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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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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

由于第一次对我国新闻传播学书籍进行年度概述,这里先把我国新闻传播学书籍的出版情况做一简单回顾。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