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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另一方面立足当代中国生态环境的实际,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因子,提出了生态文明思想,这一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立意高远,从其哲学特质来看,表现出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既深怀人本主义关怀,又尊重了自然规律的科学性,其理论内核和精神要旨无疑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针。
关键词:新时代;生态观;哲学特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关注和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曾指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62-63“两个和解”论表明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掌握自然的生态规律和同化自然力,使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得以充实和丰富,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将人类的发展寓于自然生态体系中,这一观点将人类、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紧紧地关联在一起,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演进的统一。正是基于这一科学理论,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追求,继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一以马克思人与自然生态观为渊源,提出生态新理念和新论断,实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马克思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209。这里强调了人类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变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形成的过程,反过来,人类社会一旦形成必然会影响自然的进程。可见,“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基础”[2]122。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时时刻刻都要通过劳动和自然进行各种各样的物质的、能量的等各种要素的交换,要体现这种“基础”,就必须学会把自然看成是与人一体性的存在,从而尊重和呵护自然,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实现主客体的相互交替作用,从而实现人、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平衡性。
(一)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观,他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3]。这一论断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将山水林田湖看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全面和系统的视角将“人”和“山水林田湖”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内在地包含了生态环境及内部各部分、各要素相互交换、相互影响并遵循自然演进的内在规律所共同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正如“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4]279。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指出这个系统内在各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纵观自然演进史、人的进化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最有能力打破这一系统的整体性、平衡性和协调性的只有具有超强智慧的人类,人类文明的进步及其在每一个重大社会变革,都或多或少地对这个系统造成了剧烈的影响,特别是工业文明以来,由于过度地追求人类的发展欲望,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致使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日益匮乏、生态系统不断恶化,最终将会使人类自身深陷生存和发展的梦魇里而不能自拔。生命共同体论断正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生命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和协调不被破坏,就必须“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5]。
(二)关于自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把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及核心竞争力紧紧关联起来,彰显了生态环境对生产力提高的作用。自然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自然的、无序变化的自然力量,但又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只能顺乎自然而不能违背。所以,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6]。这一表述不仅强调了自然生产力的作用,还包含了人类的活动虽可加速、延缓或改变一些自然力,但无法创造和抗拒自然力,只能把握其规律,通过主体有目的性的实践活动,使自然力悄然变成自然生产力。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重要发现之一,在说到生产力与唯物史观关系的时候,他说道:“生产力理论的形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获得是一致的”[7]320。为了使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构成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就要求自然生产力本身的再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才能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提供保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社会、公民都要树立发展生产力固然重要,但如果不保护自然生产力,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无从谈起,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此,“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8]。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到发展是硬道理,保护生态环境同样是硬道理。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对生产力的影响必然造成较大的影响,比如,土地的肥瘦、土壤的质量、水利条件的好坏,等等,因此,当“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9]586。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力程度相同的前提下,自然生产力的高低对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起着重要的影响,生态条件好的,生产力水平就高,反之,生产力水平就低,只有让自然生态在足够的时空范围内休养生息,才能最终提高生产力水平。
(三)生态理论创新方面基于我国在发展与生态矛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作出的理论回应。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就是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环境保护的,包括执政理念和出台了相关的环保法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环保进一步恶化的态势。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够高,创新驱动能力不够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结构性矛盾还未化解,加上过度重视经济的增长,虽然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但生态文明建设的不足尤其突出,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也不断加强,但从生态理念到法制具体实施,尚有不小的差距,加上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还不强,导致今天的环境保护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困难之一。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来进行指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系列新的生态观点,如把人类与自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共同体世界观、从生态价值观提出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生态方法论指出“两山论”、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强调生态认识论、从生态系统和普遍联系的角度强调了生态实践论等包含哲学光辉的生态文明论断,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二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充分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智慧,实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
(一)关于生态环境问题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100多年甚至200年才能跨越的发展历程,其速度令世界瞠目,经济总量稳住全球第二。但在发展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环保问题与矛盾,工业化发展带来的高密度污染高消耗,如水质污染、大面积城市雾霾、资源枯竭等,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203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迫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要在超越工业化、现代化的语境下,在继续完成工业化的前提下,加强信息化建设,更为迫切的是要补生态环境的短板,才能整体推进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8]。这一深刻认识凸显了强烈的环保忧患意识,同时也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之重,困难之多,矛盾之突出,时间之紧迫前所未有。当今世界所存在的两大类型的生态环境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问题和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都同时严重存在。而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其恶化的隐蔽性,渐进性和积累性,后果的间接性,全面性;危机爆发的突然性,灾难性,以及生态恢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需要对我们的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4]385。若不进行全方位的深刻变革,是很难彻底解决面临的环境恶化问题。总结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要着力解决如何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修复工程为生态产品自身的生产能力夯实基础,全方位综合治理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等方面加大力度、增加投入等途经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这些论述直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为当前和今后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和提供治理生态问题的基本依规,清晰展现了生态文明的时展愿景。
(二)关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他充分肯定传统生态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涵养,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1]。如孟子提出的“仁民爱物”的思想,《老子》《庄子》中强调了“人与天一也”的哲学生态观,等等。都是几千年来农耕文明沁润出来的生态观精髓,深深植入到人们对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代代相传的生态意识因子里,对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加以吸收并结合当今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环保问题,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浓厚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和谐、平等、共生的现代价值。“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12]将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兼爱万物等生态智慧实现了高度的统一。他强调:“传统文化没有主客对立意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关于河流,传统有三个重要认识。一是‘川,气之导也’,认为河流的作用是参与自然循环,与自然的其他部分构成有机整体。二是‘国主山川’,主张一个国家的命运由它的名山大川所主导。三是‘河竭国亡’,认为河流枯竭会导致国家灭亡,所以古人反对‘壅川’堵水。”[13]万物的循环往复、变化发展,是世界能够一直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阴阳则是宇宙演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它推动着自然无穷尽地运动着。循环往复是自然生态系统各部分、要素之间得以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协调而永续演进的根本。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观,主张以严格的法制保护环境,实现了人本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生态观上把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实现关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强调:“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83自然与人的相互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过程就是人化的过程,同时也展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过程,而人之所以发展到人类社会,是被称之为人的本质属性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因此,人、人类社会和自然是内在的统一体,特别是当自然遭受损害的时候,人和社会必然受到影响,反之亦然。因此,生态文明观的人本性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不仅有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终极关怀,更有对人民群众的生态现实需求表示了强烈的人本关怀,他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4]。其基本的价值意蕴就是从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与构建,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开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本功能。工业文明的快速进步不仅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是人类与自然的距离且行且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生态文明思想基本的人本价值取向。把人们的现实需求放在首位也是我们党执政的长期做法,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贯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随着公民环保意识的提升,人们在关心物质和精神文明之外,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的质量,把自身的幸福与生态环境建设联系在一起。从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来说,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政党执政的基础之源,诸如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药品、干净的饮用水、合格的商品、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宜居的生态环境等,只有这样,党执政的民意基础才会越来越牢固。
(二)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主张从生态环境规律出发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一切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尊重生态演变规律,强调制度设计的底线和红线思维。人类社会一旦违背了自然规律,必然遭受自然的报复。因此,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用最严格的法制来制约对环境的破坏和过度开发,保证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物质的、能量的交换达到动态平衡,特别是确保在自然生态的承载范围之内,否则必然导致自然生态和环境的恶化。为此,“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15]。把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和人类活动的组织原则结合起来,达到自然界与人的系统的自觉有效控制的水平,这是尊重生态规律的高度自觉。只有“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5]。才能真正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这一论述阐明了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一种文明的建设都需要有刚性的制度作为保证,生态文明制度尤为如此,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应是对以往环保法律制度的提高和发展,更加彰显了先进的生态精神、思想和理念,更加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法律原则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经验。要制定出不仅能够了解、体现和掌握生态规律,且能实现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保持人类与生态相互协调与平衡的前提下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灵活利用生态规律,引导生态规律朝着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挥作用,达到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和生态系统质量的更高目标,为我们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总之,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理论上的传承性与生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性;既立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观智慧,又牢牢把握时代进步对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因而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既始终掌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又满怀深情地对人民群众的现实关怀与对人的终极关注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实现了人本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特质,不仅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针,其立场和方法论更是一以贯之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当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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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军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