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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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鉴于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社区所处的弱势地位，本文探讨了社区、旅游社区以及增权、社区增权、旅游社区增权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旅游增权对象、增权途径以及研究方法，并归纳整合，指出目前旅游社区增权研究在理论、研究方法和实际应用三方面的不足，以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即构建本土化增权模式和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

旅游业，增权；社区参与；社区增权；旅游社区增权

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研究背景随着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凸显和重大国际旅游会议的陆续召开，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已势在必行，而旅游社区居民的参与相应的成为促进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1997年6月，由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颁发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应将居民作为关怀对象，并把居民参与当作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1］．社区增权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和可持续旅游发展三者的联系是:社区参与是实现区域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社区参与在理论基础和可操作性上均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社区增权细化了社区的诉求，补充和完善了社区参与理论，提升了社区参与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因此，基于社区增权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社区参与的纵深发展，为实现区域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可能．

1.2研究意义中外学者对于社区增权的意义表现出较强的趋同性，如Akama［2］、Pearce［3］、Sutawa［4］、左冰［5］在相关研究中都对旅游社区增权的意义有所说明:增权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有利于形成新的均衡的权力关系，平衡、实现利益相关者各方的诉求，确保最终实现区域可持续旅游发展．Coria和Calfucura［6］在回顾、梳理生态旅游社区成功与失败的基础上，强调土地所有制和社区增权在提高土著居民参与旅游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牛然和李学东［7］在生态旅游研究中指出社区参与和利益分享尤其应受到重视，只有实现多方参与和利益共享才能使当地的生态旅游持续发展下去．本文通过社区、旅游社区以及增权、社区增权、旅游社区增权概念分析，综述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旅游增权对象、增权途径、研究方法，分析目前旅游增权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深入开展社区参与、旅游增权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2社区增权理论回顾

2.1内涵、外延

2.1.1社区和旅游社区1887年，弗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出版《社区与社会》(CommunityandSociety)一书，标志着社区的概念开始进入学科研究视野．社会学家乔治•希拉里［8］对社区概念的统计研究表明，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社区概念的界定多达90多种，其中69种都将地理范围、共同纽带和社会交往作为构成社区的三大要素．在现代社会，对社区的定义依然众说纷纭．目前大家一致认可的社区概念是: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9］．专家对旅游社区概念的讨论涉及较少．孙诗靓［10］认为旅游社区是单一或同时满足旅游者需求或社区就业需求功能的一种社区类型，是旅游地的社区化或是社区在旅游介入和发展过程中形态或功能旅游化的产物．旅游社区是社区的一种类型，但并非所有社区都是旅游社区，只有当一个社区在旅游介入和发展过程中形态或功能旅游化时，它才属于旅游社区．

2.1.2增权国外学者对增权理论的研究较早，且对增权的概念观点不一．Zimmerman［11］指出增权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指向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Herbert-Cheshire［12］认为增权是“人们在不受任何行为限制的情况下，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进而提高其个人能力的过程”．增权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可以给予的东西，增权过程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增权最核心的含义不是外在的给予或允许，而是对内在的能力的确认和自立自强的行动［13］．此外，国内学者对其概念也进行了探讨．吕秋琳［14］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增权并非赋予个体权力，而在于挖掘或激发个体的潜能，恢复被剥夺的个体的尊严和自由．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增权的概念尚未统一，但是学者们的观点都折射出了“权能”的重要性，并且从增权主体自身和外部力量的角度指出增加权能的方式、方法．增权不能仅靠外部干预或者是个人意识的提高，必须“内外兼备”、同时满足着两个支撑点，即外部力量的推动以及内部自我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社区增权，而自我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是前提．

2.1.3社区增权社区增权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社区研究中盛行．西方国家对社区增权理论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理论探讨阶段和实证研究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该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理论渊源以及社区增权必要性的探究;第二阶段主要是围绕增权模型的建构和应用进行．我国对社区增权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社区增权理论的梳理和综述;二是对本土化增权模式的探讨，具体体现在对妇女、农民工和青少年等弱势群体增权途径的探索．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社区增权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且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社区增权的概念仍然没有定论．纵观研究成果，可以肯定的是该理论是增权理论在社区领域的延伸和应用，强调维护社区的权益，实现社区权益最大化．

2.1.4旅游社区增权旅游社区增权是增权理论在旅游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该理论又是社区参与旅游呈现出诸多局限性、研究进入整合阶段的产物．Scheyvens［15］于1999年在生态旅游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旅游增权理论，并将增权的受体界定为社区．Sofield［16］在Scheyvens四维增权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旅游社区增权理论，以所罗门群岛和斐济旅游为案例地探究社区参与旅游局限性的原因，同时指出了社区增权的必要性．左冰和保继刚［17］首次将社区增权理论引入到我国的旅游研究中，并指出增权是由权利、无权、去权以及增权等核心概念构建起来的，并分别解释了它们的概念，并强调权力和权能是增权理论的基础概念．王会战［18］则将增权理论看作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一个目标或心理状态、一个发展过程、一种介入方式，其实质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旅游社区增权理论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指出突破社区参与局限性的有效措施．换句话说，社区增权的实现为社区居民更有效地参与旅游发展提供了权力保障．但是，国外研究成果侧重于旅游增权的对象是社区，而国内则更倾向于个人增权．个人增权和社区增权是相辅相成的，应该讲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为社区居民更有效地参与旅游发展保驾护航的目的．因此，本文认同张彦［19］的观点，即旅游社区增权是指在既定权利规定不变的情况下激发社区居民的潜在优势，提高其对内外环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然后在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资源控制力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扩大居民的权利，推动居民权利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

2.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内容基于旅游社区增权理论的产生背景，以下对社区参与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和梳理。Murphy［20］首次从社区的角度探讨了旅游开发与规划，并进一步提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决策可以减少社区居民对旅游的反感情绪和冲突．自此，“社区参与”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并逐渐成为衡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社区参与的内容基本集中在经济、政治、环境、文化这四个层面．Tosun［21］指出社区参与主要体现在参与旅游地的发展决策和参与旅游收益分配两方面，前者实际上是社区参与的内容和手段，后者才是社区参与的目的．王林［22］则倡导社区直接参与到旅游开放与规划中去，增加了对居民生活本来面貌的“人本主义”考虑．刘云［23］认为社区主要从经济、政治、环境和文化这四个方面参与旅游发展，并概括性的指出了各自的实现方法．左冰［24］认为社区参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或技术过程，而是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取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权的过程，要深入理解政治以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性．

2.3旅游社区增权对象增权对象的研究探讨的是“对谁增权”的问题．增权理论最早诞生于社会工作领域，事实上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工作批判性反思的结果［25，26］．目前，国内增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妇女、老年人以及青少年学生，从多个角度出发探讨弱势群体的增权途径．然而，国内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的增权对象的研究均较少，最多是在社区参与或者社区增权相关文献中有所提及，且集中在妇女增权的角度．张一恒［27］从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角度指出，社区居民内部参与的矛盾已经成为社区居民顺利全面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条件，这些矛盾主要是指:社区妇女的传统责任和任务与妇女参与旅游之间的矛盾、社区男子对妇女参与旅游的态度与妇女自身参与意愿之间的矛盾．Ferguson［28］对旅游和“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聚焦性别平等和妇女增权问题，指出旅游为妇女增权提供了可能．可见，距妇女全面参与旅游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而鉴于妇女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主力军的地位，因此，妇女应是旅游社区增权的重点研究对象．

2.4旅游社区增权途径目前，有关社区增权途径的研究基本划分为两个派别，即三个层面的增权途径和斯彻文思四维增权途径．其中三个层面通常指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个人增权(personalempowerment)、行政性增权(empowermentthroughadministration)和政策性增权(empowermentthroughpolicy)3种形式［29］;四维增权途径是指Scheyvens［15］在生态旅游研究中提出的包含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四个维度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西方的增权途径主要集中在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两个方面．随着增权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兴起以及中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学者王宁［30］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制度增权，认为仅有社区居民个人的识别能力或自我保护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套正式的制度来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而且只有国家才有能力供给和保障这样的环境．赵芳梅和李华［31］在分析了镇北堡西部影城景区周边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后，从个体增权、社会增权、制度增权三个层面提出了促进社区增权的建议．于萍［32］认为个人增权是社区增权的核心;社会增权是社区增权的基础;制度增权是社区增权的保证．实证研究方面，保继刚和孙九霞［33］注意到云南梅里雪山雨崩藏族村，从村民自发参与到社区集体参与过程，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部分政治增权，创新了社区参与旅游和自我增权的路径和选择．惠红和杨梅［34］认为社区增权的机制包括:成立社区参与服务的组织;提供专门的资金支持;建立良好的评价系统．滑海［35］把社区参与扩展到社区增权的层面，并从政治增权、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三个维度详细指出了相关措施．此外，潘植强等［36］在以往制度增权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自主增权的重要性，并就如何将制度增权和自主增权相结合展开了讨论，为实现旅游社区增权的途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2.5旅游社区增权研究方法旅游社区增权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结合实证研究，辅以问卷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和访谈法等具体方法．

2.5.1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是用书面形式间接搜集研究资料的一种调查手段．一般地，旅游社区增权问卷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景区调查、社区居民增权感知调查以及游客体验调查．陈志永等［37］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样本地，借鉴雅克松关于旅游者空间划分的标准，将样本地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和外围区，分别发放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调查问卷，以此进行民族村寨旅游地社区增权的空间分异研究，并对其空间分异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分析．

2.5.2对比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是通过两两比较来发现或凸显其中一方存在的问题，使后期的评估更加有效和可靠，同时可为弱势一方提供相关指导．在社区增权的相关研究中，该方法能够使增权不足和去权问题更加清晰明了．盖媛瑾等［38］以斯彻文思提出的面向社区的增权框架为依据，借鉴Ap［39］的旅游影响评估体系对贵州天龙屯堡和朗德苗寨两地不同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下社区经济增权差异进行对比分析．车慧颖［40］通过海岛社区旅游增权评价体系对青岛市灵山岛社区、田横岛社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对比分析法分析了二者的旅游增权现状，进而提出海岛社区旅游增权的措施．

2.5.3统计分析法统计分析法是借助统计学的软件支撑或模型方法对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郭文［41］采用定量分析法研究了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的轮流制模式及其社区增权效能．赵芳梅等［31］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四个方面对镇北堡村的增权现状进行调查分析．Boley［42］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社区居民在心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增权感知进行了验证．

2.5.4访谈法访谈法是指通过访谈者和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来了解受访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Duffy等［43］通过访谈多米尼加国12个沿海社区的个人、夫妻和小组，探究该国旅游区妇女就业是否影响性别意识形态的问题，最终肯定了当地旅游区妇女就业影响了性别意识形态这一判断．

3存在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

3.1存在问题总体而言，社区参与旅游中的社区增权研究起步晚，所拥有的文献数量和学术成果尚少，研究的层次尚处于初级阶段．较多的只是将旅游增权理论单纯运用于实践中，对旅游增权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还比较薄弱，而运用定量方法对旅游增权的研究也仅仅是初步的尝试．1)理论研究不足．基于本土案例的研究多为实证研究，理论上没有升华，社区同质化严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缺乏对社区类型、社区旅游参与阶段的划分，忽略了居民群体的差异性．增权不是“一股脑”、“整齐划一”的赋予居民权力，而是根据不同社区、不同旅游参与阶段的实际情况，按照各自所需“投其所好”．只有这样才能既满足居民的增权诉求又不会造成权力浪费．此外，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缺乏对旅游增权对象的专门、系统的研究，即解决旅游社区增权具体“对谁增”的问题．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妇女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除了满足妇女在旅游发展中的诉求，还应该不断完善其他弱势群体，诸如青少年、老年人等群体的增权问题．2)研究方法单一．有关旅游社区增权的研究多是结合实证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而定量研究不足．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内涵、增权内容和途径、社区居民增权感知、以及具体案例地居民增权的现状等．3)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目前关于旅游社区增权的研究基本沿袭西方的研究框架，对本土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案例的堆积，缺乏总结和归类，势必造成对于同一类旅游社区增权的重复研究，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同景区的增权现状各有不同，不能简单、笼统的概括出增权途径，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细化解决措施，强调措施的可操作性．

3.2未来发展趋势1)本土化增权模式的构建．截至目前，学者们多将研究视野集中在具体案例地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千篇一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制度障碍，面对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条件，大多数学者表现出无能为力．然而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王亚娟［44］将制度增权划分了4种类型，即正式制度直接增权、正式制度间接增权以及非正式制度直接增权、非正式制度间接增权，并分别讨论了制度缺失和制度失灵两种社区参与旅游的缺权状态，探索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下可行的制度性增权途径．然而，制度增权的相关理论完善工作有赖于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和总结．2)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是根据社区增权的影响因素建立起来的，用来评价案例地增权现状以及提出增权对策的系统性评估手段，它对改善增权现状、落实增权实效的具有方向性指导作用．评价指标体系与统计分析法的结合使用，使分析范围更加全面，数据结果更加可靠，相应地，增权对策也更加具有针对性．

作者：丁敏 李宏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