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案例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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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企业融资压力加大，应收账款证券化这种新式外部融资方式逐渐得到了企业的重视。本文从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具体案例出发，分析发现企业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徐工机械

一、引言

资产证券化首创于上世纪的美国，之后便迅速在全球扩张。作为一种创新型的金融工具，其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共同构成了当前三大主流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含了金融、会计、税收、法律等多个层面，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地开展资产证券化的业务是当前我国众多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我国众多企业遭遇了严峻的资金压力和沿产业链扩散的市场压力，造成了应收账款高企，流动资金紧张，生产难以为继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运用应收账款证券化这种新式外部融资方式逐渐得到了企业的重视，以达到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补充自身流动性、降低应收账款管理风险、加快资产周转速度等多重目的。目前，我国的部分专家学者也对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证监会也于2013年3月15日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代表着企业应收账款证券化在未来会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利用资产证券化这种先进的融资模式和技术，对应收账款实行表外融资，一方面可以为众多企业提供一种新型融资渠道与应收款管理方法，有效地化解企业巨额应收账款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能够促进证券公司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但是，我国当前关于应收账款证券化会计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浅显，不够深入。在我国现行准则下，企业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对原始权益人的会计处理会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基础资产转移作为销售终止确认还是作为担保融资处理；二是原始权益人是否需要对SPV合并财务报表。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应收账款转移的经济实质，不同的认定结果涉及到应收账款证券化是属于表外融资还是表内融资，而现行规定下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用相应的方法（风险与报酬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后续涉入法）对原始权益人是否对基础资产保留控制权进行职业判断。第二个问题也关系到资产证券化表外融资的效果，该问题的核心是原始权益人对SPV的控制，而现行准则下存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2014版合并报表准则两套不同对“控制”的解释，这也给实务造成了很多困难。同时，在税务方面，原始权益人对所得税、印花税的处理并无实质性障碍，主要困难在于2016年营改增带来的不确定性。本文从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我国企业在应收账款证券化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旨在为企业应收账款证券化会计实务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二、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

（一）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简介

（1）设立、发行概况。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于2015年12月30日正式设立并发行，设立基准日为2015年11月1日，发行资产总额为2亿元人民币，基础资产为徐工机械应收账款，涉及销售合同290份，涉及债务人62户，其账面价值合计为22723.31万元人民币。

（2）交易结构。在此次专项计划中，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与专项计划管理人———东吴证券签订认购协议，成为资产证券化持有人。东吴证券与原始权益人签署了《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划基础资产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资产买卖协议》”），以认购资金向原始权益人购买基础资产。此次专项计划的交易结构中，东吴证券作为计划管理人负责本专项计划的设立和管理。徐工机械和重型机械（徐工机械全资子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将其持有的基础资产项下应收账款转让至专项计划，并作为该计划资产服务机构依据相应《服务协议》要求提供与基础资产及其回收相关管理服务及其他服务。民生银行南京分行作为托管人，为本次专项计划提供托管服务。

（3）信用增级安排。此次专项计划信用提升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安排。一方面，通过优先级／次级支付机制，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金额为19000万元（按到期日长短进一步分为优先01、优先02），次级资产支持证券金额为1000万元，次级证券为优先级证券的偿付提供一定程度的内部信用支持，同时约定次级证券由原始权益人徐工机械全额认购。另一方面，徐工机械出具《差额支付承诺函》，承诺在任何一个托管人核算日，如专项计划账户内可供分配的资金不足以支付优先级证券的预期收益或本金时，由徐工机械对相应的差额无条件进行偿付。经过上述信用增进手段，初始基础资产池的信用评级由BBB/BBB+上升到AAA。

（二）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

（1）基础资产转移的性质认定。根据《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5］12号）的相关规定，需要对徐工机械转移基础资产的经济实质进行判断，进而认定该转移行为是销售还是融资担保，采取相应的会计处理。在现行规定下，需要首先判断基础资产的风险和报酬是否全部转移或保留在原始权益人一方；如果不符合前述情况，则需要根据是否保留控制权进一步判断，若无控制权，视作销售，若保留了控制权，根据涉入程度进行处理。具体而言，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原始权益人徐工机械和受托管理人东吴证券签订有《基础资产买卖协议》。根据协议的具体条文分析，徐工机械认购了专项计划中的次级权益，并为资管计划提供差额支付担保，可以认为徐工机械并未转移全部的风险和报酬。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协议条文分析徐工机械是否对专项计划有控制权。在《基础资产买卖协议》中，徐工机械将基础资产转让后应收账款的权属进行了有效的明确和公示，同时并没有对基础资产的转让进行特别约定，对专项计划也不具备潜在的控制权。总结以上分析，徐工机械对专项计划不具有控制权，相应应收账款的转移可以视作销售处理。相应的会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应收账款减少，现金增加。应收账款的减少额为22723.31万元人民币，现金增加额为2亿元人民币（次级权益处理在下文分析），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和募集现金的差额（2723.31万元）应确认为当期损益。

（2）对认购次级权益的处理。徐工机械通过认购1000万元次级权益为专项计划提供了信用增进，同时徐工机械应收账款的转移应当视作销售。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次级权益处理的关键在于徐工机械支付次级权益的对价是否要计入应收账款的销售收入，即认购次级权益是视作基础资产销售的一部分，还是视作基础资产全额销售后发生的行为。由于资产支持证券一般被认为对基础资产具有不可分割的权益，次级权益和优先权益的差异只在对现金流受偿顺序的先后，无法将优先权益、次级权益和基础资产的特定部分一一对应。从这个角度分析，应该将认购次级权益视作基础资产全额销售后的行为。徐工机械应该将认购的次级权益确认为一项1000万现金认购的金融资产，并在专项计划到期时，现金回流总额超过计划成立时募集现金总额的部分视作徐工机械以次级受益人身份获得的到期分配，计入投资收益。

（3）关于是否合并专项计划的争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对母公司能否控制特殊目的主体的判断标准（经营活动、决策、经济利益和风险）：一是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是徐工机械为进行融资而创立的特殊目的实体；二是徐工机械参与对SPV（该专项计划）的决策，但决策权较为有限；三是徐工机械通过认购次级权益有获得SPV部分剩余利益的权力；四是由于认购次级权益、《差额支付承诺函》，徐工机械承担了专项计划的大部分风险。整体而言，依然难以判断徐工机械是否控制SPV。因此在2010年《讲解》的标准下，专项计划有可能被纳入徐工机械合并范围。然而，从2014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对控制的定义分析，徐工机械由于不具备参与专项计划运营影响其获得回报金额的能力，不需要将专项计划纳入徐工机械合并范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不同标准下对是否合并SPV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从企业的角度而言，表外融资、风险隔离是进行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毫无疑问企业更倾向选择不合并SPV。徐工机械披露2015年年报也显示，其并没有将此次专项计划纳入合并范围。然而就徐工机械是否达到未控制SPV的认定标准这个问题，从相关规定的角度分析仍然存在争议。

（4）税务处理的结果。第一，所得税方面，结合“基础资产转移的性质认定”的分析，徐工机械转移基础资产视作销售处理，差额需缴纳所得税或可在所得税汇算时作为抵扣项在税前列支。徐工机械转让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2723.31万元人民币，取得的转让对价为20000万元人民币，中间的2723.31万元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并在税前列支。第二，印花税方面，企业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不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印花税暂免的范围内，因此需缴纳印花税。由于在《服务协议》中约定印花税由徐工机械承担，因此徐工机械需缴纳10万元（20000万元×0.05%）印花税。第三，营业税方面，专项计划设立时，徐工机械不需缴纳营业税。但是专项计划存续期内涉及的营改增可能会对徐工机械的税收产生间接影响。结合前文的分析，专项计划增值税链条因SPV纳税身份的缺失而断裂，相应的税收负担将由原始权益人徐工机械承担。目前营改增相关规定尚未细化到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环节，因此营改增对徐工机械税负的影响暂时还难以估计，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徐工机械应收账款证券化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1）应收账款的终止确认过于依赖职业判断。徐工机械在对应收账款转让进行会计处理时，先对基础资产全部的风险与报酬转移情况进行了判断，并认为由于徐工机械认购了1000万元的次级权益并为优先全体提供了差额担保，实质上保留了部分风险和报酬。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转让应收账款的控制权情况进行职业判断，并根据《基础资产买卖协议》的明细条款认定徐工机械与转让的应收账款之间形成了破产隔离，且无法限制转让应收账款的处置，徐工机械不具备对基础资产的控制权。最后得出徐工机械应收账款的转移应视作销售处理。现行规定下，是否需要对应收账款进行终止确认过多依赖于职业判断。在徐工机械的会计处理中，就需要对应收账款所有风险和报酬转移情况、徐工机械对应收账款的控制权进行职业判断，如若控制权未保留，还要进一步分析原始权益人对基础资产的涉入程度。仅仅是认定应收账款转让的性质，就需要三环节的职业判断，而且由于企业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本身就比较复杂，很大程度上相关职业判断必须在会计人员全面、充分、深刻理解交易实质的基础上进行。在以上的情形下，应收账款终止确认相当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如果不把握交易的背景、条件、程序和实质，很难做出正确的处理。在错误职业判断基础上提供的会计信息，其决策有用性会大打折扣。

（2）合并专项计划的标准存在争议。从“关于是否合并专项计划的争议”的分析可知，现行规定下，存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和2014年新修订版合并报表两套关于是否合并SPV的判断标准。前者针对了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特性，却是建立在旧版准则关于“控制”定义的基础上；后者是新版准则关于“控制”的定义，但没有考虑应收账款证券化的特殊性。而徐工机械在实际进行会计处理时，若遵循《讲解（2010）》，SPV可能需要纳入徐工机械合并报表；若遵循新版准则，SPV不在徐工机械合并范围以内。从徐工机械的角度出发，基础资产出表是其进行证券化处理的重要目的之一，如果处理后，基础资产仍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中，那么证券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徐工机械无疑会倾向于不合并SPV。上述争议的关键点还是落在对SPV“控制”的判断上，从会计信息相关性、可靠性的角度而言，上述判断标准目前仍然混淆不清，需要做出改进。

（3）营改增可能增加徐工机械的税务成本。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不会对徐工机械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会间接影响其税务成本。营改增背景下应收账款证券化的各参与主体会更加重视增值税进项发票的获取，但是由于SPV纳税身份的缺失，应收账款证券化的增值税链条会发生断裂。原始权益人作为专项计划的发起人和融资方，这部分成本很有可能会由原始权益人承担。如果上述情形属实，将会削弱专项计划对徐工机械效用，企业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作为新型融资渠道的积极意义也会大大减弱。

四、政策建议

（一）完善资产证券化会计制度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对证券化进程中相关的发起机构、特殊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贷款服务机构、投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各个阶段的会计处理情况进行了规定，但内容上并没有覆盖所有的证券化业务比如非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学习国外现行、更成熟的相关规定，改进国内现行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规定，建立更具体和充分的定性定量标准，提出一些更科学客观的会计处理方法，尽可能减少对职业判断的依赖。并且，要提升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上的再教育，使得其在实际工作中能做出更精准更科学的职业判断。

（二）选择适合的会计确认方法

判断基础资产是否转移主要依据风险与报酬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后续涉入法等三种方法。而第一种方法存在三大明显的不足，其更多应用在交易结构相对简单的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对复杂的情形在职业判断上可能存在较大困难。而金融合成分析法相比风险与报酬分析法较好地做到了“顺应了资产定义中的基本要求、较为公允地反映证券化交易的实质、符合会计前后一致性原则”等，对于证券化交易的会计反映更全面，对交易实质的会计处理方法更加准确，比较适合复杂的交易情况。后续涉入法目前而言是三种方法中最科学、操作性最强的方法，比较适合操作。因此，会计人员在会计处理中要依据不同的情况选择更科学更适合的会计确认方法，有效地避免各个方法在实际处理中的局限性。

（三）尽快出台母公司对SPV控制权确认标准的新规定

企业建立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破产隔离，来帮助自身实现表外融资，因此该SPV的运营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企业在合并中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控制”的判断标准不能直接套用在合并SPV问题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对“控制”SPV的四个判断标准（经营活动、决策、利益、风险）是基于2010年版合并报表准则中“控制”的定义，在2014年新修订合并报表准则对“控制”提出了新的定义后，沿用之前的判断标准已不太合适。因此，有必要在“控制”新定义的基础上，针对SPV的特殊性，建议尽快出台新版母公司对SPV控制权的确认标准，对于新确认标准的内容，至少应注意以下四方面：一是延续之前标准对“实质性控制”的重视，可操作性要强；二是引入“控制”新定义中强调的“可变利益”这一概念；三是鉴于专项计划多为非标合同，确认标准应更多采用定性判断；四是根据与控制权相关性的程度，对并存的判断标准有所侧重。

（四）完善相关税收制度

一方面，给予SPV纳税人地位。我国当前增值税主要是以票控税，进项税额的抵扣都要基于认证通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来实现，否则无法抵扣。而证券化交易税收处理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证券化的交易各方能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则理论上各环节的抵扣链条可以连起来，交易各方可以仅就增值的部分交税从而避免重复纳税。但在现实情况中，因为特殊目的载体SPV更多为一种协议、契约模式，这部分税负的负担将由原始权益人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限制原始权益人在交易中的出表选择，从而降低证券化交易的流动性。因此，国家应该出台税法新规细则，比如可以由信托计划的管理人来开票或给予SPV增值税法定纳税人地位，甚至可以提供一些证券化交易税收优惠措施来弱化发票问题带来的多重征税问题，通过以上的措施来更好地降低原始权益人的税负，更有利于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持续推进。另一方面，营改增相关规定细化到交易的各个环节。营改增将会在几个方面对原始权益人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是原始权益人向中介结构支付的服务费可以由原先缴纳营业税变为缴纳增值税，而原始权益人可以对这部分增值税进项税额进行抵扣，从而达到少纳增值税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给予SPV增值税纳税人的地位，使得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地连起来，减少原始权益人的税负。当然，在现实情况中对于原始权益人的影响可能远远不止这两点，甚至对于整个交易环节中的各个角色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因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必要尽快出台营改增针对资产证券化交易各个环节的新规细则，以鼓励这项金融创新在企业中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晓洁：《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财会月刊》2014年第1期。

作者：张思菊 单位：长江大学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