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形印与标志设计的联系探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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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式表现关联

（一）简括醒目

标志设计形式表现的范畴比肖形印要大，但设计表现理念和最终效果却有许多共通之处。标志与肖形印都要求可视化元素组合的最终成果具备构图紧凑、简洁概括的凝练之美。比如现代商业标志作为整个企业形象识别系统中的核心内容，不断出现在各种动静态媒介载体的实物或影像中，环境及参照物跨度极大，却必须仅以独立的形传递关于企业形象内涵的种种信息，这些都要求标志具备极度概括的表现形式。因此，几乎所有历久弥新的经典标志设计，都具备高度简括、以小见大的形式美特征。而肖形印造型的简洁概括则更有胜于标志设计的优势。标志设计可以充分调动质感、立体感、色彩组合来体现出简洁图形中的不同变化，而肖形印的变化则直接来自图形本身，并且肖形印造型的各种变化与讲究，甚至可以说是极为复杂的。肖形印这种简洁与多变的结合正体现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一种主要特质，看似简单的组合图形，却是抽象程度极高，且每一个造型之间的组织也极具章法。所以，看似简单但概括程度高，且醒目突出易于辨识，是肖形印和标志设计关联性的最直接形式表现。

（二）个性表现

标志设计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区别于其他已有标志，作为代表特定事物的可视化形象，雷同的设计不但不便于受众的识别，更存在产生知识产权纠纷的隐患，最重要的是毫无个性的标志必然会降低标志应用企业或单位的品质及受众认可度。而印章则从古至今都被视为信用的代名词，在古代更是信用与权力的集合体，有些肖形印的图形还是家族图腾或徽章。标志和肖形印的基本功能就是这种作为一种区别于其他记号的个性化标识，让自身的出现带来特定的信息表达。因此差异性，或者说独特性就成为肖形印和标志设计的共同要求，这种关联对两者最终呈现的面貌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为肖形印和标志设计的融合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

（三）构成规范

因为标志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载体的跨度很大，从静态的印刷品到动态的视频影像都会出现，如果其自身构成没有严格的规范，经过传播载体或时间地域的变更很可能发生变形，引起辨识困扰，降低标志应用主体的可信度。所以，标志设计作为形象识别系统中的核心内容，其视觉元素构成是十分严谨规范的。标志中使用的文字必须是经过设计的独一无二的专用字体，图形也必须每个结构都有精准的尺寸及角度规范，用色方面也设置标准套色，有具体的RGB（色光三原色）或CMYK（印刷色彩模式）数据确认。而肖形印的构成则有着章法约束，看似随意的图形其实都严格符合章法的要求。肖形印的图形构成非常注意元素组合与印章自身形状的适合关系，强调节奏和韵律，对比与调和，始终做到局部变化服从整体统一，即“乱中求序”“平中求奇”，在有限中找到无限可能。而且标志和肖形印都是有承载主体的图形，因此在设计中还应该严格注意各种图形禁忌，准确传递信息的同时，符合受众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二、语义表达关联

（一）象征性

象征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将图形与意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最重要方式。在没有文字的年代，人们就尝试将各种信息或情感用不同的图形甚至是实物来代替，久而久之，这种图形或者实物就成为保有这些信息特性的载体。象征往往不仅是用简单的形指代某个物体，而是附有相对复杂的情感、观念、祈望甚至信仰。象征性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中最为经典的特性之一，肖形印也正是体现着象征思维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代表。比如肖形印中的龙、凤图形就是权势、高贵、尊荣、吉祥的象征，体现出独特的文化积淀，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之中。再如鱼、鹤、鹿、羊、虎等动物和松树、桃子、白菜、牡丹、莲花等植物，都被赋予如“连年有余”“松鹤延年”“福禄寿喜”“吉祥如意”“清正廉洁“”富贵荣华”等寓意。还有以基本图形样式出现的如“盘长”和“方胜”，即代表人们四环贯通、通明元转的美好祈望。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图形，在标志设计中已经广泛被应用，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设计成果，证明了彼此在象征性上的关联性可以相互融合与应用。

标志设计同样也离不开象征思维的指导，虽然因为文化差异，东西方图形的象征各有不同，标志设计与肖形印的创作环境也各有时代特征，但关于象征手段的应用是完全一致的。比如标志设计中的橄榄枝和白鸽往往象征和平；很多医院或医疗机构的标志中会有蛇和拐杖出现，而蛇杖则长久以来都代表着药品或医生；有天枰出现在标志中则象征公平公正；宝剑或锤子在标志中则象征权威；等等。在现代标志和肖形印表现中，颜色甚至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比如自古以来，红色被称为太阳的颜色，而在红色系中以“朱”和“赤”为尊，因此印章的颜色也被定为朱色，成为有权威、有力量的颜色。在现代设计中，宝马标志中的蓝白两色就像蓝天、白云和转动的螺旋桨，一方面象征宝马公司的悠久历史与其在航空发动机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则象征公司广阔的目标和向上的精神面貌。承认图像是一种言语，也就意味着它是产生意义的一种媒介。如果没有象征思想的指导和体现，不管是肖形印还是标志都将失去仅用图形承载各种信息的机会，而象征性也是肖形印和标志设计从语义表达上关联度最高的部分。

（二）符号化

其实象征性和符号化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都属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研究范畴。如果说象征是图形表达信息的手段，那么符号则是图形语言的表达形式，而符号化则是其最终目标。肖形印与标志设计的另一语义表达关联之处就是符号化特征。两者在将自身凝结成大众文化传播符号的同时，也将其他的符号信息融入其中，成为时代和文化信息的载体。肖形印的图形内容，也就是“能指”，往往分具象形和抽象形两类。其中具象形常有耕作、狩猎、捕鱼、争战、车马出行、乐舞百戏、武士斗剑、楼阙图等内容，这些内容都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成为鲜活的文化记录符号。肖形印中的抽象图形都经过高度的提炼、概括，看起来只是装饰作用，但随着各类图形的组织构成逐渐成熟，形成了如图腾等信息更为具体集中的文化符号。而标志设计的符号化是一种需求，其实具体的方式仍然需要运用象征思维和手段。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为了让符号成其为所指，符号在呈现为被自己所指称的物的同时,必须呈现为认识的对象。通过各种成熟符号的组织，充分调动人们的共同经验与文化制约的相互作用，完成“能指”与“所指”的完美结合，并最终完成自身的符号化。

如果没有象征性和符号化作用，标志和肖形印就都变成了无意义的图形，或者说没有象征和符号化的过程，标志和肖形印便失去了其神髓，也不可能承担起功能作用，尤其是现代标志的推广传播和CI战略将无从谈起。从肖形印和标志设计的外显形式到语义表达中都可看出，二者具有极高的关联度。诸葛凯曾提出：“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视觉设计的融合既是顺其自然的，又是在变中发展的，折衷模式则是这一变革最重要的运行规律。”肖形印与标志设计应用的融合一定是变革中的重构，是折衷后的保留与再生。而关于两者关联性的研究，则是保留什么，怎样再生的重要依据。

作者：于洁单位：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