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冰雹灾难统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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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灾害是由强对流天气系统引起的一种剧烈的气象灾害，它出现的范围虽然较小，时间也比较短促，但来势猛、强度大，并常常伴随着狂风、强降水、急剧降温等阵发性灾害性天气过程，极具威胁性，往往造成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由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学术界尚未对清代冰雹灾害做出系统而全面的统计分析[1]。本文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清实录》和各种地方志的记载，试图全面梳理清代自1644年清军入关至1911年宣统逊位为止时间段内的冰雹灾害，以期对清代的冰雹灾害做出规律性的分析。

冰雹的破坏力主要取决于冰雹的形状、大小、重量。在相关材料中，可以发现清代关于冰雹的形状、大小、重量以及破坏力方面的记载。关于形状，较多的记载是如卵、鸭卵、鹅卵、鸡卵、鸡子、盘、拳、杯、李子、桃李、杏仁、核桃、龙眼、棋子等，较为少见的则是如细米、碗口、茶碗、簋碗、壶、杯、酒杯、盏、盎、菱角、晶枣、栗、枣栗、钵、槟榔、豆、弹丸、弹子、菩提子、榴、拇指、指头、马蹄、胡桃、兔、茄、珠、冰糖、鸽卵、犁嘴、瓜、黄豆，绿豆、蚕茧、如钱有眼不等。以上所记形状总体较小，发生较大的冰雹，则记载为或长如枕，或方正如砖、如峻岩石，如斗、如磨石、如碌碡、如杵、如牛、如臼、如林、如拳如臂如首、如头、如人首、如地缶、如石块、如磂等。这些冰雹的破坏力都比较惊人，道光二年夏，四川酉阳县雨雹，“小者如杯、如碗，大者如砖，且多饱尖不圆，屋瓦当之皆粉碎，禾稼尽损，树木枝叶悉摧折，禽兽击毙无数”[2]。清代亦出现了以标尺来计量冰雹的记载，将其形容为或长或短，或方或圆，有的记载是径尺、三角、六七寸、一尺等。康熙六年五月，山东东平县冰雹，“冰块有大径尺者”[3]。雍正十二年四月十三，江苏靖江大雨雹，“大者圆径三、四尺，小者径尺，树木毁折，屋瓦皆碎，行人途毙者甚众”[4]。在相关史料中，笔者还发现了冰雹长达“一丈一尺有奇”的记载[5]。出现冰雹重量记载的，一般都是比较重型的灾害。在史料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资料：重约八九两、重斤余、重二三斤、重数斤、五斤、五六斤、七斤，不过，以上都还是较为普通的冰雹灾害。道光二年，四川酉阳县雨雹，“有人自彼拾一大雹，持至州，已五十余里，尤重九斤有奇，亦未有之异也”[6]。有的则记载为十一斤、十七斤、二十二斤、二三十斤、三十七斤[7]。一旦冰雹重量达到30斤，其破坏力就相当惊人了。康熙三十七年，江苏冰雹“重或逾三十斤，近邻某民染坊，巨块剚屋而下”[8]。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陕西柞水县雨雹，“大如砖，有重数十斤者，房瓦皆碎，禾苗一枝无存，人物触之几死。三日犹未消尽，消后青野变为赤地”[9]。清代巨型冰雹的记载还有更甚者，雍正元年四月初八日，江苏南汇县冰雹，“大者四五十斤”，击死一人，伤者无数[10]。在清代200余年的历史中，笔者还发现了有超过百斤的冰雹记载：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一，山东莒县雨雹，“一亩之中有巨雹十三，大者高与人齐，小者亦重百斤。破之，中包小无数”[11]。小的冰雹亦重百斤，大的可想而知。不过，纵观所掌握的资料，可知清代冰雹重量记载之最，当系嘉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发生于广东新会县的灾害，据记载此次冰雹大者“重数百斤，落处地为之震”[12]。为何会在广东出现如此巨雹，尚须进一步分析。

在众多的冰雹灾害记载中，还可以发现很多诸如颜色、特殊形质等内容的记载。顺治五年四月初三日，江苏上海县大风雨冰雹，“地上遍生白毛，雹中有一黑圈，如人眼珠”[13]。顺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山西榆次县雨雹“，雹大如拳，内有蚂蚁草木”[14]。顺治十年三月二十三日，福建惠来县雨雹，“洁白晶莹，大如菩提子”[15]。顺治十三年四月，江西新昌县雨雹，“大者如巨，外白内黑”[16]。顺治十五年二月初六夜，湖南益阳县，“雨雹如卵，雪黑”[17]。同日宁乡县的记载则是“雨雹如卵，其雪玄”[18]。康熙九年六月初六日，江西鄱阳县“黄尘蔽天三里许，大雨雹，色甚黄”[19]。康熙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间，甘肃文县冰雹，“大如鸡子，城濠俱满，两月未消。人有击破者，见内有小鱼松苔”[20]。康熙三十五年，江西吉安县雨雹，“大如碗，内有鱼虾草藻”[21]。乾隆十一年闰三月，江西新建县雨雹，“小如豆，大如拳，各有孔……俗传有孔者为丰雹”[22]。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江苏宝山县大雨雹，“中有红星一点”[23]。乾隆五十年三月，广东金川县冰雹，“中有雀毛一片”[24]。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广东英德县雨雹，“大如指头，有仁”[25]。嘉庆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湖南宜章县之雨雹，大小不一“，碎之，中皆碧色”[26]。嘉庆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江苏宿迁县“大风雨雹，黑白参错”[27]。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湖南靖县大雨雹，“大者如卵，内有水草”[28]。冰雹中出现杂色、杂质，当系特殊的气候现象造成。冰雹的厚度和硬度，亦有相关记载。关于厚度，顺治九年四月，山西岳阳县冰雹，“薄厚一尺五寸，将二麦打伤，根楂不留”；乐平县冰雹“冰厚二尺，三日尚未消尽”[29]。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广西宜山县大雨雹“，积深二、三尺，坏民居无数，击毙禽兽无算”[30]。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山西武乡县大雨雹，“长百余里，宽二十余里”[31]。雍正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未时，山东阳信县雹冰骤至，“深三尺许”[32]。乾隆二年闰九月初六日午刻，贵州普定县冰雹，大者如核桃，小者如蚕豆，“积厚三、四寸至五、六寸不等”[33]。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福建建阳县大雨雹，“平地积厚五六寸”[34]。还有硬度的记载：康熙三年三月，湖北安陆县雨雹如块，“好事者抬之，不数十已盈缶，中空一隙，槌之不及碎，亦莫动分毫，入水辄化”[35]。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陕西子长县雹雨大作，“大如鹅卵，山上有径尺者，数日不化”[36]。乾隆三十八年六月，甘肃靖远县雨雹“如核桃大，落地尺余，经数日不消”[37]。厚度与硬度的结合，导致冰雹无法在短时间内融化，必然会加大冰雹对农作物的破坏。冰雹的频次，一般是一年发生一次，但清代亦有重复爆发的记载，或一年两次，或一年三次四次，甚至更多。顺治十三年，甘肃兰州、固原“不幸本年五月二十日夏禾将熟，偶遭冰雹，十留二三，犹望秋成输纳乐业，昨七月初八日复遭冰雹，根苗无存，山川尽打赤地，老幼嗷嗷”[38]。这是一年两次冰雹的情况。康熙八年，山东冠县“五月初□日下冰雹，伤麦。八月十七日、九月十二日连下冰雹，伤荞豆，城东更甚”[39]。嘉庆十八年，江苏宿迁县“五月十九日大风雨雹，黑白参错；次日，又雨雹；二十一日，又雨雹”[40]，这两条史料都是关于一年三次冰雹的记载。顺治九年四月二十日前后，山西乐平县则连续发生了四次冰雹：“天降烈风雷雨冰雹，连伤四次，冰厚二尺，三日尚未消尽，打死牛羊三百余只，树木拔去四十余株，遍野涕泣。”[41]康熙十六年山西武乡县雨雹，“四月至六月凡六次”[42]，一年之中发生六次冰雹，当为清代记载冰雹重复发生之最。

受灾面积的大小，是判断冰雹所造成灾害后果的重要指标。“雹打一条线”，一般而言，冰雹的雹击路线呈带状、块状和跳跃状，受灾面积一般而言并不大。但清代的冰雹，亦有独特之处。顺治九年四月十八日午时，沁州冰雹陡降，自伏牛山起一股经往正东由马跑泉起至马步庄与襄垣县接境约阔“二、三、四、五里不等，约长十八里许”，又一股往东北自马跑泉起由牛侍村至磐石沟与武乡县接境约阔“六、七、八、九里不一，约长七十余里”[43]。顺治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未时，河南汤阴县大雨雹，“广数里，长数十里，麦与秋禾无遗者”[44]。康熙五十年四月，安徽盱眙县，冰雹“伤南乡六十里”[45]。康熙六十年七月二十七日，直隶永年县大雨雹，自阎村西南至邯郸，北至洺关，“伤稼五十余里，秋无寸粒”[46]。康熙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夜，浙江衢州西安县属乌石山对面风雪交加，大雨冰雹倾灌，雹击“带宽二、三里不等”，复向东北方延伸，处州属松阳县、绍兴属上虞县；余姚县、宁波属慈溪县、镇海县、定海县一带皆受雹击，“宽皆二、三里不等”[47]。乾隆二年闰九月初六日午刻，贵州安顺府冰雹“约长二十余里，宽三、四里”。郎岱冰雹“约长二、三十里，宽五、六里”。普定县冰雹，“约长三、四十里，宽七、八里”[48]。咸丰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陕西蒲城县西南乡大雨雹，“横五十里，纵百余里，厚数寸”[49]。这些都是发生范围较大的冰雹灾害记载。冰雹的发生，有时还会跨越州县的范围，在更大区域内肆虐。顺治七年，山西灵石、长治、长子、屯留、襄垣、壶关、平顺、陵川、榆社、和顺、沁州、武乡等十二州县皆遭冰雹袭击，各县分别奏称“一概田禾尽行打毁”，“不惟苗稼成泥，即房屋皆打毁，遍野啼号，秋成无收”，“树枝尽落，禽鸟皆毙，举目全是赤地，四郊尽作冰山，一茎不存，寸粒不收”。经统计，最终的受灾面积是一万二百八十八顷三十四亩七分六厘五毫二丝二忽，共粮七千九百三十二石二斗八升一勺七抄八撮，共粮银三万九千一百三十一两八钱九分三厘二毫九丝三忽四尘八沙[50]。乾隆十六年，甘肃、宁夏和青海三省相交地区，更是发生涉及27州县的大面积冰雹[51]。冰雹的破坏力，亦有相当明确的记载。顺治十五年三月，浙江鄞县大雨雹，“击死牛羊，桑叶尽折，蚕多饿死”[52]。顺治十五年五月十八日，五台县冰雹忽作，“於雹堆中发一牧童之尸，此亘古所未见之灾，视牛驴击死之地又寻常耳”[53]。康熙元年五月初四，直隶任丘县雨冰雹，“大如人首，击死二百余人，牛羊不计其数，田禾尽坏”[54]。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初二日，云南寻甸疾风自东过西，雷雹随之，“所经处虫鸟花蔬皆死”[55]。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初一日，贵州贵阳市，冰雹大至，禽兽人畜多有击毙，“雹如碗如盎至，小者亦如盂，或二三至四五六块不等，皆如胶粘，连续而下，顷时屋瓦尽碎，雨水泼流”；越一日“视山中树无皮，草无根，禽鸟无噍类。访闻周遭三十里同日被雹，伤人畜不知其数，亦非常灾异也。”[56]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福建建阳县大雨雹，“如万炮齐发，声势汹涌，大皆如拳、如盎、如峻岩石。……自县坊三桂里、考亭、溪南、水东、洋源等处，下至槎铺计十里许，数十村屋瓦碎成齑粉，而西向栋宇尤甚，其衣衾什物皆淋漓如覆舟后得之捞取者，然西向壁暨檐前石板点点有痕，深二三分。山上大木皆枝折叶飞，宿鸟尽死。修屋时，屋上瓦碎用铁锄由檐推下，如陡然坍塌，闻之无不震慄，东门、南门、小东门、小西门、登高山下两荒坪积破瓦皆高大如阜，洵千百年未有之异也。建阳雹灾唯此为最。”[57]同治十年三月十八日，湖北万年北乡与鄱邑连界一带，约二十里大雨雹，大如鸡卵，极大者重十二两，损坏民房无数，田间菜麦无收，“浅水内鱼虾俱被击死”[58]。冰雹往往会伴随着其他灾种（诸如水旱、雷电、地震、瘟疫等）同时发生，尤其是冰雹与地震同时发生的记载极为值得重视。笔者已经在很多史料中发现了冰雹之后再现地震的记载，但两者是否存在一定的征兆性关联，尚须进一步挖掘史料，以便为当今社会提供更多的借鉴。至于清代冰雹的救灾办法，因与水旱、蝗灾等灾害类似，照例是按照勘灾———赈济，或者边救济边奏闻的方式进行，并无不同，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极为宏富，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通过对冰雹资料的分析还可以发现，无论是方志碑刻，还是档案实录，均有一定的片面性，研究者切不可片面地过分依赖一种史料而否定另一种史料。对于目前学术界的某些倾向，这应该是很好的警示。

统计冰雹，本文所遵循的标准系以县和年为计量单位，即不论发生冰雹的次数和范围，每县每年度只记1次。对于并未详明何处发生雹灾的记载，则以“不详”代之。例如，顺治四年，河南“磁、陕、汝三州，武安、涉、新安、灵宝、伊阳、修武、武陟、镇平、太康、项城等县飞蝗为灾，兼冰雹风雨，平地水深丈许，庐舍漂没”[59]。因为本年度地方志不能协助确定各县情况，此处即以1次“不详”统计。由此可知，清代冰雹的发生量，是超过了本文所统计6404次的（见表1）。另一方面，清代的行政区域曾进行过调整，康熙六年七月，江苏由江南省分出，湖北由湖广省分出，甘肃陕西分出。此后，新疆、台湾、吉林、黑龙江等亦建省。本文依今人认知习惯，凡能确知其现今省份者，以今日省份计入，是故后文会出现宁夏、海南岛等省的统计。又为便于看清冰雹灾害的危害，在统计过程中，以初等、中等和特等对其进行区分，其判定的标准是，如果出现了动物和人员死亡记载的，归入“特等”。如果对冰雹后果进行了详细记载的，归入“中等”；又考虑到凡是上奏至中央、被录入到《清实录》和奏折中的雹灾记载，一般都是较为严重的灾害，故一并记入“中等”。凡是地方志中仅以“雹”相记载的，则归入初等。当然，以上只是一个相对大略的统计，并无绝对的区分。从上表中可以清晰看出，清代的冰雹灾害，以中等为主，占86%，其次是初等，占10%。特等冰雹灾害虽然危害较大，但所占比重较小，为4%。概括以上表格，可以绘出如下示意图：从示意图可以看出，清代的冰雹分布时段，以顺治、道光和光绪朝为多，康熙至雍正时期为最少，而乾隆至道光时期平稳上升的趋势相当明显。这一结论，恰与气候学者关于明清小冰川期的判断相吻合[60]。由于按朝年进行平均，难免会有一些误差，导致结论可能失真，下面再详细列出当时每年的发生情况：以上对清代268年的冰雹灾害做过统计，可以明显发现，按年次来说，年均40次可以看作一个分水岭，冰雹最为集中的时段为乾隆元年至乾隆十六年。尤其是乾隆十三年出现了冰雹记载103次的记录，其中江苏30州县，甘青宁22州县，山西15州县，陕西、浙江各8州县，安徽、广东各5州县，另外四川、广西、湖北、山东、直隶亦有冰雹发生的记载，可见这是一次遍布全国的大范围降雹过程。统计年代能看出其频次，统计地域分布则可以看出冰雹的普发地段：通过上图可以看出，我国华北的直隶、山西和山东，和西北的为陕西、甘肃（包括青海），是冰雹最为容易爆发的地区；浙江、湖广次之，江南及南方地区则更少一些。由此可以发现，清代冰雹灾害呈现出与水旱灾害完全不同的表现特征及规律，并非偏重南方而是偏重北方。关于清代冰雹的爆发时段，笔者亦做过统计：由上表可以看出，二月至八月是清代冰雹爆发的最集中时段，尤其是四月、五月和三月，高居前三位。如果按季节来进行归类，可做出如下示意图：从示意图可以看出，夏季冰雹爆发可能性最高，占全部比重的一半以上，其次是春季和秋季，冬季较少。而冰雹的爆发时段，正好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吻合，所以极易造成损失。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相关资料，以州县为单位，共统计出6404次冰雹灾害，年均23.9次。从分布朝年来看，以顺治、道光和光绪朝为多，乾隆至道光时期平稳上升的趋势相当明显，与气候学者关于明清小冰川期的判断吻合；从统计区域来看，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西至新疆、西藏、云南，东至台湾，涉及了全国所有的省区；从分布时段来看，包括了所有的年份和月份，可谓“无年无月无处无雹”。当然，以上只系初步分析，清代冰雹的相关规律性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