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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和谐哲学的理解不同,对于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的认识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中国古代“和谐”的思想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部分论者认为,在古代就存在和谐哲学,这从一些文章标题中就能看出,如黎红雷的《儒家的和谐哲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谢文胜、张燕杰的《论儒家和谐哲学与人文奥运》,甘露的《和谐社会,道通为一——道家和谐哲学的研究》等。从这些论者的著述看,他们大都把中国古代的关于“和谐”的思想看做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而有的论者则把“和谐”概括为中国传统的和谐哲学。
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如毛卫平认为,和谐哲学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而把中国古代“和”的思想称为中国传统“和”的哲学,而不是和谐哲学。贺善侃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和谐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化形式。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寻找和谐哲学的依据。认为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都是以强调对立统一的矛盾观为哲学依据的。李忠杰更是明确和谐哲学的基础就是事物矛盾中的同一性。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一步说明同一性的基础地位。事物的存在,矛盾的化解,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同一性。“在承认同一性的基础上讲团结、讲和谐,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关注、更应该强调、更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
其三,系统辩证法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如有论者指出:传统矛盾观是斗争哲学的根基。而系统辩证法是对矛盾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系统辩证法并不否定矛盾的存在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把矛盾置于系统的普遍联系之中,强调整体大于部分,系统整体的质决定部分的质,体现了整体性、动态性、过程性原则。和谐哲学正是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作为其理论基石的。
二、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关系
很多论者认为,和谐哲学是作为斗争哲学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一提到和谐哲学,很容易联想到斗争哲学,学界从不同的方面概括的二者的关系。
其一,取代论。该观点认为,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不能并存,和谐哲学应该取代斗争哲学。“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和谐哲学是以和谐为核心理念,引导社会向和谐的方向发展,要求人们学会合作共存(并不排斥良性的斗争),实现互利共赢。斗争哲学是以斗争为核心理念,鼓励社会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要求人们寻找彼此差异,实现相互取代。可以说,二者代表的价值取向不同。和谐哲学适合和平建设时期,理应成为时代的哲学;斗争哲学适合于革命战争年代,理应退出历史舞台。
其二,适合不同阶段论。该观点认为,无论是“斗争哲学”,还是“和谐哲学”,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它们分别适合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说来,前者适合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质变阶段,而后者适合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阶段。二者适用的范围有所不同,如果在实践中应用得当,就会促进事物的发展。与之相反,如果超出了其适用的范围,就会对事物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不利。
其三,对立统一论。都认为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但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有论者更多强调二者的统一。如齐自琨等认为,虽然,“斗争哲学”在革命时期的占主导地位,“和谐哲学”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占主导的地位,但其实质与目标是一致的。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都坚持辩证矛盾的观点,斗争与和谐都是矛盾的存在形式,只是表现不同而已。仅仅用历史阶段来划清“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界限,是不恰当的。虽然它们都体现了各自时代的特征,但它们本身是一体的,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离开“斗争哲学”谈和谐违反了矛盾论的原则,离开“和谐哲学”谈斗争,斗争则失去了理论基础,就会犯空想的错误。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是有机地统一,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有论者强调更多的是二者的区别,如毛卫平着重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二者的区别:①目的不同。斗争哲学,强调斗争,但也讲统一,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统一体的存在;和谐哲学,强调统一,但也讲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一体的存在及更好发展。②阶段和性质不同。斗争哲学是事物处于质变阶段的,属于革命党的、革命的哲学;而和谐哲学则是事物处于量变阶段的、属于是执政党的、建设的哲学。③方法论原则不同。斗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对立、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而和谐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共存、共荣、统筹兼顾。
三、和谐哲学的意义
对于和谐哲学的意义,主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肯定和谐哲学的意义,另一种观点否认和谐哲学的意义。大部分论者强调和谐哲学的重要意义。如李忠杰认为,提出“和谐哲学”主要是适应了四个方面的需要,即:适应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适应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需要,适应了努力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和谐哲学”的研究、倡导、宣传,有助于引导我们社会向着更加进步、更为理想的方向发展。贺善侃则认为,和谐哲学观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提供了治国安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哲学理念和新的实践逻辑,从而提供了实现科学发展、造福人民,推进文明进程的新的指导思想。而田丰认为,和谐哲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基础,将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为人类化解现代社会困境、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而黎红雷则强调和谐哲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大部分论者都持类似的观点,我们不再一一赘述。
有的论者虽然强调和谐哲学的重要意义,但认为和谐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不能与革命哲学、建设哲学相提并论,和谐哲学是建设哲学之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式,这并不妨碍我们把用其他名词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实践哲学、建设哲学、实事求是等。有论者强调和谐哲学意义的同时,则警告我们要防止“和谐哲学”泛化的倾向,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能忽视斗争,也要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不然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与强调和谐哲学的积极意义相反,部分论者对和谐哲学持否定的态度。有的论者质疑“和谐哲学”的提法,当然也就谈不上它的意义。认为将我们党的哲学归结为“和谐哲学”,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党的哲学既不是“斗争哲学”也不是“和谐哲学”,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哲学。而有的论者更是明确指出:“所谓‘和谐哲学’由于缺乏整体性和追根究底性思考,而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小结
通过近几年学界对和谐哲学研究来看,在以上几个方面,都远远没有达成共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明确提出的时间还不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现在仍然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和谐哲学仍然是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的哲学,对它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一,必须明确和谐哲学的含义。它是一种关于和谐的思想观点、方法还是独立的思想体系?和谐哲学是古已有之,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产物?“和谐”与“和谐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和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哲学的关系。这里主要涉及的和谐哲学能否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问题,从论者的论述看,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肯定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地位和否认和谐哲学的作用。表面看起来是对立的,实质上都承认和谐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这与和谐哲学的含义这一问题相关联)。否认和谐哲学的作用的论者,并没有否定“和谐”,而是认为“和谐哲学”的提法不科学、理论不成熟。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的实践,对和谐哲学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
作者:赵化民李学迎单位: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