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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教育传播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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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教育传播学

一、着眼于未成年人发展和大学生素质教育

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课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课题研究和试点运行,2004年,教育部将媒介素养课题列为新闻传播类的重点招标课题。2004年10月10日中国大陆首个媒介素养网站/由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正式创建、开通,网站包括媒介素养研究、媒介素养调查、媒介素养实践、媒介素养动态和媒介素养资料等栏目。2004年12月12-13日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论坛——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坛在上海召开,论坛了《未成年人媒体素养教育行动策略研究》,着重呼吁在未成年人和大学生中开展媒体素养教育。主要观点分布在受教育的主体、面临的问题、媒介教育的内容、媒介教育的任务讨论和如何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

1.受教育的主体:我国的媒介素质教育因该首先从高等院校起步并设立独立的课程,其核心是培养大学生对媒介信息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①

2.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媒介教育面临着从专业教育的起点迈向公共教育的平台的问题,不仅是推进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当务之急,也是信息社会公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②

3.媒介教育的内容(对非媒介人员)研究媒介信息、研究媒介、学会利用媒介促进自身的发展和进步。③

4.面临的任务:创建传媒教育学科点,探讨和研究媒介素质教育的理论问题;争取国家的支持以成就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加速培养专业人才。

二、媒介系统变局——行业生态系统

2003年,中国大陆的报纸达2400多家、杂志超过8000种,广播电台1500多座,电视台超过1000座。④中国大陆的传播市场已从卖方(传者)市场转变为买方(受众)市场。因此受众的选择既是传媒的压力,也是传媒竞争的焦点。而受众选择媒介的或然率正比于媒介接触的报偿,反比于费力的程度。对于传者,资讯的表现形式、快餐程度以及易得程度,是传播产品能否大众化的品质要素。因此,传统媒体(尤以电视媒体为重)的传播对策日趋取悦受众并商业化;传播内容的文化、知识日趋稀释而娱乐化;媒体对于受众的需求,迎合少于引导,导致受众满足于阅听的快感一次性地消费资讯,而不是丰厚自己的文化思想积累。

正如社会学家拉斯非尔德所说:“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传媒产业的平民化浪潮极易造成青少年知识结构的“扁平化”,懒于思考而思想钝化和智力愚化,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意识而漠视他人痛痒和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生活态度逍遥化,价值观念“电视云亦云”的放任化。因此,媒介系统内演绎的格雷欣法则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2005年,由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吴飞主编的传媒三力(《传媒影响力》、《传媒批判力》、《传媒竞争力》),便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围绕国内传媒产业环境、国际传媒发展趋势,以及当前媒体竞争格局等方面解析了中国特殊国情的传媒竞争法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陆续颁发了《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规定》制定了《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希望通过实施“建设工程”、“净化工程”、“防护工程”和“督察工程”,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并强调主持人着装应该充分考虑全社会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审美情趣,不能为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迎合低级趣味,也不要一味追求不符合广大观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审美情趣的极端个性化的主持方式,更不要为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畸形心态而极尽夸张怪诞的言行与表情——政府职能部门从传播实践方面整肃业界的不良传播行为。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不仅是传播学界,更得到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力量的保障,其共识是全社会的。

三、媒介与阅听人的互动——受众生态环境

根据上海团市委与上海社科院最近在3000名未成年人中开展的《未成年人媒体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媒体上可以出现性、暴力内容”,33%的未成年人表示赞同,对于“媒体上可以出现挥霍浪废行为和傍大款行为”,48%的未成年人表示赞同。⑤2004年1-2月,笔者组织华北科技学院2002级135名新闻专业的学生,利用寒假在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北京、天津、辽宁、湖北、湖南、福建、安徽、新疆等12个省市的102所初中和72所高中,随机采访了553名初中生、581名高中生,采访了原籍是上述省份的580名大学生,对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传播行为、自我表露的心理需要,家长对青少年成长的看法等问题,进行了以口头采访和问卷调查方式的会调查。调查显示,传播媒介的多样性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见习社会生活的途径;就学习资源来说,他们有着可供个性化选择的媒介物;也使得当今的青少年有更加灵活的自主学习条件,课堂教学是基础教育主渠道的教育教学方式已成为过去。在回答“您获取较多有用知识的途径”的问题时,8个选项中占前4位的依次是电视、课堂教学、科普读物和家庭教育;媒介接触的首选为电视

他们的信源评价则直接体现了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反映了青少年利用信源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不同信源和媒介对他们的影响力(见图1-2、1-3)。

值得注意的是,有信息价值的信息未必都能实现其使用价值。青少年自主选择和消费的信息也未必是质量较高的信息,由于选择媒介和信源的偏好不同,对于这部分受众来说,信源的利用率与其吸引力成正比。其中,电视仍显示出强势媒介的势头,众所周知的是,导致青少年通过传媒学习尤其是利用电视学习的因素,主要是学习内容的具象和内容表现形式的生动,以及信息的易得性。

电视节目偏好调查显示,高中生对新闻类电视节目的偏好中,《新闻调查》居首位,其次是消息类,反映出他们的知晓欲和心理参与的要求;对武侠类和言情类电视剧的偏好高于娱乐节目,反映出他们在消费大众通俗类的电视文化时,情感需求大于娱乐需求,近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欣赏义士侠客型的英雄,近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欣赏缠绵忠贞的爱情(见图1-4)。

在为中国电视打分时,中国城市电视台台长对中国电视的文化表现和节目质量的评价低于对电视的发展和电视频道的打分。而电视的文化表现和节目质量直接作用的对象是社会系统,且往往表现为道德甚至价值取向问题。“电视把社会生活中物质功利主义的一个个现时典型和美好‘神化’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人们。同时,电视也把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缺乏伦理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观念严重脱序的状态活脱脱地传播给大众,使从未有过这一社会经历的青少年也经历了这种体验”。⑥污染了青少年早期社会化的文化空间。人生的定向、审美的皈指、心灵的依靠、作为公民的素养和为人的道理等,在电视文化幻化的生活蓝本中,很少为青少年心理注入健康生长的文化基因。对于如何标的和实现自己的抱负,媒介无疑成为他们人生目标和行为的塑造者。因此,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对未来的焦虑也是中国媒介素质教育的重要动因。

在信息化社会,受众和国家都有一个兼听则明的甄选问题,使得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不得不考虑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思辩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抗误导能力的培养。

由于不同的传播制度和国情,较之先行提出培养理论的美国,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都有望走在世界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素质教育发展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