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我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关联性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档案与我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关联性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档案“埋藏着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宗旨”。从直观与否的角度出发，可以把档案分为显性的官方档案和隐性的民间档案，前者具有整一性、稳定性和必然性，而后者具有散杂性、不稳定性和偶然性。我们通常所说的档案是指前者。孔子编订“六经”，其用意在于“存史”“资治”。郭沫若给档案馆题诗：“前事不忘后事师，自来坟典萃先知。犹龙柱下窥藏史，呼凤舆前听诵诗。国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以识端倪。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也就是说，档案与档案馆都具有储存社会记忆、“鉴往以开来”的强大功能。正是因为如此，就曾嘱咐道：“性命可以牺牲，档案文件不能丢掉。”

一、中国当代档案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概述

档案与文学时有交集。当然，如果我们所从事的不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是文学的“内部研究”的话，档案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就微乎其微，如，当我们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对所谓的自足文本的内部进行“文本细读”时，档案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几近于零。但是，由于我们从事的文学“外部研究”比较多，所以常常能够看到档案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时，档案甚至会直接启发文学创作的灵感。例如，《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创作灵感，来自警方档案里所记载的一桩刑事案例。同时，文学也为档案积累提供了重要“原料”。换言之，我们既不可小视档案与文学的关系，也不能过分夸大。本文专门研讨中国当代档案与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选择“中国当代”这一时段，是因为它处于中国文学史上由“文学一体化”到“文学多元化”的急剧变化时期，此间的风起云涌，最能体现档案与文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文学研究而言，档案资料浩如烟海。作为客体，档案本身存在着是否完整、是否真实之类的问题。因此，档案工作者要不断对档案进行收集和编研。1956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指出，具有“首要意义”之一的“档案资料”，对于发展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勉励档案工作者要学司马迁，要做司马迁。历代“考据派”和“索引派”均看重收罗、辨析和评述文献档案资料。鲁迅历经数年，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料进行辑佚、钩沉、考辩和评判，最终写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略》。当代学人继承和发扬前人严谨治学的传统，认真辑佚史料，酷好博搜精考，苦中找乐，乐而不倦，“如陈子善发现史料的‘愉悦’，解志熙‘不期而遇’的惊喜，王凤看微缩胶卷摇阅器摇得‘手酸目倦’之后终于‘逮着’史料的心满意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涛教授长期“泡”在故纸堆里，乐而忘返，多有建树，比如，在《胡风全集》出版后，他在一些报刊上找出了胡风佚诗和佚文20多首（篇）；又如，他在《冯雪峰文集》出版后，发现了冯雪峰佚诗和佚文9首（篇）。这些佚诗和佚文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胡风和冯雪峰本人，乃至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简言之，如果我们把这些佚文佚诗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下，置于作家和诗人创作的整体框架中，就会从中解读出某些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问题，比如，通过它们的散佚与时代、政治、出版等外在因素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也许能够局部弥补、修正或拓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版图。

二、档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然而，并不见得每一件档案都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有用。下面，我们简略说一下，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档案的政治”使得档案出现的两种无效状况：“由于教育的不普及，文学对广大社会的深入程度浅之又浅，更由于传统社会的政治特质，档案记载的往往只是上层精英社会的视野范围，与历史万象的无限性相比，只能是挂一漏万。非但丰富的社会图像不能存活于档案世界，即使是人人侧目的上层政治舞台，余留下来的，也何尝不是残缺不全的‘故纸堆’呢？”其实，歪曲档案，有时是有意歪曲，有时是无意歪曲。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17年6月9日《文艺报》发表《澄清有关话剧〈茶馆〉是如何诞生的讹传》。作者首先指出长期以来对老舍《茶馆》诞生的几种讹传，比如，说它是1956年8月写完的，它的初稿叫《一家代表》或《人民代表》；然后，作者澄清道：《茶馆》的前本叫《秦氏三兄弟》，四幕六场，完成于1957年春天。有误解，有歪曲，就有辩驳、有争鸣。2001年4月，冯骥才给《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1949—1999)》题词：“文学的争鸣史，实际上是社会思想史和艺术史最夺目或最刺耳的折射。尤其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争鸣中，还有不少强加的因素，这也是它最无奈和沉重的一部分内容。因而说，文学的争鸣史是最深刻的文学史。”正本清源，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亟须处置的重要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用理性的、科学的、档案的、文学的态度处置，切勿矫枉过正，以一种貌似新的“合法性”去暴力谴责、全盘否定旧的“合法性”。比歪曲档案更具险恶用心的是做“假档案”。1957年，批丁玲、冯雪峰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当代翻版。“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同时还对其档案里的相关历史做了修改。

关于对丁玲档案作伪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参阅汪洪编的《左右说丁玲》一书。在数不胜数的“假档案”里，最令世人震惊的是莫过于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欲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真相，我们可以阅读当代著名文学史家和传记文学作家李辉撰写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他在该书“本卷说明”里写道：“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拙著发表以来，先后有一些涉及胡风冤案的回忆文章陆续发表，并披露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譬如、、周扬等人当时围绕该事件的来往信件、批示等。此次均予以选录，以使作品更为全面、准确、完整。”粉碎“”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大力推进，一大批冤假错案在真实档案面前得以平反昭雪，这既表明了党中央解放思想的决心，也显示了档案的力量，同时，彰显的是真档案正面的光明力量，而非“伪档案”负面的邪恶力量。以提出“知识考古学”而名闻遐迩的福柯说：“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来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的系统”“是那些在陈述一事件的根源本身和在它赋予自身的躯体中，从一开始就确定着它的陈述性的系统的东西”。他希望努力突破原有的本质主义档案观、历史观和世界观，因为它们使得人类形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集体无意识。他期盼大家把目光下移，注重那些非历史线性的、非宏大逻辑的日常档案、边缘档案及其日常史、边缘史。随着福柯这种理论的流行，一种新的集体无意识正在悄然形成。这也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清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海峡两岸还没有完成统一大业，致使一些档案分散开来，人们无法得到完整、全面的档案资料及信息，其中包括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关的档案信息。所以，我们只能凭借现有档案里的有关信息对中国当代文学展开研究，可能给人见木不见林之感。

三、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成效

众所周知，档案具有机密性、机要性和政治性。早在1946年11月3日，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明确指出，档案要“指定专人妥善携带”“绝对禁止无关人员来往和接近”。所以，我们要处理好档案保密与档案利用之间的关系，应先从管理层面和技术层面入手，开展多元化的档案服务，尤其是如何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档案支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档案和史料的倚重越来越明显，是“诗史互证”的体现。它也为档案的积累与编研，乃至馆藏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当代文学与当代政治的复杂关系，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运动、论争比起以往的文学更加频繁、激烈。一些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老作家，随着学界的深入研究，其成果也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的、文学的档案。比如，2010年2月22日，国家公布的第三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共30件，其中就有茅盾珍档——日记、回忆录、部分小说及书信、随笔等手稿。由于历史的、政治的、时空的诸多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档案工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对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处于陌生状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华文文学研究者，加大了对这一档案和文学领域的研究力度，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古远清、古继堂、流沙河、刘登瀚等人的研究成果。

四、结语

根据以上简略的梳理，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当代档案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1993年2月4日，王蒙给《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1949—1999)》题词：“历史比一切雄辩更加雄辩，回顾当代文学的风云变幻的历史，回顾一次又一次的批评、批判、论争……我们当变得聪明一些清醒一些。温故而知新，有时候是知新之不新。我们已经学会了许多。我们虽然还做不到游刃有余，起码会珍重一种理性的从容。愿理性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与从容的风度有助于今后的文学事业。”笔者也希望，当代中国学人“以理性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与从容的风度”改进、推动和发展我国的档案事业。

作者：朱力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