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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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师范学院学报杂志》2014年第二期

一、东莞红色文化的生成渊流

（一）东莞红色文化生成的理论本源文化的内核是理论，列宁曾在《怎么办？》中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理论从拜上帝教到三民主义，无一能指导中国革命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面貌。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主导地位的确立，才使中国革命有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把严格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同时它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思想丰碑。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从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社会主义新纪元，震撼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期间，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重要地位：“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正如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516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形态，它在东莞的广泛传播一开始就对东莞红色文化的产生、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东莞红色文化生成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本源。“五四”运动期间，受北京大学何作霖等东莞籍学生积极参加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激励，东莞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袁振英、莫萃华、陈志仁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们冲破封建主义的藩篱，走向社会，唤醒民众，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东莞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中共东莞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莫萃华就是他们的代表。1920年，年仅16岁的莫萃华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投身粤军，开始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1923年10月，东莞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直辖东莞支部成立，莫萃华任书记。在此期间，莫萃华积极着手在洪屋涡恢复乡自治公所，改组民团，创办图书报社，扩充或改良国民学校，设立各种补习学校，组织演讲会和农民俱乐部等。经过彭湃和莫萃华的启发，这里的农民很快接受了革命道理，建立了洪屋涡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由省农会授予梨头红旗。1924年12月，中共东莞支部成立，莫萃华为第一任书记。中共党组织的成立，使东莞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东莞也成为广东省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的6个县份之一。为了开展全县的革命活动，莫萃华来到东莞中学，跟学生吃住在一起。他介绍学生阅读《向导》、《少年先锋》、《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宣传革命真理，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同学。同时，组织了“新学生社”开展学生运动；在学生中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吸收了李本立、周棠等人参加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至1926年6月，东莞党组织已发展到5个支部。莫萃华等人在东莞地区的宣传活动，不仅为东莞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的“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且还为人民大众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以及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在东莞先进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决定了东莞红色文化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构筑了东莞红色文化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

（二）东莞红色文化生成的实践土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东莞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同时也为东莞红色文化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大革命时期，东莞是广东工农革命运动的先进地区。由于孙中山、在这里进行的革命活动的影响以及香港海员大罢工、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推动，尤其是在中共党组织建立以后，东莞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为发动组织群众运动，东莞成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如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东莞分盟和石龙分盟等。截至1926年，全县有工会联合会3个，基层工会93个，会员15117人［5］182－183；有区农民协会5个，乡农民协会128个，会员发展到将近10万人，农民自卫军发展到5000多人［6］36。这些团体创办阅书报社，设立各类补习学校，举办文艺表演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号召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有力地支持了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声援了省港大罢工，推动了东莞地区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土地革命时期，东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中共东莞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发动武装暴动的指示，发动和组织群众，努力掌握工农武装。如赖成基等在莞城一带，编印发放《告工人书》、《吿农民书》等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嘴脸，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1927年12月，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中共东莞县委集结工农革命军秘密策应。1928年5月，又多次配合宝安的武装暴动。这一时期东莞的革命暴动最终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均告失败。但它体现了东莞人民不畏强暴、勇敢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坚强决心和毅力，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信仰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武装革命的实践在东莞得到更大范围和程度的传播，东莞红色文化获得初步发展。抗日战争期间，东莞是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1938年10月，华南沦陷后，东莞率先组建了中共在华南地区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它后来成为东江纵队的最前身。为动员一切力量反击日军的侵略，中共在东莞乃至东江地区建立、健全了以军队为主体的宣传教育网络，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在红色文化的启蒙感召下，东莞人民在内心深处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并将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爱国、爱党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踊跃参加抗战，锻造了威震南疆、蜚声中外的抗日劲旅东江纵队。8年抗战期间，东江纵队英勇抗击日军的侵略，取得了榴花阻击战、百花洞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对大岭山根据地的“万人大扫荡”，巩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从无到有发展到1．1万多人，民兵武装1．2万多人，对敌作战14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6000多人；从日寇铁蹄下解放了大片国土，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共6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约450万［7］39。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总司令将它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共中央确定东莞为华南抗日纵队的受降地区（最终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在广州106受降）。这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莞敌后抗战，在华南以至全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历史地位。这一时期，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东莞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实现了与东莞地区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东莞人民固有的优良传统和朴素的阶级感情转化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高度政治热情，激发起为保家卫国、实现革命理想而敢于战斗、勇于奉献的强大精神力量，并随着长期的革命实践逐步升华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8］为核心的东纵精神。东纵精神作为东莞红色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其形成意味着红色文化在东莞乃至东江区域社会获得了主导性地位，成为引领东莞区域社会发展、重塑东莞人民精神风貌的精神力量，东莞红色文化由此走向成熟。

二、东莞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整套渗透于人类活动的外在形式以及思想深处的价值观念体系。东莞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主要包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这些价值观念凝聚了历史精华，反映了时代要求，洋溢着浓郁的东莞特色，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恒久的生命力。它是东莞人民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东莞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五四”以后，东莞地区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大大突破了昔日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内涵上更加突出了鲜明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奋斗目标上更加明确了革命塑造的应该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崭新国家；革命的领导和主力问题上认识到只能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分别担任。如东江纵队司令部对《前进报》的指示“传播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与我队的政治影响，揭发敌伪的残暴，暴露国民党错误政策所造成的黑暗，动员与组织人民坚持抗日战争”［9］395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一时期的话剧、音乐等文化活动，尽管表现形式不一，但始终围绕爱国主义这一主题，并积极服务于革命，从而极大地唤醒和促进了军民的爱国热情。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言》慷慨激昂地呼唤：“东江前线的敌后抗日军民，必须千百倍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坚决自卫，保卫东江前线敌后抗日基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10］629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东江人民精诚团结，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最后迎来了东江地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莞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转化为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的激情与动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莞人民充分发扬爱国爱家的传统，自强不息，务实苦干，仅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把东莞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工业大市、制造业名城。2007年，城市化率达85．20，GDP由1978年的6．11亿元增长到315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320元，位居全国第一［11］。先后荣获“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中国全面小康特别贡献城市”、“中国十大最关爱民生的城市”等10多项殊荣。

（二）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是东莞文化的重要元素。东莞人民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为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不惧任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坚强信念。许多人舍弃优裕的生活，慷慨悲歌，共赴国难。尤其是抗战期间，许多抗日志士浴血杀敌，英勇献身。如凤岗人黄友曾率全班战士，与数百敌军血战，全部壮烈牺牲。延安《解放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党中央追认黄友为“战斗英雄”。据不完全统计，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东莞籍烈士中，有名录可查的737人。其中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10名，包括东莞第一个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的李源，中共东莞党组织的创始人莫萃华以及中共东莞县委书记赖成基等。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439名，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288名。有简传流传下来的数十人［12］。正是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气概，铸就了东莞当代人顾全大局、崇道德、恪品行、乐于奉献的大无畏精神品格。这一时期涌现出“抗非”英雄、“十大杰出青年”、“城市精神百杰人物”以及用博大母爱唤醒数十位失聪孩子无声世界的“广东好人”饶彬渝、托举救人的杨益华、淡定指挥疏散人群的张常和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榜样，他们和无数坚守在自己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的东莞人一起，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和诠释着这种“厚德”的英雄气概与品格，并感召和激励着人们前行。

（三）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东莞位于四方交汇之处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早就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文化心态。近代以来，东莞是重要的侨乡，又通过港、澳门户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这就使东莞原有的博大包容精神，升华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与同舟共济的恢宏气度。因此，抗战期间，东莞能够充分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汇聚无数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仁人志士，共同御敌。如在与国民党的合作方面，1938年争取到东莞县国民党社训总队的支持，成立了东莞壮丁常备队和抗日模范壮丁队；1939年，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也取得国民党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的番号。这一时期，东江地区党组织积极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参战，据不完全统计，人数达1500多人。被称为“东江游击队之母”的香港女教师李淑桓不仅自己来到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还先后送7个子女参加抗战。她和其中一个儿子最后牺牲在大岭山。东江纵队还积极加强与盟军的合作，营救英军被俘人员及印、加等国友人共89名［13］683；先后救护美军包括克尔中尉在内的8名飞行员；加强与盟军的合作，同英美建立情报站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东莞抓住时机，利用区位优势，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东莞拥有各类外资企业13000多家，外资企业占东莞经济的65％，占全国的4．5％［14］。近年来，为解决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困境和转型升级的需要，东莞市政府还出台一个10亿资金的项目，对企业进行帮扶，并建立了完善的监测机制。与此同时，东莞还积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2007年，成立了一个专门为新莞人服务的机构———东莞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并出台了新莞人积分入户、子女积分入学等政策。通过这些措施，东莞凝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数百万新莞人一起同心同德，甘苦与共，共同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东莞奇迹”。这些奇迹的创造充分传承和体现了东莞红色文化中开放的气魄和包容的胸怀，凝练成了东莞“厚德务实、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

（四）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东莞地区负山面海，生存环境较恶劣，先民们在筚路蓝缕的开拓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开拓创新精神。抗战期间，东莞人民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开辟出自己的斗争道路。1938年10月15日，即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三天，东莞率先组建了中共在华南沦陷区直接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武装力量“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1940年10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率先创建了东江地区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大岭山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创办了广东敌后地区第一份革命报纸的“《大家团结报》”；东江纵队护航大队和港九大队开创了海上游击战的先例，被誉为中国的“土海军”［15］259－28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成功营救了香港沦陷区的何香凝、茅盾等800多名文化界进步人士，茅盾称它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10］60这些都是东莞和东江人民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精神的集中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东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示范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东莞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够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紧紧把握机遇、主动调整自己，适时而动，因时而变，敢于创新，从而赢得了改革和发展的先机，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创办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成立全国第一个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建成全国第一座“集资建桥，收费还贷”的地方桥梁、建成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数字程控电话交换网、建立全国第一个推行覆盖全市农村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等等。近年来，东莞又敏锐地把握了世界产业经济梯度转移大潮的机遇，率先提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壮士断腕，主动关停、转移了一些污染严重、劳动密集型的粗加工小型企业，并遵照“科技共山水一色，产业与新城齐飞”的新理念，重点打造松山湖园区，着力把它建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新载体、产业结构升级的龙头以及产业支援服务业中心。以上充分说明，东莞改革开放的历史正是一代代东莞人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奋斗历程，它凝结着东莞红色文化中与时俱进、敢于超越、敢于创新的品格，体现了当代东莞人强烈的开拓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三、结语

红色文化作为表征一个伟大时代及其精神的丰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6］708在近代以来的革命战争年代，东莞红色文化通过对革命事业的引导促进和激励动员，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推动了东莞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与此同时，东莞红色文化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构建了忠诚爱国的民族情怀，培育了不惧艰难的坚强信念，铸就了自主进取的创新精神以及践行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莞红色文化由于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内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式更加多样化和具有时代气息。它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东莞乃至中国社会，推动着东莞“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社会的建设，成为促进东莞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实现高水平崛起目标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方向指标；带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传播，推进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与繁荣。

作者：赖琼黄祖辉单位：广东医学院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