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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金融行业公允价值运用情况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文献,且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银行.现有文献大多认可FVA信息能够提供更为相关、及时、可比的会计信息.但是,并不是所有项目的公允价值信息都具有价值相关性或增量价值相关性,并且,可靠性确实对FVA信息质量产生了影响.Barth以美国银行业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相比历史成本信息具有增量信息含量[2].Nelson以美国1992年和1993年200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为对象,发现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3].Eccher等也取得了一致的发现[4].但是,证券投资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具有不稳定性,当模型控制了净资产报酬率和账面价值增长率后,价值相关性不复存在[3].除了证券投资,贷款、存款、长期债务、表外项目的公允价值信息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文献研究也得出不同观点.Nelson发现公允价值取值噪音损害了信息的可靠性,使得这些信息并不具有价值相关性[3],但Barth等认为贷款、证券与长期债务的公允价值信息都具有相对于历史成本的增量信息含量[5].我国关于FVA价值相关性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相对较少.较早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邓传洲,他以1997~2004年B股公司为样本,使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公允价值披露显著增加了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但是投资的公允价值调整没有显示出价值相关性[6].2007年我国开始实施FVA后,此类研究相继涌现.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与邓传洲相似,认为实施FVA后盈余信息具有较高的价值相关性,例如程小可和龚秀丽、王建新等的研究.但也存在不同的结论,朱凯使用2006年新旧会计准则的两份报表检验公允价值对股票定价的相对增量作用,得出公允价值对股票定价增量作用不显著的结论[7].吴水澎和徐莉莎同时采用价格模型、收益模型、现金流量价值相关性检验模型对价值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准则执行后账面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增加,盈余对股票价格的解释力度反而下降,说明资产负债表逐渐成为中心[8].朱凯等也通过研究证明实施新会计准则后盈余价值相关性并没有提高[9].张金若等改进了公允价值损益的度量方式,发现非金融行业FVA信息对股票报酬与高管薪酬都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与传统研究并不一致,他们认为研究结论与我国FVA应用现状是相符合的,FVA对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极其有限[10].国内关于金融行业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很少.罗婷等对金融行业和非金融行业同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受新准则影响部分的账面净资产价值相关性得到显著改善[11].王建玲等选择金融和建筑房地产两个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使用价格模型对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探究,结果显示公允价值计量对于金融行业有提高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的作用[12].因此,相对现有文献,本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弥补了我国金融行业FVA信息经济后果的研究,立足于金融行业是FVA主要执行者的客观事实,专注研究其FVA的价值相关性,从而抓住了我国FVA研究的关键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综上文献可知,会计学术界对FVA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主要持肯定态度.在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是FVA的主要践行者,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2007~2013年的数据,其持有的各类金融资产(负债)占所有上市公司持有总金额的94%以上,且它们持有的执行FVA的金融资产(负债)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也非常大.因此,根据计量观,本文认为,与张金若等发现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FVA信息价值不具有相关性不同[10],金融行业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所提供的FVA信息,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损益信息,应该具有价值相关性.进一步的,虽然研究认为可靠性会影响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但是我国金融行业上市公司FVA信息的可靠性是具有充分保障的.这是因为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场外证券交易市场相对欠发达,通过查阅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可以发现,这些金融单位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比例非常低,持有的金融资产主要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票、债券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等,这些均能够获取可靠的公允价值信息.但是,执行FVA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其FVA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非全部一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除非由于实质性贬值而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大部分情况下绕过净利润进入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而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和负债,它们的公允价值变动则直接计入营业利润.在我国,尽管会计准则于2009年将其他综合收益引入利润表,但是,我国重视净利润,尤其重视营业利润的传统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中国证监会有关股票上市、增发的规定,国资委有关国有企业业绩考核的指标,无不以净利润或营业利润为导向,并没有真正重视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同样的,资本市场大多数分析师流行采用的市盈率、市净率等股票投资价值分析指标,也并没有真正重视其他综合收益.因此,相对于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营业利润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而言,市场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FVA信息的反应程度可能更弱.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1: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具有价值相关性.假设2: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具有价值相关性.假设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具有价值相关性.假设4: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的价值相关性强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价值相关性.
三、研究设计
(一)回归模型目前实证研究价值相关性的主流模型为Ohlson提出的剩余收益估价模型[13],Kothari和ZimGmerman认为可以同时使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来检验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14].根据国外文献的普遍做法,模型的选择不会受到样本公司行业属性的影响,金融行业和非金融行业都可以采用相同的研究模型.本文亦采用剩余收益估价模型,构造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对金融行业执行FVA对股票报酬与股票价格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构造模型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现有实证研究文献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处理存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检验交易性金融资产FVA的影响时,直接利用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息;检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FVA的影响时,直接采用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数据,并据此检验未实现利得和未实现损失的信息价值是否具有差异.这种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运用,例如,刘永泽和孙翯使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超额每股收益两类数据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15];胡奕明和刘奕均也用相似的方法,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造成的每股收益进行价值相关性检验[16];徐经长和曾雪云为研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在研究模型中加入反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每股净资产影响的变量,并通过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度量[17].第二种方法考虑了金融资产处置时需要对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进行转回,重新设计研究变量.这种方法是张金若等首次采用的.该方法认为,根据财务数据生成逻辑,处置金融资产或负债时,需要将原先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未实现损益转入“投资收益”;计入所有者权益中“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也需转入投资收益.也即,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并不能直接解释为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或下降,不能直接视为未实现利得或损失.例如,T期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价格上升10万元,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10万元;T+1期售出,1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投资收益”,T+1期的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10万元,但该数字显然不能解释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价格下降形成的未实现损失.因此,投资收益是反映公允价值变动的重要项目,忽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到“投资收益”的影响,会错误解释公允价值涨跌的信息价值[10].本文认为,第二种方法更符合财务会计准则关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执行FVA的本质.但是,考虑到这种方法尚未得到普遍运用,本文同时采用两种方法设计研究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进一步确认考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因素对正确认识FVA信息经济后果的重要性。1.价格模型式(1)为考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以下简称转回)的价格模型,系数α4、α1、α2显著分别代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净资产、考虑转回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等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考虑转回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具有价值相关性.式(2)为不考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以下简称不转回)的价格模型,系数β4、β1、β2显著分别代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净资产、不考虑转回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等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不考虑转回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具有价值相关性.2.收益模型系数显著代表含义同价格模型.
(二)变量解释相关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详见表1.
四、样本选择与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07~2013年沪深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所使用的大部分原始数据取自于深圳国泰安公司的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研究CSMAR数据库,部分数据库中列示不详的财务数据如其他综合收益的明细项目,则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公司年报中手工整理获取,并对样本进行如下整理:(1)剔除投资收益明细列示不明的样本;(2)剔除公允价值产生的税前每股收益(FEPS)为0的样本;(3)剔除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FV)为0的数据;(4)剔除主要财务指标数据缺失样本;(5)剔除股票交易数据缺失样本.最终,价格模型获得230个样本,收益模型获得194个样本.
(二)描述性统计表2和表3分别为价格模型及收益模型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量.从表2可以看出,由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负债或其他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和负债产生的每股收益(FEPS)相对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每股收益(NFEPS)较小,FEPS_R为005元/股,NFEPS_R为106元/股,FEPS_R与NFEPS_R之比为476%,虽然仍是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每股收益较大,但是对比非金融行业FEPS与NFEPS约2%的比例,金融行业公允价值变动对每股收益的影响是相对较大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每股损益(AEPS)在考虑转回的情况下是011元/股,不考虑转回的情况下是-0.05元/股,两种情况下AEPS绝对值均比FEPS大,可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每股收益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考虑转回与不考虑转回的指标差异较大.本文对转回(变量后标为_R)与不转回(变量后标为_NR)两组样本中同类指标的均值进行了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样本均值具有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预测考虑转回与否的实证分析结果会出现差异.表3为收益模型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各变量情况与价格模型相对应变量大体一致.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本文认为样本公司执行FVA后,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都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对以上回归模型分别做了Pearso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大多数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小,VIF值分别为711、701、441、414,不需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结果本文应用Stata软件,分别对式(1)~(4)回归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应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对考虑转回和不考虑转回两种情况分别进行检验.为了消除异常值影响,回归模型中所有的变量均按照1%的比例进行了WINSORIZE处理.同时加入年度虚拟变量,使用固定效应回归对企业进行控制.检验结果报告于表4和表5中.从表4价格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FV)在两组结果中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对股价有显著解释力,反观不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NBV)则不显著.在不考虑转回的情况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每股收益(FEPS_NR)回归系数为63372,对股价没有显著影响,而考虑转回的解释变量(FEPS_R)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只有在考虑转回的情况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股价才有显著影响.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只有考虑转回时在10%的水平下表现出了微弱的相关性.从表5收益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FV/Pi,t-1)在两组结果中均在1%的水平下表现出显著影响,说明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对股票报酬有显著解释力,与价格模型结果一致.在不考虑转回的情况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每股收益(FEPS_NR/Pi,t-1)对股票报酬没有显著影响,而考虑转回的解释变量(FEPS_R/Pi,t-1)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只有在考虑转回的情况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股票报酬才有显著影响,此结果与价格模型一致.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AEPS),无论是否考虑转回,该解释变量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与价格模型结果有微小差异.综合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本文发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表现出显著影响,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衍生金融资产(负债)或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负债)而言,以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直接作为解释变量数据基础,或是将投资收益中与上述金融资产(负债)相关部分转回后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加总作为解释变量数据基础,两种方法下的结果差异很大,只有在考虑了转回的回归模型中,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每股收益FEPS对股价和股票报酬才有显著解释力,假设2在考虑转回时得到了证实.而对于资产规模更大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言,AEPS在收益模型下无论转回与否,均不显著,在价格模型下也仅在考虑转回时表现出微弱显著性,假设3仅得到部分支持.但是,综合这些回归结果,研究假设4得以支持.本文认为,考虑了转回的回归结果更为可信,说明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这与FVA对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具有重要影响的事实是相呼应的,它也支持了张金若等的观点,研究变量的设计必须符合财务会计处理逻辑.本文认为,研究假设4通过检验而研究假设3没有得到有效支持,说明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犹存.所谓“功能锁定”,是指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会锁定于某种特定的信息,导致不能充分利用相关信息来评估决策.例如,信息披露位置不同,投资者关注程度也会不一样.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金融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信息是通过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反映的,处置时转入“投资收益”,均是计入当期损益项目.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先计入“资本公积”,而后在处置时才转入当期损益.按照Ohlson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可以及时有效地获得全部有用的信息并加以应用,以便作出相应的决策[13].因此理论上公允价值变动信息无论在利润表还是在股东权益变动表披露,都不会产生差异.但是事实上,我国的资本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大多为非专业人士,报表的信息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投资者对损益信息的关注程度大于对股东权益变动信息的关注程度.虽然从2009年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除了计入资本公积外,同时在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中进行披露,但是披露的位置是在净利润之后,并未计入当期损益.由于“功能锁定”效应,投资者对其关注程度远不如计入当期损益的项目,因此没有利用该信息对股价和盈余进行判断、做出决策,从而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信息没有表现出价值相关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基于Ohlson提出的剩余收益估价模型[13],同时使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对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执行FVA对股票报酬与股票价格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对股票价格和股票报酬都有显著影响,说明资产负债表的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对信息使用者判断股票价格和股票收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与是否考虑转回因素有关.当考虑转回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股票价格和股票报酬才有显著解释力,也就是说利润表的公允价值信息才具有价值相关性,这说明是否考虑转回对FVA相关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结果印证了本文研究方法设计的合理性,也进一步支持了实证研究变量设计必须扎根财务会计处理逻辑的观点.但是,无论考虑转回与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信息与股价和股票报酬都几乎没有显著相关性.本文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存在“功能锁定”现象,投资者对于当期损益信息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对股东权益变动的关注,导致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不具有价值相关性.本文还将结果与张金若等关于非金融行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张金若等发现,在非金融行业中,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与股票报酬不具有显著相关性,考虑了转回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股票报酬亦不具有显著解释能力[10].这与本文金融行业的结果相反.本文认为这与我国实施FVA的情况是相符的.总体上,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持有大量以FVA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FVA对金融行业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金融监管部门都应对公允价值信息给予更多的重视;并且,投资者也能够应用公允价值相关信息对股票价格和股票报酬作出判断.相比金融行业,非金融行业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很少,FVA对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影响都十分有限,投资者对公允价值信息的关注程度也不及金融行业.
(二)政策建议结合FVA执行情况及本文研究结论,本文对我国如何更有效地实施FVA提出两点建议:第一,我国利润表虽已发展成事实上的综合收益表,但是投资者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关注仍非常不足.这也可能与我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有关.例如,我国IPO、发债、增发股票等都强调净资产报酬率或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资产报酬率,即使是2009年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后,也没有改变监管机构对待财务信息的方式.在极易受到政策干扰的中国资本市场,为了提高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重视,有必要从监管层做起.而且,只有投资者充分认识了所有执行FVA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信息价值,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FVA对金融行业产生的经济后果,从而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识别可能产生的风险,提出更为全面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第二,提高投资者使用会计信息的能力,引导报表使用者正确有效地解读财务报表,减少“功能锁定”效应的不利影响.我国可以向西方成熟市场学习,成立并扶持如标准普尔这样专业的、独立的且拥有良好信誉的投资分析咨询机构,指导非专业的投资者正确有效地使用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避免单一地使用利润表的公允价值信息,而应结合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等信息为投资决策服务.
作者:张金若王炜单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