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封面设计中传统元素的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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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装帧艺术是将书的封面、内文、版式、插图、插页、印制、装订等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设计，图随文走，文随图显，使全书呈现出一种立体、动态，多层次的美的设计艺术。对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可将设计之美与文采之美和谐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在体现图书内容的同时，灌输进了设计者对图书的理解用设计美的理念对图书的诠释，拉近了读者与书之间的距离，使书籍装帧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封面作为书籍的外衣，其设计在书籍装帧中的是最重要的一环，受到了设计者最大的重视。封面设计是一门设计的艺术，承载着设计者和作者的思想，是设计者与作者心灵间的沟通，通过设计者的经营，各种元素在画面中的起承转合，对于书籍装帧的总体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受日本书籍装帧的影响，中国的书籍装帧设计对传统文化元素运用越来越普遍。传统文化元素具有深邃的人文气息，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需要，合理的运用，对于提升图书主题明确性，增强图书外在形式的文化性、深刻性等具有良好的作用。

一、形、声、意、神兼具的汉字

中国的汉字是一种文字，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鲁迅先生评价汉字有三美:“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义美以感心。”汉字的形体骨骼生动，气韵流苏，极富艺术表现张力。近年来，汉字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的很多设计作品中出现了以汉字为主要元素的设计，甚至一些年轻人纹身也广泛选择汉字，尽管词不达意，但汉字特殊的结构和独特的美感是其选择的主要原因。

(一)汉字在封面设计中的运用

以汉字作为装饰元素出现在封面设计中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交代图书主题、非用不可的汉字，另一种就是纯粹装饰性的汉字。对于前一种情况，往往很多设计者除了非用不可的书名、作者、出版社等之外，尽量避免多用汉字，而倾向于用英文或拼音来组织和装饰画面。殊不知，汉字本身的结构特征在某些特定的设计语境下所呈现的效果要远远好于英文字母的效果，这种思维习惯广泛存在的根源还是多年来崇尚西方文化的心态使然。后一种情况，则是利用汉字的形、声、意、神的特质，恰当地把握住汉字在结构、寓意、色彩上的特质，对提升一本书最终品位的作用是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日本著名装帧设计大师杉浦康平特别重视汉字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他认为汉字、假名合一的文字为他70年代从德国乌尔姆大学任教结束回到日本之后的设计带来重大的转机，并成为他设计的重要语法。他说:“对中国书籍文化和亚洲传统的探求才是我的创作思维之母”。汉字、象形字、书法等都给了杉浦灵感，“文字与图像，是悠游于混沌与秩序之间的同类”。杉浦康平在其设计的1001期《游》封面上写满了各式各样的游字，利用各种形体的“游”字组合成一种封面构成，目的在于表达汉字表记上挥之不去的错位与混乱。可以说，杉浦康平将汉字的结构特性和寓意特征发挥到了极致。

(二)书法在封面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的书法是对汉字的艺术升华，汉字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图画、符号到创造、定型，从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到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同时也一步一步地完善了书法的表现内涵。在书法中，汉字骨骼的刚柔、方圆、曲直，线条的肥瘦，结体的正奇，布局的疏密等都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书法美的表现，不外有“实”与“虚”两个方面。“实”指有形的，包括用笔、结构、章法等内容;“虚”指无形的，包括神采、气韵、意境等内容。两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为用，共同表现出书法作品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符合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因而至今仍受社会的广泛青睐。汉字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而书法艺术是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是一种抽象符号艺术，依靠单纯的线条架构，演绎出千姿百态的视觉艺术形象。可以说，中国汉字的演化历史，就是中国人运用线形设计艺术的历史。组成书法的线和书法自身固有的书势，是设计中不可多得的元素。封面设计讲求点线面的有机组合，对书法的实际运用，我们既可以如杉浦康平那样地进行构成的组合，使之成为肌理，也可以撷取书法的局部，取其线条的刚劲或阴柔，运用其固有的书势，为封面的设计增强感染力和韵气，抽取书法的情感性为封面设计服务。

(三)汉字的韵味在封面设计中的运用

我们可以将书看作是一个虚实结合的统一体，它的外形是实，是物质的，内在的文字是虚，是精神的。这就决定我们在进行封面设计时，也必须观照书籍的这种特性。不同的汉字字体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韵味，这对于封面设计来说，无疑是契合的。利用字体的变化组合成虚实相间的空间，是一种高级的设计。如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赤彤丹朱》一书的封面设计上，并没有运用具体图像，而是以略带拙味的老宋书体文字巧妙排布成窗形，字间的空档用银灰色衬出一轮红日，显得遥远而凄艳，加上满覆着的朱红色，有力地暗喻出红色年代的人文氛围，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艺术新视界》，封面采用了一个人头部的黑色剪影，在头部大脑位置开了一个“大天窗”，只留下头顶薄薄一层和两只耳朵及颈部的剪影，中间放置大宋字体的书名，封底是封面图形的阴阳倒错处理，却在天窗位置安置了一段白色文字，形成点线和色的对比。设计师所运用的计白当黑，实中有虚的手法，与书法的特性如出一辙，使作品不但充满了空旷神秘之感，也与图书的主题内容相合。吕敬人设计的《朱熹书榜千字文》，以活字印刷版上密布的汉字为背景，既获得了良好的肌理效果，又表达出深邃的文化底蕴，结合木版的之感，传递出浓浓的学术气息。2008年获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设计奖的《曹雪芹风筝艺术》和2004年获该展唯一金奖的《梅兰芳戏曲史料图画集》更是在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民俗或戏曲的基础上，利用字体的变化和组合，取得成功的经典案例。可见，汉字固有的线条与空白，相依互衬的特质，不仅是“无声之音无形之相”，更符合中国的审美心理，这在当下的设计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

二、形、意、韵、趣的传统图形

图形的重要性对于封面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文字共同组织了画面效果。一幅优秀的封面设计作品评判标准之一，就是利用视觉化的语言理智地表达出图书的主题思想，这就是图形语言在封面设计中的重要性。

(一)传统纹样在封面设计中运用

利用传统纹样进行封面设计已得到设计者的共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各种传统图形纹样成为设计者的重要设计元素广泛出现在各类书籍的封面设计之中，云纹、龙纹、凤纹等传统纹样屡见不鲜。对于传统纹样在封面设计中的运用，封面设计界的前辈们早已做了有益的尝试。鲁迅先生对封面设计情有独钟，且做了很多大胆有益的尝试。早在1926年，鲁迅先生就曾使用汉画像石的图案为《心的探险》一书设计封面。《小彼得》是许广平翻译的一部童话集，鲁迅类似哥特体的汉字作书名，封面主图选取一个黑白植物纹样，有一种中西结合的格调呈现。闻一多先生是“绘画美”的积极倡导者，他曾为《清华年刊》所作《梦笔生花》插图具有一种中西结合的意蕴，但画面中的主体仍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纹样图形，效果良好。他为潘光旦著《冯小青》所作扉画《对镜》，也采用了传统线描造型和传统图案作装饰，虽然基本上运用的是西画造型和色彩技法，但其意境和格调，仍然还是取自中国传统文化。这在钱君的《西洋近现代美术史》也有表现。建国后的封面设计对传统纹样的运用更为普遍，如曹辛之则利用中国传统纹样设计了《郭沫若全集》，封面封底均运用了满铺的纹样，显得既动感又典雅。而当代著名的书籍装帧家吕敬人则是运用汉字和传统纹样的大师，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气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设计元素的作品数不胜数，如《浣纱王后》、《绘图金莲传》、《二十世纪书法经典》等从封面到内文都用各种传统纹样进行配置。传统纹样中所蕴含的“意”的特质与图书主题所需要表达的“意”达成一致，形成了适度的沟通，使读者感受到意境与心境合二为一的审美情趣。书籍装帧设计中对传统纹样的表现手法有很多种，每一种表现手法都是设计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诠释纹样或图形与书籍之间相通的“意”。特别是在亟需情感反哺的今天，中国传统纹样和图形就具有了很强的情感价值，不仅是因为传统纹样和图形的寓意能够比较合理地体现出图书的主题和内涵，其本身固有的象征性特质也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相符合。

(二)水墨韵味在封面设计中的作用

中国画的水墨韵味一直受到西方美术的青睐，在现代派的很多作品中，也竭尽所能，利用各种材料，寻找这种东方艺术的精髓。这种具有明显中国传统文化印记的艺术形式对于封面设计的效果呈现也具有显著的功能。水墨具有直观和厚重的艺术特点，能在封面中很好地营造出一种文化氛围，这与中国文化注重含蓄抽象的哲学思想是相符的。气韵是中国绘画的至高境界，而这种水墨所带来的气韵对封面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水墨本身的虚实、疏密、润泽、神韵等固有特质，非常适于被用来营造书籍装帧的气韵之美。如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艺术研究丛书》就是运用了水墨的流动阴柔感，契合主题。吕敬人设计的《对影丛书》运用了水墨的扩散效果，黑白灰的自然过渡，衬托浅色背景，使整体风格雅致、灵动。他设计的《中国记忆》一书，虽然运用了兵马俑、长信宫灯等中国经典的工艺美术作品，但经过效果处理，呈现出一种润泽的水墨味，很好地诠释了图书的主题。水墨韵味是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特征的重要手段，对于丰富封面设计的画面效果，提升封面设计的艺术品位具有良好的作用。对水墨韵味的合理运用不仅可以沟通作者、设计者、读者三者的心灵，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封面设计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三、中国风味的传统色彩

不同类型的书籍具有各自的色彩运用规律，或温馨，或激越，或雅致，或动感。相对来说，图书的类型决定了色彩的运营。如文艺类的书籍设计往往以典雅取胜;科普类的书籍设计则以动感为特征;学术类的书籍设计又以庄重示人;时尚类的书籍更多是以活泼贴近读者。此外，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对颜色的喜好也各具特色。黑格尔认为:“颜色感应该是艺术家所特有的一种品质，是他们所特有的掌握色调和就色调构图的一种能力，所以也是再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基本因素。”色彩与人的心理相通，已是得到了广泛的证实，并成为一门科学而被研究。色彩对于封面设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书籍呈现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书籍外衣的外衣，是一幅封面设计作品的好坏的关键。如上文中提及的吕敬人所设计的《中国记忆》，利用淡雅的色彩结合水墨晕化的兵马俑、长信宫灯等耳熟能详的中国国宝，拨开了深藏于中国人脑海中的那份深沉的记忆，和谐合理。而在中国人传统的色彩观中，传统的“中国红”、“中国黄”等都是极具中国传统的色彩，在各类设计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而传统色彩观对封面设计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黑白在封面设计中的运用

黑白在封面设计中的运用在上文提及的水墨的运用中非常普遍，而独立分开使用又能产生对比强烈的反差效果，使封面效果明确清晰，形成画面的深度感。而且，中国人对黑白的使用，往往不可避免地与水墨有关联，增加了色彩的传统意味。吕敬人的《黑白》一书的设计应该是黑白色彩运用的典范。利用白色三角形楔入黑色部分形成的强烈的视觉效果表达出本书的主题，书名《黑白》二字的色彩与主色调吻合，分别运用了黑白二色，并做了动感模糊的处理，使画面在黑白对垒中形成柔和的动感，分化了画面的僵板，再利用袋鼠剪影的黑白处理活跃画面，使整个封面庄重而不失活泼，动感而不乏稳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藏地牛皮书》的设计中，黑框内满版的“中国黄”底色也可被看作是白色，与沉实稳固的黑色大标宋书名形成鲜明的对比，利用深色的转经轮和粉红色的藏族服饰剪影表达了本书的特征。结合内文设计感强烈的版式，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读者的青睐。朱赢椿设计的《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曾被评为2007年“中国最美的书”。全书呈现的黑色六面体表达出这段沉重的历史，压抑而愤怒的情感跃然其中。封面图像运用纱巾半掩着“真相”两字，象征难以掩盖的慰安妇事实。扉页也运用黑色，目录页和图片用富有感染力的出血作强化表现，为本书的主题作了有力的旁证。借鉴报纸版面的样式，利用字体间的白色作透气处理，使画面稍作放松，深化了图书的主题。在封面设计中，黑白色彩合理的交互和搭配，会提升书籍的内容，强化图书的视觉感，所形成的深度感则更加深了图书的内涵。

(二)“中国红”的效果

“中国红”已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书籍装帧设计中，“中国红”也被广泛应用。如前文提及的吕敬人《绘图金莲传》，以大面积的红为底，小面积的蓝衬托书名，红蓝对比，突出了文化特色，形成了鲜明、韵味十足的色彩效果。王序设计的《土地》，封面与封底均采用了满版的白色作底，而仅用“中国红”表现书名，典雅突出。刘晓翔设计的被评为2004年“中国最美的书”的9卷18册《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是近年来我国图书设计的一个经典，“中国红”成为其中的主要色调。吕敬人对其的评价为:“设计者把握住中国传统审美风格，即和谐、平静、匀称的原则。设计者以准确的材质语言给读者带来一种对五千年文化的崇敬感，饱和的暗红色绢丝封面显现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沉稳和厚重。封面处理简约、空灵，无任何华丽的图饰，只是在封面中心置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纹样，并始终贯以书盒、书脊、卷首页及每页的题眉，既界定本卷个性且又整体统一。内文设计，体例处理清晰，层次分明，文字设定到位。空间处理、界线运用得当，视线流疏朗，阅读感愉悦。版面理性又追求一种空间美和朴素美。书籍整体讲究‘意’的体现，启示境界的无限想象。封面图像虽小，却能小中见大，以小空间进入到大空间。‘虚中有实，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设计扩展了书的视觉内涵，丰富了美的感受。以全书自身内在的学术分量，设计者巧妙得体地把握住‘其质之美，物不足以饰之’(韩非子)的美学原理，很好地使华贵与大雅共存，而达到崇高美的意境。”而“中国红”在传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2006年“中国最美的书”是由王子源设计的《湘西南木雕》封面深沉的红色对于湖南人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书函使用的也是红色的瓦楞纸，横向包裹着三面切口涂满色彩、浸透着红色的书芯，全书为读者营造出一个红色的气场，令人回味。由全子设计，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得第六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整体设计金奖的《小红人的故事》，设计者运用中国设计元素，以“中国红”为主色调，与书中展现的神秘而奇瑰的乡土文化浑然一体，整体设计纯朴、浓郁，浸染了传统民间文化丰厚的色彩。中国传统的色彩远不止“中国红”、“中国黄”。利用现代的设计手段，实现与传统文化观、传统色彩观的对接，对提升图书档次，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个体的喜好，更是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释放。

四、增强视觉感受的传统材料

中国的书籍发展从甲骨———简———帛———纸，到今天多种多样的新材料的运用，历经数千年。合理运用材料是有助于将设计者的创意转化成为书籍形态的重要环节之一。材料选择的恰当可使书籍的知识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更为合理。如在竹木材质的运用上，由于它的质地、强度、纹理等特点，常将其用在有文化底蕴的书籍装帧之中。吕敬人设计的《朱熹榜书千字文》封函选用的就是桐木板，封函仿宋代印刷的木雕版，在桐木板上，上下精刻全部千字文，整体设计集知识性、艺术性于一身。而传统的皮革材料由于它的名贵，通常被用在数量较少的珍藏版精装书籍设计之中。近年来，金属材料也开始被运用到现代书籍设计之中，如林存真设计的《中国美术馆藏民间剪纸作品选》，封面上用剪纸图案压出的凹凸肌理与光亮的金属产生强烈的质感对比，运用大红色，在表达出浓郁民俗文化内涵的同时，又不失高雅富丽的气派，使整本书民族特色鲜明。可见，多种材料的运用，特别是对一些传统材料的运用，不仅可营造该书的设计魅力，还可加强装帧材料的肌理感。王子源设计的《湘西南木雕》，除了大量运用传统的“中国红”外，书函使用了触感强烈的传统的瓦楞纸，独具匠心的材料运用，更加增添了书籍的感染力。

五、结语

传统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的设计源泉，而书是我们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传统文化指导书籍装帧，又可以更广泛地传播传统文化。日本的书籍装帧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田中一光、杉浦康平、佐藤晃一、高桥善丸、松本弦人等一代代设计师孜孜不倦的努力，已创造出强烈的民族特色，获得了世界的认可。他们紧紧把握本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努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无论是文字排版、色彩运用、构图形式等的设计，都力求符合本国人文化特征和欣赏口味，显示出浓郁的东方特色。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书籍的设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它不仅承担着准确传达图书内容的人物，还要满足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民族欣赏习惯。因此，在书籍装帧设计，尤其是在封面设计中，在合理运用现代创意设计技法的同时，还应广泛吸收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书籍能更好地承担起传播文化的历史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