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质量与事务所规模关联解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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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关系的角度，探讨国际四大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是否提供了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及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做强做大战略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以期给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四大的竞争指明方向。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

DeAngelo（1981）在理论上证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他发现当被审计单位雇佣会计师事务所时，会计师事务所会产生巨大的启动成本，由此会获得具体客户的准租。准租作为机会主义行为的担保品，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低审计质量的服务时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意味着以客户数量衡量的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减少，因此会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Balachandran等（1987）认为审计客户会根据可观察到的审计产出来支付审计费用，这就使得客户会根据审计报告的质量来支付审计费用。因此，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获得更多的审计费用。Craswel（l1995）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八大比非八大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而且八大获得的审计收费溢价主要是为了补偿因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多付出的努力，并不是因为八大拥有较高的品牌声誉。Subramanyam（1996）通过检验不同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的可控性应计利润的差异，得出六大审计客户的可控性应计利润高于非六大审计客户的可控性应计利润这个结论。Lennox（1999）从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的角度证明了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Francis和Kriahnan（1999）认为与非六大相比，六大对审计客户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更大，这说明六大的审计质量高于非六大的审计质量。

（二）国内相关文献

原红旗和李海建（2003）以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组织形式和出资方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在控制住上市公司的财务特征后，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大小和组织形式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并无明显区别，得出审计意见与规模和组织形式不显著相关的结论。漆江娜等（2004）发现规模较大、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更加偏爱四大并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同时，经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更低，这说明四大比非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刘峰等（2007）以审计意见类型、可操控性应计和会计盈余持续性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都证实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显著高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而采用会计稳健性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是四大的审计质量比非四大还低。刘文军等（2010）以发生财务舞弊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这两个角度分析了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提供审计质量的差异。研究发现，在专业胜任能力方面，国内十大弱于国内非十大，而在独立性方面，国内十大却强于国内非十大。郭照蕊（2011）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对四大与非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并没有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有些年度，四大的审计质量甚至比非四大还低。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论证了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尤其是在实证方面，国外学者采用不同的替代变量来衡量审计质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情况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进行详细的划分，把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划分为国际四大、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考虑到国际四大相较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所具有的声誉优势和官方背景等特殊之处，本文拟分别研究国际四大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和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

研究假设

由于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众多的审计客户，因此就会比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多的未来准租收入。而一旦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声誉就会受到损害并且会失去与客户相联系的准租收入（DeAngelo，1981）。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一般都会保持较高的审计质量。国际四大在注册会计师行业可以说是大所的代名词，在其进入中国审计市场的这些年来，凭借其良好的声誉、专业的服务和较大的规模一直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青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非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国际四大在进入中国审计市场的早期，一般都选择与财政部下属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这样国际四大在中国就有了官方色彩。在此之后，我国政府颁布了许多政策都有意向国际四大倾斜，比如：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公司以及在证券市场上再筹资的公司都需要国际四大对其进行补充审计，基础性产业必须由国际四大进行审计等。虽然这些政策在近年已经被废除，但是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这也就使得拥有官方背景的国际四大明显区别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而且，在投资者眼中，国际四大和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品牌声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而这种品牌声誉的差距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对审计质量的非理性认识。因此，有必要剔除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来单独研究不同规模的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差异。根据财政部历年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2002—2010），普华永道一直稳居第一，可以说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高于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的审计质量（王兵等，2011）。如果定义普华永道为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那么可以提出如下假设：H2：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高于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的审计质量。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最近一次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是在财政部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倡导下发生的，主要是为了提高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和职业声誉，以期帮助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缩小与国际四大在业务执行和品牌声誉方面的差距。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的披露，在2007—2010年间进行合并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就有12家，而且在《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中，名列前茅的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几乎都是经过合并建立的。因此，这也支持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高于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这个论断。由于国际四大相较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所有权性质和品牌声誉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因此，本文拟剔除国际四大来单独研究我国不同规模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0年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剔除一部分样本，最终得出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是2008年1417家；2009年1429家；2010年1447家，总共4293家。其中，剔除的样本包括：1.金融类企业；2.2008—2010年各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3.ST或PT的上市公司；4.财务数据异常或缺失的上市公司。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部分需要补充的数据从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监会网站得来。本文使用Excel软件和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二）模型的建立

会计师事务所一旦发生审计失败，就有可能被利益相关者起诉。如果法院判决会计师事务所败诉，会计师事务所不仅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而且其品牌声誉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为了避免审计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注册会计师必然会在执行审计业务的过程中更加小心并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还会强制地要求被审计单位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及时地确认“坏消息”，以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所以，经审计过的财务报告可以看作是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结果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经审计过的财务报告的稳健性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而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就可以间接地转化为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稳健性程度的影响。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笔者借鉴刘峰和周福源（2007）的方法，在BallandShivakumar（2005）的模型中加入了会计师事务所类型这个哑变量，其表达式如下：ACCit=α0+α1DCFOit+α2BIG4+α3DCFOit×BIG4+α4CFOit+α5CFOit×DCFOit+α6CFOit×BIG4+α7CFOit×DCFOit×BIG4+ε模型（1）ACCit=α0+α1DCFOit+α2BIG1+α3DCFOit×BIG1+α4CFOit+α5CFOit×DCFOit+α6CFOit×BIG1+α7CFOit×DCFOit×BIG1+ε模型（2）ACCit=α0+α1DCFOit+α2BIG10+α3DCFOit×BIG10+α4CFOit+α5CFOit×DCFOit+α6CFOit×BIG10+α7CFOit×DCFOit×BIG10+ε模型（3）ACCit为因变量，表示i公司t年的应计项目除以t-1年的总资产，应计项目等于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净现金流量的差。BIG4、BIG1和BIG10为自变量，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类型。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BIG4为1，否则为0；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普华永道，BIG1为1，否则为0；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国内十大，BIG10为1，否则为0。CFOit为i公司t年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除以t-1年的总资产；DCFO为虚拟变量，若CFO小于0，DCFO=1，否则DCFO=0。CFO×DCFO是交互项，如果存在会计稳健性，α5为正。CFO×DCFO×BIG4、CFO×DCFO×BIG1和CFO×DCFO×BIG10是交互项，用于衡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情况。根据本文的假说，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出于品牌声誉和诉讼风险等方面的考虑，会强制要求被审计单位及时地确认“坏消息”。因此，经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告的稳健性程度就越高。所以，预期α7为正。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表1中，ACC的均值为-0.01375，中位数为-0.01934，二者比较接近，表明该变量的分布比较均匀。CFO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较大，表明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该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为正数，表明多数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都为正数，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好。DCFO的均值为0.206382，表明大约有20.6%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数。BIG4的均值为0.069182，表明在我国审计市场上，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较少，仅占整个市场份额的6.92%。在表2中，ACC的均值和中位数比较接近，而且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也较小，表明该变量的分布比较均匀。CFO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为正数，表明由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多为正数，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好。DCFO的均值为0.117845，表明大约有11.78%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数。BIG1的均值为0.397306，表明在国际四大中由普华永道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由其他三家总共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相差不多.在表3中，ACC的均值和中位数比较接近且都为负数，表明该变量的分布比较均匀。CFO的均值和中位数也比较接近但都为正数，表明由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多为正数，大多数的公司经营业绩良好。DCFO的均值为0.212963，表明大约有21.3%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数。BIG10的均值为0.46021，表明由国内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由国内非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差不多，国内十大的规模远大于国内非十大。

（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

在表4中，CFO×DCFO与CFO的相关系数为0.882，超过了0.5，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共线性问题，这可能是由于CFO×DCFO是由CFO和DCFO相乘得来的。同样，BIG4×CFO和BIG4的相关系数为0.675，CFO×DCFO×BIG4与BIG4×DCFO的相关系数为-0.707，都超过了0.5，可能也是上述原因造成的。在表5中，ACC与CFO、DCFO、CFO×DCFO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5、0.534和-0.613，均超过了0.5，表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共线性问题。CFO×DCFO与CFO、DCFO的相关系数都超过0.5，这可能是由于CFO×DCFO是由CFO和DCFO相乘得来的。CFO×DCFO×BIG1与BIG1×DCFO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5可能也是由于上述原因。在表6中，CFO×DCFO与CFO的相关系数为0.888，超过了0.5，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这可能是由于CFO×DCFO是由CFO和DCFO相乘得来的。同样，BIG10×DCFO和DCFO的相关系数为0.617，CFO×DCFO×BIG10与BIG10×CFO的相关系数为0.67，都超过了0.5，可能也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它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

1.国际四大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表7中，模型（1）的拟合优度为0.289，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数值为-0.549，表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企业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的回归系数为0.396，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也就是说“坏消息”比“好消息”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表明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BIG4×CFO的回归系数为0.06，但是却不显著，表明四大审计的公司没有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及时的确认。CFO×DCFO×BIG4的回归系数为-1.13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好消息”相比，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并没有对“坏消息”进行更加及时的确认，这说明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国际四大并没有提高其审计的公司的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由此可以判断，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具有较高品牌声誉的国际四大并没有提供比非四大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这与假设1的论断相反。2.国际一大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表8中，模型（2）的拟合优度为0.574，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数值为-0.465，表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企业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的回归系数为0.71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也就是说“坏消息”比“好消息”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表明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BIG1×CFO的回归系数为-0.046，但是却并不显著，表明普华永道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BIG1的回归系数为-0.266，但是却并不显著，这表明与“好消息”相比，普华永道审计的公司并没有对“坏消息”进行更加及时的确认，普华永道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比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进而说明不同规模的国际四大所的审计质量之间并不存在差异，这与王兵等（201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并不是决定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该研究结果不支持假设2。3.国内十大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表9中，模型（3）的拟合优度为0.283，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数值为-0.632，表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企业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的回归系数为0.472，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也就是说“坏消息”比“好消息”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表明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BIG10×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内十大审计的公司没有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及时的确认。CFO×DCFO×BIG10的回归系数为-0.111，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好消息”相比，国内十大审计的公司并没有对“坏消息”进行更加及时的确认，国内十大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进而说明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低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这与假设3的论断相反。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本土大所并没有提供比本土小所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并不是决定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以我国审计市场为研究样本，国际四大审计客户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甚至比非国际四大还低。在剔除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而单独研究国际四大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时，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低于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的审计质量。同时，在剔除国际四大而单独以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为研究样本时，国内十大并没有提供比国内非十大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综上所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并不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针对得出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国内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减少和避免因国际四大的高品牌声誉而对其产生的盲目崇拜；其次，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整合内部资源，改善经营管理水平，以期真正提高审计质量；最后，我国应该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大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不足。由于审计质量不能直接衡量，本文就只能采用会计稳健性这个间接指标来衡量审计质量，而且使用会计稳健性衡量审计质量的科学性和由此得出结论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在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划分上，本文将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划分为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这种划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检验。（本文作者：宋英慧、张庆洋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山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