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定义研究述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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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师范学院学报杂志》2014年第二期

一、2000－2010年间

这期间与此相关的期刊论文共有15篇。其中有5篇没有提出翻译定义，最有代表性的是宋学智。宋文在论述了20世纪中西方林林总总的（文学）翻译的定义后，对出现这种难以达成共识的、琳琅满目的翻译定义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并概括为以下10方面的原因：时期不同、角度不同、观点不同、认知不同、多译性和多元性、动态的观点、可变因素众多、认识局限、种种理论缩写、古老又年轻之特色［3］。宋文虽然没有给出翻译的定义，但是却将希望寄托在未来，希望我们既古老又年轻的人类去为之努力。另外的10篇之中有2篇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翻译定义，但是却有作者本人认可的名家（奈达）的翻译定义。李田心和方岳华都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几年里国内有关奈达翻译定义的误读进行了澄清，并依次提出了奈达翻译定义的正确译文应该为：翻译是首先在意义上，其次在风格上用接收语再现与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的对应（或相当）信息［4］和翻译是用接收语再现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流畅的相当（对应）信息，以意义为先，风格为次［5］。李文和方文虽然对澄清以往学者们的误读和误译功不可没，但是该定义忽略了符际翻译，严格限制了翻译活动的外延。剩余的8篇文章都有作者对翻译活动的本质看法，并给翻译下了定义。其中有2篇从微观上探析适合于某一类型翻译的定义，即非等值翻译（包括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和旅游翻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吕和发和周剑波，他们将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应用于翻译领域，研究全球化语境下的旅游翻译，并定义为“旅游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际活动。同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它在跨文化、跨心理交际特点上表现得更直接、更为突出、更为典型、更为全面。”［6］虽然探析了旅游翻译的本质，但是却不适合其他类型的翻译。这8篇中的另外6篇都是从宏观上探讨了翻译的定义。其中有两位作者（文军和周荣辉）看到了翻译活动的外延，即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翻译。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军的翻译定义，即“翻译是译者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的文化活动。”［7］但是该定义还是有失偏颇，不够全面。“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就可以简化为“不同的符号系统”。另外，其中的“传递”二字也不够严谨与科学，容易让人产生歧义，不能正确揭示出翻译的实质过程和译者在这过程中所起的真正作用和有为程度。“传递”二字给人的感觉是一成不变的传输过程，是不需要译者做任何变化和变动的，译者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然后再将该信息原封不动地传递给读者。其实，翻译是人类一项特殊的交际活动，译者在接收到对方的信息时，首先要在大脑里对其进行（语言）符号外壳的转换，然后再将该信息内容表达出来供读者接受和理解。显然，这一符号外壳的转换过程体现了译者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解码和编码的主观努力程度，更体现了译者对接受到的信息的符号外壳进行质变的转换过程，更进一步体现了译者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就是先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符号外壳的转换，然后再将转换后的信息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的过程。鉴于此，笔者试将其改为：翻译是译者在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所进行的信息转换与传递的文化活动。另外4位作者所提出的翻译定义都不适合符际翻译，其中侯林平的翻译定义最具有代表性。侯文的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通过其思维或信息科技手段将源语文本中表达原作者意图的各种信息转换到风格极似的译语中以满足读者特定需要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8］侯文的定义仅将翻译的外延范围限定在语言之间各种信息的转换，没有从符号学的角度去界定翻译的本质和外延。

二、2010年（含2010）以后

这期间共有7篇代表性期刊论文。其中有2篇没有提出翻译定义，即屈萍的《从翻译比喻认识翻译的定义》和路东平的《历史视阈下的翻译定义》。前者浅析了翻译比喻的特点及其对认识翻译定义（本质）的促进作用，而后者则探析了翻译定义的历史嬗变所折射出的翻译与译者之地位及其使命的变化过程，强调了译者地位逐渐彰显的过程。二者均未论及翻译的本质及其定义，分别侧重翻译比喻和译者地位。另外5篇都有作者本人认可的名家的翻译定义。其中唐勤泉有两篇文章，即《翻译教学中的开放性翻译定义》和《描写译学框架下的翻译定义研究》。前者认为翻译的定义不仅应该是开放的，还应该重视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后者看到了译学界在翻译定义方面的“求异”倾向。二者都肯定和介绍了图里（Gideon•Toury）的描写译学框架下的翻译定义，但是图里的翻译定义不适合符际翻译。另外3篇代表性论文都是李田心的，即《奈达翻译定义的错误译文曲解了奈达翻译理论》、《奈达翻译理论：“老调新弹”———奈达翻译定义新解》和《奈达翻译定义有损翻译教科书的品质浅析》。李文再次撰文澄清了奈达翻译定义在国内的误读和误译。然而，这5篇文章的共同点在于图里和奈达所下的翻译定义都不适合符际翻译，表现出了该定义的片面性。

三、结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式撰文探析过翻译活动的本质，并试图给翻译下一个定义。其中有少数专门探析某一类型的翻译活动，大多数专门探析宏观上的翻译活动，也有极少数探析与翻译定义有关的其他方面。他们文中所认可的名家的翻译定义，甚至是自己所下的翻译定义大都不适合符际翻译。其中唯有文军和周荣辉两位作者所下的翻译定义看到了翻译的外延，不仅适合语际、语内翻译，还适合符际翻译，但是文文定义中的“传递”二字忽略了译者的有为过程，而周文的定义至少有以下5点不足。第一，该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实广义之中就已经包含了狭义的内容，所以不需要单独和刻意去分为狭义和广义。第二，该定义将翻译所牵涉的活动范畴或外延都一一列入翻译的定义之中，有点累赘，使本来就简单明了的翻译活动略显复杂。第三，所使用的“翻译原材料”这个术语有点不妥。“材料”应是物化的具体东西。正如作者在定义中所一一列出的翻译的外延一样，笔者觉得其中的“无声非语言符号”大都不是属于“材料”范畴的，比如人的动作、表情等等。第四，该定义将“行为者”也列入翻译的定义之中，混淆了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和“翻译”二字的语境意义。“翻译”这个词语在语境中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因而具有很多的语境所指意义。但是翻译定义的要旨是要界定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第五，该定义没有界定出翻译活动的主体和主体从事翻译活动时所凭借的手段或工具。“范畴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范畴标志着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一定阶段。它是以往认识成果的总结，又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起点。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范畴也会随之变化。”［8］不妨套用之，翻译定义是在翻译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翻译定义标志着人对翻译实践活动认识的一定阶段。它是以往认识成果的总结，又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起点。随着科学和翻译实践活动的发展，人对翻译实践认识的深化，翻译定义也会随之变化。鉴于此，翻译定义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希望更多的学者运用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知识关注翻译定义的研究，诠释和涵盖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翻译实际。我们理应根据变化发展的翻译实际来调整我们的翻译定义，以期让我们对翻译活动的本质认识能跟得上变化发展中的翻译实际，能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更好地为人民和社会服务。

作者：宁济沅单位：韶关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