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章网 资料文库 北朝至唐代晋阳地区行政区划演变范文

北朝至唐代晋阳地区行政区划演变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北朝至唐代晋阳地区行政区划演变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北朝至唐代晋阳地区行政区划演变

摘要:北朝时期,晋阳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周边地区行政区划的增设和改置。北魏时增设长安县,意图加强对西山地区的控制;北齐时期废长安增龙山,开启了隋唐以降两县分立汾河两侧的新局面。隋唐时期交城和清源的增设则是出于加强对太原(晋阳)西南地区控制的需要。行政区划演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晋阳政治地位的上升所带来的行政控制之需要,地区开发的深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北朝时期;晋阳;行政区划;长安;龙山

本文所言晋阳地区是指以现今太原为中心、东西两侧山地为边界的大片区域,大致包括今太原市及周边的古交、阳曲、清徐和交城等。这一地区在秦汉时期由太原郡下晋阳、大陵二县管辖。北魏以降,随着北方游牧部族的大量南下,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晋阳以险要的地理位置、较为完固的山河形势,成为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城市之一。北齐时晋阳为霸府所在,到了唐代又是唐之北都。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晋阳地区行政区划多有不同,这些行政区划的演变与晋阳城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学界对此未能有所关注。本文旨在将其历史脉络梳理清楚,进而对其演变的原因进行分析,旨在对这一时期晋阳的发展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北朝时期长安、龙山的增设与阳曲的迁治

北魏时期在晋阳西北设长安县,开启了晋阳地区两县分治的新局面。《魏书•地形志》载:“长安,泰常二年置,真君中省,景明初复。有二陵城、三角城。”[1]2466长安县在北魏时期的沿革过程非常清晰。《元和郡县图志》晋阳县下有“三角城”,其云:“在县西北十九里,一名徙人城。”[2]365一般认为,“三角城”在今太原市晋源区义井村附近。因此,长安县的辖境当包括晋阳城以西的西山地带。正如王杰瑜所言:“长安县与晋阳县是以州城北为界的。汾水以西,晋阳城北为长安县所治。汾东及州城和州城之南为晋阳县所治。”[3]北魏于晋阳城西北地区分置长安县,使晋阳地区自有建置以来首次出现两县并置的局面。其设置原因可能与山胡势力的侵扰有关系。北魏时期山胡势力主要分布于今离石、石楼一带的吕梁山地区,山胡迁徙频繁,对吕梁山以西的汾河流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侵扰。为了应对山胡势力,北魏曾多次派兵进行剿灭,但均难以长远奏效。在山胡的侵扰下,汾河流域的许多城市不得不迁徙他处,也就造成了行政区划的变动。结合这一形势,长安县的设置就显得有些耐人寻味了。首先,长安县的辖境当囊括今晋阳以西的西山地区,这一地区也是吕梁山地的组成部分,山胡势力完全可以自此对晋阳形成威胁,因此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势在必行;其次,长安县位于晋阳城以北,控制着汾河以东自汾河上游地区进入晋阳城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重要。可见,长安县设置之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对晋阳周边地区行政和军事控制,使其能够成为北魏南下中原的重要基地。北魏长安县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北齐龙山县的设置。北齐武平六年(575)于汾河以东分晋阳置龙山县,《隋书•地理志》记载:“后齐置,曰龙山,带太原郡。”[4]854北齐置龙山县的原因史无具言,但这一调整当与北齐以晋阳为别都有很大的关系,北齐虽以邺城为都,但“军国事皆申晋阳”[5]75,晋阳是北齐实际的政治军事中心所在,因此相应的政治军事机构也都迁移至晋阳,或在晋阳另设一处。机构的聚集导致官僚的大量聚集,北齐晋阳时“士人攸集”,俨然北方重镇。虽然北齐时增加了晋阳城的规模,但很难容纳如此众多的行政建置以及士人、军队等,因此有必要将一部分职能进行分离,以便能够保证晋阳城政治中心职能的完成。龙山县辖汾河以东的大部分区域以及龙山、蒙山等西山地区,不仅可以分担晋阳城的一部分行政职能,也有助于加强对晋阳及周边地区的行政控制,对高齐政权在此地的稳固统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魏至北齐时期分别在晋阳附近增设了长安县和龙山县,又将阳曲县迁于杨兴河出山口一带,这些措置都有加强对晋阳周边地区控制的政治目的,也是晋阳城市地位上升的重要表现。北齐时在汾河以东设置龙山县,更是直接奠定了隋唐以降晋阳周边两县并治的新局面。可见,北魏至北齐时期行政建置的增加对于隋唐晋阳(太原)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隋代晋阳周边地区县治的增设

隋代继承了北齐时期的行政建置,《隋书•地理志》载“晋阳,后齐置,曰龙山,带太原郡。开皇初郡废,十年改县曰晋阳,十六年又置清源县,大业初省入焉”,又云“太原,旧曰晋阳,带郡。开皇十年分置阳真县,大业初省入焉。”该处记载对晋阳与太原的建置沿革有清晰的说明。从中可以看出,隋晋阳县本北齐之龙山县,隋文帝开皇年间改名为晋阳;隋太原县即原晋阳县,隋开皇间改名为太原,与北齐时并无二致。但不论晋阳还是太原,在隋代时都曾经历了一个县治城市增设与省废的过程。隋晋阳县曾分置清源县,隋太原县则分置阳真县。清源县即今清徐县,阳真县位置无考,此二县之设与隋代对山西地区尤其是汾河流域内政区调整的进程相一致,主要是为了解决北齐时省并数县以后带来的县治辖境过大的问题。因此,隋代分设清源、阳真二县仍是出于加强对晋阳周边地区实际控制的考虑,虽然时间短暂,但仍可以看出晋阳城在北魏以降政治地位之高、军事地位之重。隋代虽然将清源和阳真二县予以废置,但并不能说明二县之设漫无目的。清源县位于晋阳以南,是晋阳与文水交通的重要节点,因此清源县的设立对于巩固晋阳周边地区的统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唐代时再次增设清源县可以看做是对其行政地位的一种肯定。隋代除增清源、阳真二县外,还新增了交城一县。《隋书•地理志》云:“交城,开皇十六年置。”隋交城县在今古交县一带,《元和郡县图志》云:“本汉晋阳县地,开皇十六年分晋阳县置交城县,取古交城为名。”[2]372隋交城县的设置原因史籍无载,但其地处汾河上游,除少数河谷外,余皆为山地丘陵,可供城市选址的区域仅有汾河与周边河流汇聚所形成的山间谷地。隋古交县当是看重了此处较为良好的地理条件。大川河是古交境内流量最大的一条河流,其汇入汾河以后逐渐形成了地形较为平坦的山间盆地,因而成为少有的适宜建城的地方。隋代于此设交城县的目的显然并不是由于该处地域开发的深入,而是考虑到该处重要的交通地位。隋代晋阳的地位并未由于战乱的平息、国家的统一而有所下降,对定都于长安的隋王朝来说,晋阳城不仅是北御突厥的军事中心,也是东压诸夏的政治中心,地位非常重要。隋交城县位于汾河谷地东南进入太原盆地的交通要道上,循汾河河谷西北行可以到达静乐、岚城二县。因此,笔者认为,隋交城县的设置当与北魏长安县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为了加强对晋阳西山地区的实际控制,而交城县位于汾河上游与中游交通要道上,在此设立县治也有加强对这一交通要道控制的实际目的。隋代对晋阳周边地区的行政建置又有所调整。这一调整经历了增置与省废的过程,最终仅保留了交城一县。但无论如何,隋代对晋阳周边地区行政建置调整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对晋阳及周边地区的实际控制。隋代阳曲县治所也经过了数次变化,但都为时较短,并未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

三、唐代清源的增设与交城的徙治

唐代继承了隋代在晋阳地区的行政建置,又有所变化。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在晋阳(太原)地区有太原、晋阳、阳曲、清源和交城等。清源为隋代始设,但不久即废,唐代又恢复了这一行政建置,其地即今清徐县。此外,唐代又于天授年间将交城县由今古交县城移治于今交城县城,《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授元年,移治却波村。先天二年,与故县分置灵川县,开元二年后省。”[6]1782交城县迁治的原因尚不明确,但结合清源县的设置可以看出,唐代在晋阳南部地区频繁增设县治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加强对吕梁山前地带的实际控制。从上引《旧唐书•地理志》中可以看出,唐代曾于隋交城县旧地设灵川县,对此《太平寰宇记》中亦有记载:“在县东北九十五里,唐天授二年移于山南平川却波村置,开元二年以庐川县非要冲,因废。”[7]1048庐川县即灵川县,由于非要冲而遭到省废,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交城县迁治于吕梁山以东即是为了控制这一山前通道,其迁治主要是出于交通的原因。唐交城县所处的吕梁山前地带是太原至长安道中汾西驿路的经行之处,据王文楚的考证,唐代汾西驿路经行今清源、文水、汾阳和孝义[8]169,而后与汾东驿路汇合。圆仁自五台山经太原赴长安也是由童子寺翻越西山进入清源县城以后经此路南下的[9]136。因此,唐代将交城县移治于山南,又增设清源县,都是为了加强对该道路的实际控制。此外,从交城县迁县的时间来看,在此前一年太原始置为北都,因此这一举动似乎也有调整北都太原周边的行政区划、加强对其周边区域实际控制的意图。唐代阳曲县在初唐时期亦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化,不仅县治分设较为频繁,而且存在燕然县这一侨县。但随着唐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其行政区划也逐渐稳定下来,与隋代并无差别。唐代继承了隋代在晋阳地区的行政区划,又有所调整,除将交城县移治于山南外,还增设清源一县。这一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加强对晋阳南部交通线的控制,以便加强对北都太原南侧的政治统治。这一交通线也是文水县与北都太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样的调整可能也有出于对帝王巡幸安全的实际考虑。北魏至唐代是晋阳地区行政区划渐趋复杂的重要时期。北魏增设长安一县,开启了晋阳地区两县并置的新局面。北齐在汾河以东增设龙山县,直接为隋唐晋阳、太原二县隔河而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隋唐时又增设了清源、交城二县,直接影响了今日太原地区的行政区划设置。阳曲县作为晋阳北部的重要行政区划,担负着晋阳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重任,虽多有省并,但大致稳定。从这些县治的增设来看,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晋阳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这是由于晋阳在北魏以降政治地位上升,北齐时为霸府所在,唐代又为北都,也是防御北方突厥等游牧部族南下的重要屏障,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更加稳固的统治。此外,隋唐以后这一地区经济开发的深入也是行政区划增设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王杰瑜,王尚义.晋阳县建置沿革与辖境考[J].晋阳学刊,2008(5).

[4]魏征,令狐德棻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6.

[9]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李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