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袭三晋文脉且融汇现代气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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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太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为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的发展目标，并确定了建设新城、改造旧城、保护老城的思路，这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独到的科学发展观。

一、建设新城、改造旧城、保护老城的思路自然很好，但“保护”的工作必须结合对文脉的挖掘，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古今有不少事例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比如：清代杨二酉将晋阳书法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杨二酉（公元1705－1780年），字学山，号西园，又号恕堂、悔翁，清太原晋祠人。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进士，进入朝廷翰林院，改庶吉士，授编修。历任贵州道监察御史，工部、兵部给侍中等职。特别是在以御史身份巡视台湾并兼理学政期间，政绩卓著。他弹劾专横跋扈的镇台总兵章隆，免除台湾多年赋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生产，教化民风，修筑城池，加强防务，并解决台闽粤间因学额之争引起的矛盾。至今，在台湾还保存着乾隆五年台湾人民为表彰杨二酉的功绩所立的《学宪杨公兴行海东书院碑记》。杨二酉对山西的地方文化保护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1年，杨二酉因得罪皇亲国戚，被乾隆皇帝下令“原品休致”。他47岁回乡，在晋祠名胜古迹的保护、修复、扩建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协助县令周宽重修了晋祠的主要建筑之一唐叔虞祠，在旧址上拓宽面积，增高基础，变成一座巍峨宏阔的大祠；他见“唐碑”由于年代久远，风雨漫漶，碑身上有些地方已有剥蚀，于是会同太原知县周宽，重金买来最好的“唐碑”拓本，邀请当时的大书法家杨癱，摹勒上石。他主持将只有一间的唐碑亭扩建为三楹，再由知县周宽书一匾额“贞观宝翰”挂在亭上。复制完成后，新旧两块几乎一样的“唐碑”被重新安放在碑亭里。此外，他书写了大量书法精妙的牌匾、楹联。至今，他书写的“水镜台”匾额，与傅山书写的“难老”立匾，高应元书写的“对越”坊匾额并称为晋祠的三大名匾。

再如，太原市小店区文史研究学者王剑霓对赵国开国君王赵襄子曾经遭刺客豫让行刺地址的考证。虽然历史上各种史书多有记载：“襄子当出，豫让伏于当过之桥下”，但都没有写出确切的桥址。“豫让桥”的地址一直成为史学界的难解之谜。过去一些文章多以《水经注》引《魏土地记》之“晋阳县东汾桥”为注。王剑霓查阅《吕氏春秋》时发现相关记载：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梁，梁下豫让寐，佯为死人，欲刺襄子。他认为此文恰好填补了《史记》和《战国策》的空白，论证了确切地址为太原赤桥豫让桥。

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同志提出了一定要抓住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难得机遇，挖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开发文化产业，提升文化形象，提升“软实力”，展示文化，传承文化，并把对蒙山大佛这类遗产保护开发与太原未来城市发展结合起来，唤醒、叫响蒙山大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兵生也在会议中讲到，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并对保护开发蒙山大佛的具体工作予以支持。

中国文物学会李瑞森副会长说：蒙山大佛不仅是太原人的大佛、更是全人类的，它属于摩崖石刻艺术中的精品之作。我赞成这个思路，应定位为中国蒙山大佛。希望太原有关部门能够尽快采取紧急措施，对大佛进行抢救性保护。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田东辉副所长说：蒙山大佛是一尊具有1500多年历史的摩崖石刻大佛，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是其它大佛所无法比拟的。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对大佛进行抢救性保护。对蒙山大佛进行保护性开发时，应把其周边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争取把它做成一个既能体现当地地理文化特征，又能满足信众宗教信仰需求的全国著名旅游景区。

二、三晋文脉在挖掘与保护的基础上，还需要在研究与创新中延续

最突出的一点是古今的创新意识。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历史上赵武灵王的改革精神了。《战国策》记载：“赵武灵王曰：‘吾国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变胡服骑射以备燕、参胡、楼烦。’”

在今天太原西北不远处的宁武、静乐一带，战国时期曾经是楼烦国，居住着大量的胡人，除此之外，在太原东北方向，还有中山等国，也是以胡人为主。他们经常骚扰邻近的赵国。前代赵君多次对胡作战，每当大兵压境的时候，轻装骑射的胡人就退到了大漠深处，赵军只好无功而返；等大批的军队撤回太原，胡人又卷土重来，继续危害赵国的边境。最后，赵军被折腾得精疲力尽，屡吃败仗。这种被动挨打的状况，直到赵武灵王当政的时候，才发生了彻底的改观。赵武灵王为了解决边患，多次深入胡人聚居地进行微服私访，最终发现胡人的长处在于衣着短小精干，善于在急驰的马上射箭。那些胡人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于是，他决定仿效胡人的装束，对赵国军队的着装和训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他的改革之举遭到了几乎所有群臣的反对。权臣公子成再三进谏：“大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今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悖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赵武灵王为了说服大家，与众人展开了辩论：“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

最后，他力排众议下达了着胡服令，并带头穿起了胡装，带头学习胡人的骑射本领。《梦溪笔谈》卷一记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旧唐书·舆服志》称：“燕服，盖古之亵服也，今谓之常服。江南则从巾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这是中国服装由“上衣下裙”改为“上衣下裤”的一次重大革新，而且一直流传至今。赵武灵王习人所长、胡服骑射的英明举措，为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相互交往，相互融合，为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史上，把先进文化引入三晋的高君宇同志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高君宇（公元1896年—1925年），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共青团的主要发起人，“五四”运动领导人、山西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被称作“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最早的共产党员。

在去年纪念高君宇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申维辰强调，革命先辈们对于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和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弘扬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

高君宇一直关注山西的革命斗争，他感到要改变山西封闭的情况，输入新思想是当务之急。所以在“五四”过后，多次回到太原，指导创办《平民》周刊，宣传进步思想文化；创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明确规定团的任务是继承“五四”传统，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并担负起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准备工作。

1924年，高君宇受和北方区委的委托，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建立党小组。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在山西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高君宇同志自强不息、勇于探索、敢为人先、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体现的正是三晋有识之士的风骨，三晋文脉的精髓。

探讨革命先驱高君宇精神的内涵，我认为应当是他为中华之崛起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以及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

当代青年应当从高君宇精神中去思考：在民族崛起进程中当代青年应当肩负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是什么。高君宇等革命前辈身上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当作一生的最高追求。

当代青年应当从高君宇精神中感悟到拥有坚定的信仰信念、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崛起，精神境界和文明程度必须与时代同步。

当代青年应从高君宇精神中感悟到如何在和平环境中培养自我牺牲的精神。要建设和谐社会，更要强化自我牺牲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确立和坚守符合时代要求的主旋律精神以及和谐价值观。

当代青年应当从高君宇精神中感悟到要敢字当头，增强创新能力。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不仅为青年搭建了发展创新的舞台，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代青年要肩负起转型社会的历史使命，就要勤于学习。

当代青年应当从高君宇精神中感悟到如何树立正确的事业观与爱情观，坚守自尊、自爱的高尚人格。要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丢弃拜物的金钱观，警惕在多元文化中不正确的爱情观扭曲了青春的人格。

在传承中发展三晋文脉，我还想到了山西文艺界重视乡土文化的“山药蛋派”的例子。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迅速传到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晋绥边区的作家们也和其他根据地的作家一样，在《讲话》的指引下健康地成长着，并以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在伟大变革中的新生活、新斗争、新面貌，孕育了“山药蛋派”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文学新流派和一个创新群体。由于他们在生活经历、创作倾向、艺术表现上的相似，这个作家群形成了这样的特点：都有着丰富的战斗实践、生产实践以及编写实践经验，他们是战士，也是农民，又是作家，而且有着扎实、深厚的生活功底，既继承了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现实主义传统，又能借鉴中外古今的艺术表现手法。新晨

晋绥边区作家群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文艺创作，从山西革命文艺发展史来看，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创作了一批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作品，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国统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三晋文脉体现出的是这个地域人民的一种极强的民本思想，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与积淀；关心本土，关注民情，而又开放兼容；无私忘我，执著追求，而又开拓创新。为了使她得以延续和发展，应当做到挖掘与保护同步，在研究与发展中延续，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