，而是知识自身结构的超文本现象的必然要求。

网络传播时代，对图书馆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图书馆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收藏地的地位，从根本上得到了动摇，人们完全可以在家中上网来获取信息和知识，图书馆“有藏无用”的尴尬局面很可能就会成为事实，许多图书馆为了生存，不得不出租阅览室另作他用。从文献收藏和情报利用到知识管理与知识传播的进步和转换是图书馆生存发展的必然之路。目前，关于传播学与图书馆学融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还没有全面展开，随着国家图书馆政策的变化和人们自我提升、自我修养意识的加强，切实有效地将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融合，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图书馆未来的发展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