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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公布的2009—2014年1月入境旅游人数规模排名,中国的主要入境客源市场以韩国、日本的入境客源数量最多,其次是美国、俄罗斯。在与中国接壤的陆地国家中,向中国输入客源的国家排在前18位的有俄罗斯、蒙古、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等。与中国接壤的其他陆地国家来华旅游人数并未因为地理距离相近而增多。1997—2012年期间,中国的入境客源市场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亚洲入境客源市场规模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各洲,入境游客从428.17万人次增加到1662.22万人次;非洲入境游客从4.91万人次增加到52.49万人次;欧洲入境游客从201.83万人次增加到594.82万人次;拉丁美洲入境游客由7.66万人次增加到35.31万人次;北美洲入境游客从79.05万人次增加到282.64万人次;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入境游客从19.35万人次增加到91.49万人次。从规模角度看,亚洲的客源市场在六大洲中所占比例高达61%,是中国的主要客源市场;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的客源较少,所占客源市场比例为6%;欧洲及北美客源市场规模居中,分别为22%和11%。在总体旅游态势发展良好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旅游发展仍“局部多云”。受政治关系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游客的签证制度严格,且对华输出客源数量减少;南海问题和中越关系紧张对东南亚旅游有所影响。
2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空间现状特征
2.1东北亚:海陆有别,接壤三国差异大从入境客源市场规模角度看,中国与东北亚邻国呈现“两极分化”局面。海上邻国韩国和日本对华的客源输入长期位于第一位和第二位,而陆地邻国则出现“俄罗斯常年领先,蒙古逐年增加,朝鲜尴尬垫底”的现状。日本入境游客从238.57万人次增加到351.8万人,韩国入境客源市场从167.88万人次增加到406.9万人次,俄罗斯入境客源市场由119.62万人次增加到242.6万人次,蒙古入境客源市场从38.71万人次增加到101.1万人次,朝鲜入境客源市场从7.71万人次增加到18.06万人次。2009年以来,俄罗斯的对华客源输入与美国不相上下,居于第三位或第四位;蒙古国从2009年的第十一位逐年提升到2013年的第六位,2014年略有下降,为第八位。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分析俄罗斯对华客源输入表明,俄罗斯与中国的跨境旅游合作受双方政治、经济和国内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波动的特征[1]。在时间上,双边跨境旅游合作经历了1980—1988年的缓慢增长阶段、1989—1998年的波动增长阶段、1999—2008年的持续增长阶段,2009年—至今的恢复增长阶段。从最初不足4%的客源市场比例且多为经商人员到如今俄罗斯游客占入境客源市场的10%,俄罗斯对华旅游合作在波动中不断恢复和增长。在空间上,俄罗斯对华客源输入多集中在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份,新疆和海南也吸引了众多俄罗斯游客,海南省的第一大入境客源国即为俄罗斯。自1998年以来,中俄围绕旅游合作签订了许多条约与细则,为推进双方的旅游合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2012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俄罗斯旅游年”,2013年俄罗斯成功举办了“中国旅游年”。目前,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的成熟线路从5—8日不等,经典线路有“莫斯科圣彼得堡金环三镇8日游”、“俄罗斯滑雪6日游”、“牡丹江—绥芬河—海参崴异国风情4日游”、“俄罗斯休闲贝加尔湖6日游”、“北京—莫斯科—圣彼得堡7日游”、“莫斯科、圣彼得堡、金环三古镇8日深度游”等,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二大海外客源国。1992年,内蒙古自治区了《中蒙多日游暂行管理办法》,规定了中蒙3—7日的旅游线路4条[2]。中蒙跨境旅游主要围绕蒙古的乌兰巴托等城市展开,旅游线路也不断丰富多样。截止2014年形成了多条经典旅游线路,三日游有“乌兰巴托—特尔勒吉”、“乌兰巴托—温度府草原体验骑马”;四日游有“乌兰巴托—南戈壁沙漠”、“乌兰巴托—克日伦河源自架车休闲”;五日游有“乌兰巴托—哈勒和林”、“乌兰巴托—库苏古尔湖”;六日游有“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等。中朝旅游合作始于1985年辽宁省丹东组织的赴朝旅游,现已形成一日游(如朝鲜新义州一日游)、三日游、四日游(如平壤开城板门店—三八线—妙香山登山)、五日游、六日游(如平壤、板门店、开城、金刚山六日游)、八日游(如丹东—朝鲜—新义州—平壤—开城与妙香山—北京—丹东)等旅游线路,随着合作的加深,国内增加了从北京、上海—沈阳—丹东的赴朝旅游线路。尤其是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已开发20余条旅游线路。2011年,朝鲜正式向中国开放自驾游,东亚第一条沟通三国的中俄朝环形旅游线路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3]。
2.2中亚:哈萨克斯坦一枝独秀2000年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跨境旅游合作不断加强,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双方的旅游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2004年,中亚代表在国际旅游城市市长大会上呼吁各方加强旅游合作;2005年,我国同乌兹别克斯坦签订了《中国国家旅游局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游公司旅游合作协议》;2006年的欧亚经济论坛上,如何开发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各国的旅游资源成为主要议题之一;同年,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在内的旅游城市市长聚首喀什,探讨如何发展旅游经济、合作开发新市场[4]。在中亚与中国接壤的三个陆地邻国中,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旅游合作从数量和质量上高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在三个陆地邻国中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跨境旅游合作属初级阶段。从2012年开始,哈萨克斯坦在中国的入境客源市场规模排名中居第十八位,而这主要得益于哈萨克斯坦本身对旅游的重视。早在1993年,哈萨克斯坦就加入了世界旅游组织并制订了发展旅游业的国家规划,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宏伟壮观的自然景观,加之作为“欧亚大陆桥”中转站的区位优势,赋予哈萨克斯坦发展旅游以良好的基础[5,6]。目前,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跨境旅游线路以新疆到哈萨克斯坦和北京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的“四国打包游”为主。
2.3南亚:仍待发掘的市场中国—南亚跨境旅游合作以中印旅游合作为主体。从2001—2008年,中国游客前往印度旅游人数一直呈增长态势。2002年12月,中国国家旅游局与印度旅游部就中国公民组团赴印度旅游签署谅解备忘录。2004年,印度旅游局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并在各大景点将中文设为优先语种。随着印方在中国各种旅游促销活动的进行,中国与印度较热门的跨境旅游线路有印度金三角(新德里、风之宫殿、阿拉格红堡)7日游以及和尼泊尔联合的旅游线路———印度—尼泊尔9日游等。印度泰姬陵、尼泊尔的帕坦王宫等都是中国游客南亚旅游的热门选择。而从西藏到尼泊尔的奇达旺国家公园、巴克坦布等景点也成为热门的“巅峰穿越之旅”[7,8]。据印度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表2),2001—2012年印度入境游客总人数中,中国游客所占比例仅从0.74%增长到2.57%,中国并不是印度的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国,且实际排名远不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根据印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印度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中排名第十三(2008年),远低于美国、日本等距离印度较远的国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表3),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中印度游客数量从15.94万人次增加到61.02万人次,所占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比例由1.42%增长到2.24%。印度客源市场虽逐年增加,但在整个中国入境客源市场中的印度客源市场所占比例仍过小。
2.4东南亚:互动频繁,彼此拉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已是彼此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是我国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其次是越南、菲律宾、印尼,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文莱旅游的游客规模仍较小。中国已成为越南和泰国最大的客源国、新加坡的第二大客源国和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客源国。中国与越南等邻国的跨境旅游合作尤其在边境地区的跨境旅游合作得益于大湄公河区域的开发。自1992年开展合作以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入境旅游人数呈增长趋势。2000年以来,东南亚各国成为中国内地和云南省最主要的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其中次区域五国占云南省接待东南亚各国旅游人员总量的60%—70%。目前,乘坐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邮轮游览老挝、泰国,从广西、海南到越南的海上旅游已成为热门线路。广西开通的防城港至越南下龙湾的海上旅游航线,成为中国通往越南下龙湾距离最近、最快捷的海上跨国旅游航线;海南三亚也开通了至越南海上邮轮边境旅游线路。中国游客到东南亚的常规旅游线路如“越南+柬埔寨8日游”、“越南芒街、下龙湾、河内、西贡、富国岛7日游”的精品旅游线路在中国旅游市场成为热点[9]。但在旅游合作的同时,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趋向激烈,而美国“重返亚太”,利用东盟对抗中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动作频频,使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地缘关系尤其是旅游合作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3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发展影响因素
3.1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政治环境友好与否影响到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难易和旅游客源地的出游意愿。良好的政治互动将会创造更多便利的条件,更好地促进双边跨境旅游合作。仅就签证的免签与否,对缩短游客的心理出游距离就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成为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重要旅游客源地就得益于两国对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证。旅游目的地的政治环境稳定与否更是影响旅游合作的重要因素。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治安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对跨境旅游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
3.2地缘经济因素旅游业是关联性极强的产业,对经济带动作用极强,同时受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也很显著。地缘经济因素的影响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者的可支配收入。良好的经济基础可支持完善的基础接待设施建设,对缩短游客周转时间有着明显的影响。发达的经济增加了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出游行为更易实现。
3.3地缘文化因素旅游目的地对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力以及客源地对异元文化的向往影响着跨境旅游的实现。旅游目的地对外具有较强的文化包容力,有利于吸引外来游客进入,并不断融合形成独特的文化特色;而客源地对异域文化的向往会产生巨大的推力,促使游客做出跨境旅游行为。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似性对促进双边旅游合作,共同开发旅游产品有极大的帮助。俄罗斯与中国在红色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双方合作开展的“红色旅游”———访问列宁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取得了初步成功。
3.4旅游者个人因素可自由支配收入、闲暇时间、出游意愿是影响旅游需求市场的主要因素。经济发达与否影响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收入,而闲暇时间在旅游者出游意愿最终实现中扮演着与可支配收入同等重要的角色。在可自由支配收入相同的条件下,闲暇时间将成为影响出游意愿转变为显示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刺激旅游需求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完善休假制度,保障人们的闲暇时间。
4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发展的未来态势与对策
4.1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旅游发展的未来态势短期“局部多云”,远期前景广阔: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旅游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断推进强化。由于政治争端造成的合作受阻只是暂时的,出于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未来双方的跨境旅游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政治上,睦邻友好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旅游业的发展将促进双方民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会反作用于国家的政治友好交往;经济上,跨境旅游合作将带动工业、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一大批产业的不断发展,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效应,对带动一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文化上,中国与各接壤国家的文化具有互补性,文化上的差异性将吸引双方游客进行跨境旅游。因此,跨境旅游虽在短期内蒙受政治争端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其经济效益在长期发展中将得以彰显[10]。边境旅游潜力巨大,开发日渐深入:边境旅游是利用边境口岸开放与交通条件对边境的资源加以利用,使其成为旅游资源,在两国边界线附近展开旅游活动。“二战”之后,欧美发达国家陆地边境地区经济繁荣,促使边境优势理论诞生。边境优势理论认为,边境地区具有两重性,对国家内陆地区是一种需求所在地,而旅游作为经济、文化交流行为,可使人们更方便地认识异于自身以外的事物,而边境地区独特的人文和绚丽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旅游者的好奇之地。边境地区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统治的末端,也是对外开放的前沿。从旅游者心理学角度出发,旅游者都有求异求新的心理,边境旅游既能满足旅游者对休闲娱乐的需要,也满足了其跨越国境、“出国旅游”的心理需要;边境地区是两国的交界地带,旅游者甚至可以一脚跨越边境,交通距离和心理距离都相对较短,容易成行。从经济开发角度,边境地区多因交通不便而相对封闭,经济落后,边境旅游可作为扶贫开发的一种模式,而且边境旅游开发将会带动一批新的产业开发和发展,餐饮、住宿、娱乐等产业将随之兴起,各产业部门将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对当地劳动力的吸纳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从资源角度来看,中俄、中越的边境地区有连片的旅游资源,双方将共同开发资源,既保证资源的完整性,又可提高旅游资源的价值,使其在旅游活动中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边境线长达2万km以上,与俄罗斯、朝鲜、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接壤,绵长的边境线给我国边境旅游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中俄、中朝、中越边境都已开发了较成熟的边境旅游产品,因此边境旅游将在跨境旅游合作中承担起不可替代的角色[11]。合作不断深入,无障碍旅游将见成效:跨境旅游的深入不仅是旅游产品形式的多样化,还有跨境旅游质量的不断提高。自1992年开展合作以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旅游业得到了较快速发展,入境旅游人数呈增长的趋势。新世纪,东南亚各国成为中国内地和云南省最主要的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其中次区域5国占云南省接待东南亚各国旅游人员总量的60%—70%,且逐年上升。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无障碍旅游提供了重要平台,无障碍旅游在中国—东南亚国家更易见成效。随着跨境旅游合作的不断深入,合作双方将在无障碍旅游方面有所深入。无障碍旅游主要是指合作双方共同努力,缩短游客的心理感知距离。无障碍旅游涉及的国家能在合作范围内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方便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集散。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无障碍旅游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平台。该组织使参与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西南部能更好地探讨湄公河区域的旅游资源开发,保证了湄公河次区域旅游资源的完整性,提升了整个地区的旅游价值[12]。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空间格局发生变化:目前我国的主要客源市场集中在东北亚的俄罗斯、韩国、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越南等国,南亚的印度,中亚地区尚属薄弱环节。同时,我国的主要出境旅游目的地以东南亚、东北亚为主,南亚和中亚地区仍未成为国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旅游产品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旅游线路在不断丰富和成熟的同时也在从自己的探索期、成长期不断走向成熟期,如果进行丰富和完善一定会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游客市场规模,反之则会走向衰退;而南亚和中亚旅游市场的旅游产品正处在探索成长阶段,通过良好的市场宣传、目的地的科学规划开发、基础设施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将会迎来快速成长阶段,并成为我国游客出境旅游的一大选择。我国旅游企业可借此机会通过注册公司、投资开发等方式率先进入旅游目的地。中国周边国家跨境旅游空间格局将会从东北亚、东南亚向南亚、中亚转移,客源市场空间格局将有所变化。
4.2推动跨境旅游合作的建议与对策政府在合作中的宏观主导角色不可缺失:政府是跨境旅游合作的主导力量,跨境旅游的特殊性在于其合作领导的非唯一性和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缺失。跨境旅游涉及主权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合作,没有权力机构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因此,跨境旅游合作需要合作双方的政府进行良好的沟通,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共同磋商和制定有利于双方旅游合作的方针政策。出入境方面,适当放宽知名景区景点所在地的签证规定,协商实现免签,设立并逐步确认增加办理落地签证的城市,减少出入境旅游的繁琐程序,加快游客出入境速度;双方互办旅游年,为双方的旅游信息提供展示平台;定期举办旅游会议,合作双方共同开发旅游资源。必要时,设立跨国监管机构,用以监督管理跨境旅游市场,主要职能是处理跨境旅游的游客投诉,责令有关企业予以答复和整改,收集跨境旅游客源市场动态信息,针对现实需要,拟定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跨境旅游的方针政策报有关部门审批。政策倾向边境旅游,培养旅游经济新联动点:无论是从经济、文化角度,还是从资源角度,边境旅游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边境经济带动角色。我国需要在政策上扶持拥有良好旅游资源的边境地区。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国家财政支持,经济政策需要一定倾斜,便于边境地区的招商引资和资源开发。签证手续的简化、进出口关税的优惠、出入关手续办理简易等都可对边境旅游起到促进作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方便游客集散:游客的心理感知距离影响其跨境旅游决策的做出及其对跨境旅游的质量评价。便捷的交通、快捷的出入境办理都可缩短其心理感知距离,延长游客在景区的逗留时间,提高旅游产品的性价比。航空路线和航班的增加、海陆空交通的网络建设,可加快游客在景区的周转速度,缩短其心理感知距离。中国与越南、老挝等国之间可通过加强广西、云南的陆路联系,建设高级别公路,方便双方游客出入境。丰富旅游产品形式,扩大游客选择空间:跨境旅游的旅游产品需要在成熟线路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从数量到质量应有所创新。由于跨境旅游充满新意,所以跨境旅游最易产生创意产品。跨境旅游产品要体现一国的特色,而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因此旅游产品尤其是旅游线路的设计应充分体现各旅游地的文化特色。如我国旅行社在对内宣传时,印度的宗教文化、医疗旅游,泰国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都应在旅游产品的设计中有所凸显。跨境旅游产品也应区分不同的档次,针对不同消费层次的游客设计不同的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加强边境口岸与地缘通道建设:中国周边的边境口岸大小达50余个。其中,中国与东北亚毗邻的国家共有边境口岸27个;中国与南亚毗邻的国家共有边境口岸6个;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毗邻的云南、广西两省共有国家一类陆路口岸12个;中国对中亚国家开设的边境口岸几乎都在新疆境内,共10个。众多的边境口岸为边境旅游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边境口岸将边境旅游与内地旅游相连接,可丰富旅游线路的内容,增加其附加值。边境口岸应在为经贸服务的同时,针对跨境旅游出台相应的便利措施。边境旅游正在兴起并在将来成为一种趋势,边境口岸与地缘通道建设为快速实现跨境旅游提供了支持。边境口岸在一国的边缘地区,经济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尤其是旅游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需要我们在放开边境口岸通关要求的同时改善基础接待设施,进一步完善边境口岸和地缘通道建设[18,19]。
5结语
跨境旅游的基础是国家间的睦邻友好。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陆地邻国,国家间外交关系的稳定友好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安全的需要。跨境旅游使各国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得以进一步相互认识和理解,对国家间的交往是一种推动。中国的陆地邻国既是邻居又是市场,地理上的相互毗邻对跨境旅游合作是一种区位优势,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在政策方面进行倾斜,就可让旅游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总之,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旅游合作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利益、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等地缘因素的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发展潜力很大,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发展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于国政陈唯周玲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