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设计构图的美学观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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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与基本构图要素

符号是封面设计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符号的有效使用是封面设计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过，对于封面符号的内涵与分类，诸家观点表现出很大分歧。有学者将“文字、图像、色彩”视为封面视觉符号的主要种类[1-3]，有的将“点、线、面”也纳入封面符号的范畴[4]，也有的将“文字、图像、色彩”与“符号”并列视为“书籍封面视觉传达要素”[5]。这些分歧说明人们对“符号”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标准，因此研究封面设计的首要问题是厘清“符号”与“基本构图要素”之别。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开拓了广泛应用于人文科学领域的符号学，他将现代语言学理论用于符号学的研究，建立起语言符号学派。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是一种有两面的心理实体”，它联系着音响形象和概念，其中音响形象是“能指”（signifier），概念是“所指”（signified）[6]。由此可知，只有在人的心理意指作用中指向某种“概念”的音响形象才能称为“符号”，视觉符号亦是如此。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文字、图像这两种具有明确的概念指向的视觉要素才是封面符号；“点、线、面、形状、体积、色彩”本身没有确定的意义，不能称为“符号”，只是封面的“基本构图要素”（按：借用绘画理论的概念）。封面的文字与图像由一定数量的点、线、面、形状、体积、色彩共同构成，因此与符号相比，基本构图要素是封面视觉传达更基本的手段，应该对其进行专门探讨。

封面阅读的审美心理

从读者的接受情况来看，封面阅读不仅是获取文字、图像意义的理性思维过程，也是一个感性的情绪反应与体验过程；“视觉图像能够在人们那里激发多层次的、同时发生的、非线性的思想和情感的投入”[7]。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的约瑟夫•勒杜教授通过实验证明，人类大脑在接受信息后，首先引发的是情感层面的回应，然后才对内容进行评估与解释；情感反应始终伴随并影响其后的解释过程，当解释过程完成时形成的记忆被打上“情感的烙印”[8]。因此在读者的审美过程中情绪体验至关重要。读者在阅读封面时，首先接触的是“点、线、面、形状、体积、彩色”这些基本构图要素，然后才是由基本构图要素组成的文字与图像。不同的基本构图要素会激发读者不同的情绪，例如：规则点让人有严谨感、规整感，自由点的视觉心理效果为生动感、活跃感；直线给人简洁、明快、锐利之感，曲线则有柔软、优雅、跳跃之感；圆形面偏于圆满、集中、向心感，方形面有整齐、严肃、崇高感[9]；几何形如圆形、方形、三角形等使人产生秩序、简洁、锐利的美感，偶然形的特殊效果则令人产生特殊美感[10]；△形构图给人稳定、坚实和庄严的感觉，S形构图让人感到柔美、流畅、活跃有运动感[11]；正方体整齐、稳固、厚重，失之呆板，长方体平直、纤长，圆柱体柔和、圆滑，圆锥体锋利、尖锐；红色让人感到活力、决心与胜利，蓝色让人宁静安详，绿色使人感到安逸舒适，黄色让人感觉明亮[12]。这些基本构图要素引发的情绪会影响读者随后对文字、图像符号的情感反应和理性解释，因此，理解读者对基本构图要素的反应是理解读者审美心理过程不可或缺的基础。读者对基本构图要素的反应不仅与要素本身相关，还与读者具有的文化传统有深厚的关联。“大量事实表明，对色彩、形状的把握能力会随着观看者所在的物种、文化集团和受训练的不同而不同”[13]；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会用不同的传统或规则来创造事物的代表物（或图像），而各种文化解读图像的规则也不同[14]。也就是说，不同文化群体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亦有与自身文化相适应的心理图式和思维方式，与其心理图式和思维方式相符的内容易被注意和接受，反之则不然。已有试验表明，不同文化群体中的人们对具有本民族文化的画面更敏感，更易知觉[15]。所以人对外在世界的感知受心理定势支配，颜色最醒目、响声最大、速度最快的事物不一定能立即吸引主体注意，那些与心理定势相关的事物则可能在瞬间攫取主体的注意力[16]。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人拥有对世界的独特感知方式和体验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倾向。中国读者可能会抛开封面上其他五光十色的内容而最先专注于一抹墨迹、一枝红梅、一钩残月。日本武藏野美大学教授千千岩英彰对分布在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的5500名青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与日本人、韩国人的色彩感觉比较接近[17]，这正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力。因此创作者在进行封面设计时，除了考虑出版物的内容等因素外，还必须兼顾传统美学影响下的中国读者对基本构图要素的特殊偏好。

基本构图要素的传统审美倾向

中国古人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形成对世界独有的感知与体验并抽象为哲学观念。在这种哲学观念的指导下，人们以审美的方式建构各种经验时便产生了各种艺术形式。中国人特殊的审美方式和美学理想作为一种传统，早已内化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随着种族的文化基因代代延续并不断在各种艺术作品中再现，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活动。中国人的审美倾向主要体现出以下四个特点。欣赏“平衡”之美。在中国传统中成熟的宇宙观念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异类事物的对立共存是宇宙的组成模式。有天必有地，有上必有下，有男必有女，有山必有水……世界由成对骈偶的事物构成。

艺术的理想就是模拟天地宇宙的构成及其运动[18]，所以《文心雕龙•丽辞》中有言：“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各种传统艺术中都存在平行对称的结构方式，比如诗歌的对仗实是自然世界结构的语文形式的显现。又比如，中国人对圆形特别偏爱，“圆”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意蕴。首先，“圆”是一个封闭的图形，没有起点与终点，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对称的，它代表“圆满”“团圆”这类文化意义；同时，“圆”是诠释中国哲学思想的最佳图式，“太极图”以大圆包含两条对称分布的太极鱼构成，对称分布的太极鱼正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义，随着圆的旋转，阴阳轮动，正是宇宙生生不息、运化万变的运动过程。这种平行美学自先秦以来便一直影响着整个民族，中国人偏爱平衡、对称的心理感受，倾向于注意画面中能够带来稳定、平衡、对称感觉的构图要素和构图方式，对那些造成倾斜、不确定、紊乱感的构图要素与方式会本能地回避。所以，在封面设计中，应尽量使用能够给予读者平行对称感的构图要素，或者封面整体的构图方式要带给读者稳定平衡的感觉，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应尽量避免使用引发不稳、失衡、不谐情绪的基本构图要素和构图方式。追求“中和”之美。儒家“致中和”的观念是中国传统审美标准的基石。先秦典籍《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致中和”，即要求情感的含蓄性，喜怒哀乐情感含蓄未发；情感的适度性，情感表现而又有节制[19]。这种“中和美”与古希腊静态的、形式的“和谐美”字同而意异，古希腊的“和谐美”是指某种具体事物外在形式的对称、比例、秩序等符合特定的“数”的关系；而“中和美”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关系，在处理对内对外的各种关系时，要不偏不倚、适度有节，“过”与“不及”都是不合适的。中和之美的熏陶使中国人偏好柔和、宁静、温暖、圆润等温和的视觉感受，对引起强烈视觉刺激和激烈心理冲击的形状与色彩持保留态度。因此，在进行封面构思时，对那些会给读者带来锋利、尖锐、矛盾、紧张等极端感觉的基本构图要素需慎重采用；在设计画面色彩时应谨慎采用对比鲜明强烈、颜色跳跃感太强的搭配方式；在构图方式的选择上也最好遵从人们的传统习惯。偏爱“飞动”之美。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宇宙是一种动态，一种流行，始终处于氤氲生化、周流不息、无始无终的动态过程中，简言之，中国的自然和宇宙是有机的、动态的自然和宇宙。因此在中国人眼中没有绝对静止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运动过程中，而中国人也欣赏这样的动感之美。古代工匠们喜欢把生气勃勃的动物形象如龙、凤、虎、鸟、蛇等运用到雕刻中，不仅建筑内部的装饰，而且建筑整体也着力表现出一种动态[20]。

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气韵生动”，即要求表现宇宙生机盎然的运动节奏，所以中国人是偏爱飞动之美的。这与中国人喜欢给人带来“宁静”感受的画面并不矛盾，因为中国人观念中的“静”不是沉静、死寂，而是蕴含着脉脉生机的“静”，并惯常以“极静”彰显、映衬某种动态。就像王维的名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因此在进行封面构图时，设计者必须从表现动感、动态的目的出发去设计基本构图要素及其组织关系，不仅要考虑基本构图要素本身的动感与静态，还要考虑要素之间的搭配与映衬，以突出、表现封面整体的动感之美。还需注意，这种动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激烈的、狂放的、躁动的动感，而是一种优雅的、悠然的，体现天地自然、大化流行的运动节奏的富于音乐旋律性的动感。崇尚“清新”之美。钟嵘《诗品》中说：“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缕金’。颜终身病之。”“芙蓉出水”与“错采缕金”正代表了初期中国传统美学的两种理想，不过到魏晋六朝时发生了变化，即认为“芙蓉出水”是比“错采缕金”更高的一种境界[21]，这一观点延续至今。人们认为艺术应着重表达作者的内心思想、情感体验与个体人格，不应刻意雕琢文字、堆砌辞藻。虽然在许多艺术形式中“错采缕金，雕缋满眼”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美的形式，但是“返璞归真，妙造自然”却是美的至高境界。人们对李白诗的评价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理中一直存在着对“清新”风格的肯定与偏好，崇尚平淡、简单、质朴、自然。最显著的表现便是在传统绘画艺术的高峰时期，艺术家们完全摒弃了对色彩的依赖，钟情于墨的运用。他们认为在个体感情意念的支配下表现气韵生动的天地大化之流行才是绘画的最终理想，浓淡、干湿、焦润等不同状态的墨色完全能够胜任这一任务，自然不必另施彩色画蛇添足。正如明代张彦远所云：“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飞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粹。”[22]

当然笔者并不主张在封面设计中完全摒弃色彩而独用墨色，因为色彩毕竟是人们表现外在自然和内在情感的有效方式。只是创作者需照顾到中国读者对于“清新”这种美感的倾向性，在设计封面尤其是封面色彩的选择和搭配上，尽量避免使用视觉刺激过强的色彩和对比反差过大的色彩组合。

结语

中国人独有的审美倾向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独特感知、体验以及经验建构方式，因此对于“平衡”“中和”“飞动”“清新”的企求来自同一个源头，四者虽然各自独立却又密切关联。要求“中和”之美即意味着“平衡”“清新”，对“飞动”美感的体验也不能脱离“平衡”、“中和”与“清新”。时光的流逝并不能带走传统深植于种族内心中的文化之根，相反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个体对自身身份的理解和确认更强化了本民族的传统意识。创作者只有在充分理解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真正体现中华文化传统特色与底蕴的封面；纠正一味追慕西方设计思维和方式或是简单肤浅地使用民族符号的不良风气，实现中国封面设计在文化水平上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