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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接受
较多文献都聚焦着从宏观视角去研究市政领域,却鲜有从普通人日常生活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然而,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包括MicheldeCerteau、HenriLefebvre和MichelMaffesoli都试图通过观察城市使用者的日常实践来挖掘具有战术性的生活方式。他们旨在证明,在城市设计的进程中,人们不该被官方强加的守则严格约束。而且,按照Lefebvre的观点,日常生活应当是“一件艺术品,能让人们自己带给自己快乐”。因此,所有人都是能够理解“什么是他们所期望的和什么使他们的内在更舒适”的艺术家。基于此,城市使用者不应被限定在一成不变的习惯和传统之中,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主观情感的反映和与空间的个性化互动。因此,他们积极参与生活,而非被动地接受。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MicheldeCerteau开始研究城市使用者。他用“接受”这个词代替“反应”,并把“接受”描述成一种“艺术”。这和Cuddon的观点十分接近,后者把城市使用者看作“接受者”,其意思是说“这个人或这群人正体验这件艺术品”。从“使用者的接受”的概念出发,城市设计理论认为城市空间如同器皿一般,可以容纳众多的创造性艺术,并不完全被城市的现有形态所束缚。简言之,使用者的“空间接受”(ReceptionofSpace)是脱胎于日常生活需要的艺术化活动和战术性的生活实践,而非一系列受到约束的空间使用规则。不同于通常观点所认为的城市使用者是空间的被动使用者,空间接受这一理念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城市使用者的创新行为。为了使市政空间更具实用性,这一观念必将给未来的设计师们以启发。通常情况下,城市使用者总是主动地把城市设计变成自己想要的那样,并通过尝试改变设计的最初功能和目的来满足他们的“自身需要”。因此,理解使用者的“空间接受”,需要人们观察和分析城市使用者在居住环境和当地政策允许范围内涌现的“创新行为”和“艺术”。
二、研究个案与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使用者的“空间接受”,而采取的手段可以是通过看、听、闻、碰和感知城市使用者的日常生活,无需对他们的居住环境进行可能引起不利于研究目的的改变。因此,为了更深入地探讨研究目的,选择一个空间个案,进行现场工作便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1.湾仔个案
作为设计战略方面的研究,个案研究对于探究模糊的城市空间的不同结果是有效的。正如Merriam所说,“个案研究是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的理想工具”,“个案研究特别适合问题的变量无法从其背景中分开的情境”。为了获得“真实生活的素材”,本研究采用直接观察法去获得城市使用者与公共城市空间互动的方式,这种方法能够“获得真实生活中的事件和事件的内涵”。为了深入理解有关城市设计和政策方面的“空间接受”,本次研究选择了湾仔作为研究对象。湾仔位于香港岛,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地方。其特别之处在于,它由城市开发区和多峰的居住环境所构成,由此导致了一个复杂的居住情况:湾仔由一条主干路(告士打道)分隔成湾仔北(新区)和湾仔南(旧区)两个部分。本研究主要基于比较这两个区域里不同的人在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中的互动。这些公共空间主要包括市场、主路、人行道和滨江大道等。同时,这种比较可以提供一个观点以证明城市使用者的“空间接受”能够对城市设计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回应。湾仔被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告士打道的北边常常被称作“湾仔北”,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它拥有林立的商务楼,高档的酒店,庞大的建筑群以及一些地标性建筑。而“湾仔南”的情况却要复杂一些,大多是邻街的零售商店和餐馆,也有写字楼和如上所述的其它用途。
2.观察法和访谈法
观察是“了解人们和他们所处环境”的一种直接途径,而且能够发现“研究中的亚文化或亚团体”和了解“他们的运作机制(特别是深藏其中,不易发现的部分)”。然后,为了达到最佳效果,现场观察法应该关注合适的方法和观察对象。Sanoff指出,“自然观察法使得研究对象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很重要”。因此,在研究中采用“自然的直接观察法”能够发现城市使用者是如何在他们的居住环境中互动的,以及他们如何使用公共空间和公共产品。这一研究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方法用以观察公共空间,包括在纵向研究中,采用定点持续拍摄的方式。另外,不仅要了解“人们都做了些什么”,还要了解“为什么人们这么做”,所以,还要通过直接访谈的方法来强调通过观察法采集的数据。依据这个理由,在本次研究中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能够更加真实地获得城市使用者的空间接受。
三、观察城市使用者日常实践的新视角
通过本文的研究,城市使用者如何使用公共空间和公共产品将会清晰可见。同时,本文也指出了湾仔北和湾仔南的城市使用者在城市发展和公共空间利用方面空间接受的差异。按照实证研究的结果,官方倾向于对湾仔北(新区)采用比湾仔南(旧区)更严格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此,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管理城市空间,并在湾仔北(新区)限制一些现在看来其实无伤大雅的行为产生。像这种理性主义的规划导致使用者更少地使用公共空间,也使得城市设计和公共产品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而在湾仔南,尽管市政环境和公共设施已经不尽人意和老化,但是在这里,城市的使用者使用城市设计的频率却很高。人们倾向于运用没有过多限制的空间,从另一方面说,这也给予了设计以其新的意义。通过评价这一区域城市使用者的日常实践,也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城市设计中的课题。日常生活产生的灵感也是所有设计师都无法空想出来的。这种使用者参与并采用一定战术的方式也可以被称作为一种“生产行为”。这些行为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思考公共空间到底想要提供些什么,以及公共产品如何设计才能更符合人们的需要。
1.湾仔北的空间接受
和湾仔南相比,湾仔北的空间设计功能更加集中。官方和规划师将这片区域清楚地予以划分,并认真管控。比如,在会议道和告士打道之间的区域被规划成商业办公区和商贸区。这些地方都由一系列独栋的大楼组成。每一栋大楼都是很有条理地矗立在这片区域。公共空间被限定为广场、公园和花园。在公共空间内,为了维护公共秩序,避免违法行为出现,政府和经营者又增加了许多不同的规定,对空间的使用做出限制。在湾仔北,人以及人能够从事的活动都受到了限制。比如,紫荆花广场(靠近湾仔滨江大道)的功能仅仅是吸引游客,而且只允许被批准的小贩在此活动;商贸区和货物类型也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只有绘画和照片可以贩卖。另外,政府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和行动去捍卫“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一个例子是,为了打造世界性城市,提供宜居的城市空间,香港政府在湾仔北建造了许多整齐洁净的公共空间。然而,城市使用者却不使用这些地方,因为有太多的规则限制着人们使用,一些公共设施沦为摆设。管理部门在强调规则和公共秩序,而人们只是在此从事一些必要的活动,比如从这里走到那里,候车,投递邮件或者吸烟。因此,那些过度管控的城市设计将面临空间浪费的风险。没有使用者的参与和使用,它们将会一无是处。
2.湾仔南的空间接受
在湾仔南,大多数的空间和建筑是按照多用途结构设计和建造的。这种多用途结构的设计,具备除了空间使用功能外,在聚集区内——有时候就在一栋楼里,同时具有居住、零售、商贸、办公、市政、娱乐等空间存在。这直接导致人们可以在此高度集聚并产生互动。湾仔南的大街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有众人集聚的活动,而并非一些“设计完美”的地标建筑或雕塑吸引了人们。举例来说,位于皇后大道东和庄士敦道之间的交加街和太原街,是传统的开放式集市。这里不仅仅是人们日常购买用品的商铺,也是人们约会、聚餐、逛街、休闲和欣赏橱窗的首选。事实上,两条街市扮演了人们每日集聚的功能。这里的摊贩担任了这块区域的服务提供者和设计师的角色,提供了用来小憩的座椅、摆放货物的桌子和装载货物的手推车等必需的城市设施,让人们在此感到自由、舒适和惬意。可以发现,在这些街市,游人是高密度的集中。不同的人群,包括当地人和游客,女人、孩子和老人,学生、上班族和工商人士等,都在此聚集,使这片多用途的空间更富生机,更显精彩。由于这里的空间具有多功能的可能型,公共空间既可以被定义为老年人的休闲之地,也能成为演艺人士的表演之处,甚至还能充当抗议人士表达不同意见的场所,诸如此类毋庸细说。再比如,在庄士敦道附近的一块公共空间,最初被设计成供人们吸烟和交流的地方,然而,城市使用者却赋予其另一种意义与功能,即人们在此可以举办圣诞夜活动——每年的这个时候,一群穿着圣诞服的街头艺人便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剧场:演唱圣诞颂歌,吸引路人来此观看并使之放松身心。另一个能够说明城市使用者的“空间接受”并不总是和设计师们所规划的样式类同的例子则是轩尼诗道的使用。这条道路原本就是供车辆通行的,但是湾仔南对社会活动的宽容度却超过了湾仔北。为了发扬民主,官方允许城市使用者通过在此摆放一些宣传用品和宣传设施来表达抗议,这也重新定义了这条街的功能。由此可见,湾仔南的居民可以是城市空间的设计师,他们有权利在使用湾仔南公共空间的同时,并努力弥补城市设计和公共产品的缺陷。如下文即将所论,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应该满足为了实现人类日常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各种城市设计的意义与功能。简而言之,为了使城市设计更符合使用者的需要,设计师必须从普通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汲取有用的信息。为了增强公共空间的有效性和功能性,城市用户在开展设计时应该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四、小结
在城市设计的进程中,城市使用者依然处于被动的位置。专业人士如设计师和规划师等一直认为只有他们能够提供良好的城市空间布局和公共产品。然而,盲目相信专业人士的学识和责任心,反而会导致城市用户在设计互动中的重要位置遭受忽视。因此,笔者假设在没有专业设计的情况下,城市设计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优化。本文建议:人们应该把注意力从设计师转移到每个个体的使用者身上。首先,这种转移的目的在于通过探索和理解日常生活的微小细节,去提供设计师、规划师、专业人士、管理者和政府一个了解城市使用者每日生活的方法。其次,设计师等需要尊重使用者每日的生活方式。最后,如上文提及的许多设计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城市使用者的独创行为。基于此,可以认为,城市使用者应该成为设计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并且与设计师等共同推动和改善大众的生活环境。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对空间的日常使用将能使其达到专业人士的“专业”程度。城市转型的过程,也是城市用户居于被动位置的过程。如本研究所言,理性主义的设计主动地分割开了居民和街市。政府设立了许多规章制度和法令去规范城市空间。比如,当局在湾仔北设计了许多组织化的公共空间,并施加了众多不同的限制,以维持社会的秩序。结果,这些城市设计变成了摆设,而失去了为潜在用户提供日常所需的原有功能。因此能够看到,被加以过度控制的城市设计会演变成一种负面的“空间认知”,这将会使城市失去灵魂。在此必须强调,专业人士在设计的过程中肯定有其贡献和价值,特别是在提供技术意见及协助,以及其他项目的经验分享;在设计的过程中也可以充当协作调解员等重要的角色。但本文的重点在于提供一个以使用者为中心的视角来审视城市设计,通过详细考察城市使用者的空间接受,让设计师及其他专业人士明白,为了创造出更具包容性和使用价值的公共设计,设计师应该认真研究、发掘、了解和尊重城市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和生活方式,并且让他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设计的全部过程之中。(本文来自于《设计艺术研究》杂志。《设计艺术研究》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黄祎华邵健伟单位:香港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