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矿产资源与社会结构研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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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论坛杂志》2014年第七期

青铜时代西南夷各族的社会结构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各自保持了独立发展状态，每支民族都控制着一块较为稳定的区域，并长期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征。他们的分布态势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文化特征则可以通过考古材料（主要是青铜器）窥其全豹。每支民族都拥有明显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群，这是西南夷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面貌的时期，也是整个西南夷青铜文化的重要特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西南夷诸族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属于“西南夷”地区的云贵高原、川西南和川西山地都是山脉纵横的山区，但在丛山中分布有数量众多的山间盆地和较为宽广的河谷，还分布有不少高原湖泊及湖滨平原，形成了一个个自然地理单元，而这些地理单元因为适合人类生产和生活而被古人选择为自己的家园。但是这些地理单元四周被高山环绕，客观上也限制了各单元之间人群的相互交往。这种“丛山峻岭中的‘绿洲’”式分布格局现象在大约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表现得十分明显〔3〕。进入青铜时代后，西南夷诸族在分布区域上虽然比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所扩大，但多民族聚居于西南夷一隅而又各据一方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各民族各自控制着一块基本稳定的区域，并持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征，没有出现由某一文化为主的文化整合现象，尽管相互间的文化影响一直存在。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西南夷地区青铜矿产在地理分布上的相对均衡性，使西南夷诸族分别控制着青铜矿产资源，再加上各族都掌握了相应的冶铸技术，使西南夷诸族在整个青铜时代都保持了各自文化的独立性，并拥有自己的活动区域。这一点，对于理解青铜时代西南夷分布格局的形成很重要。西南夷各族都控制有青铜矿产资源，使其在青铜原料上能够自给自足。根据文献记载、考古料和现已勘察到的矿产资源等三类资料，可大致判明西南夷各族所控制的青铜矿产资源的情况。

1、夜郎。目前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夜郎的中心区域定在今天的黔西北、黔西南和滇东北的昭鲁盆地一带，这一区域铜矿资源丰富，见于历史文献的有《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堂螂县，出银、铅、白铜。”滇北区是云南铜矿最大的产区﹐包括东川﹑昭通两地，其中又以巧家﹑大关﹑鲁甸﹑永善等县为盛。著名大厂汤丹﹑碌碌均在此区，产量曾占云南全省铜矿产量的70％，这几个地方很可能是夜郎铜矿的主要来源地。大关、永善、盐津、绥江还是产铅之处。此外，贵州西北的威宁产铜，水城出铅；赫章出铜、铅，均有可能是夜郎青铜矿料的来源地。

2、劳浸、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其（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傍东北有劳浸、靡莫之属，皆同姓相扶。”说明夜郎之西和滇之东北是劳浸、靡莫族群的分布区。将夜郎与滇的地理位置作为参照系，再结合考古材料综合分析，将劳浸、靡莫中心区域定在滇东的曲靖盆地一带应该比较准确的。该区域内的曲靖、会泽、宣威、富源、寻甸都有铜矿分布，会泽、寻甸、宣威还发现了铅矿。

3、滇。《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位于夜郎之西，劳浸、靡莫的西南，这只是记载了其大致的方位。根据滇文化墓葬的分布情况，可知滇的分布是以滇池湖滨平原为中心，北到金沙江南岸，南至通海，东抵路南，西迄安宁。《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有俞元县，颜师古注“怀山出铜”，俞元即今之澄江，位于滇的分布区内。东川也属于滇国的疆域，东川产铜量极大，其中汤丹镇以产铜矿而闻名，有“天南铜都”之称。滇人制造大量青铜器的铜料当主要来源于此。滇国境内有铜矿的地点还有澄江，该区域内的禄劝、易门和华宁出铜、铅；嵩明、峨山、新平、武定出铜；晋宁出铅。

4、句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牂牁郡，漏卧、句町并属牂牁郡。方国瑜先生考证句町地在盘龙江上游，童恩正先生认为广西的西林也是句町地，刘琳先生认为句町故城在今云南广南、富宁，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等县亦当为句町辖境。又云南有濮水，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考证“此水（指濮水）自叶榆地区流至西随，又至交趾入海，则为今之礼社江，下游称红河之水，即《汉志》之濮水”。濮水因沿岸多濮人而得名。根据沿濮水一线出土的的文物面貌基本相同的特点分析，沿濮水（礼社江、红河）的元江、红河、个旧一线，也是句町文化的影响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梁水县，（梁水郡）郡治。有振山，出铜。”刘琳考证，梁水县即今之云南开远。《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载：“贲古县，山出银、铅、铜、（铁）、[锡]。”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两汉时期》认为汉之贲古县在今云南蒙自一带。该区域内的个旧号称“中国锡都”，是我国锡矿最为丰富的地方，个旧还出铜、铅；元江、丘北出铜；红河出铜、铅；金平出铜、锡；文山出锡、铅。

5、漏卧。《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益州郡皆有漏卧县，应劭注《汉书•地理志•漏卧县》曰：“故漏卧侯国。”根据《汉书•西南夷传》“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的记载，漏卧大致北与劳浸、靡莫相接，西与滇为邻，南与句町相望，东与夜郎毗邻。汪士铎《汉志•释地略》云“漏卧，师宗东南”。金兆丰《三国疆域志》云：“漏卧介于夜郎与句町之间。”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考证：“因其（漏卧）地在句町以北，夜郎之南。”结合考古材料推测，漏卧应在今云南曲靖市南部的师宗县、罗平县和红河州北部的泸西县、弥勒县一带。该区域内的弥勒出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兴古郡，律高县，西有石空山，出锡；东南有町山，出（锡）、[银]。”刘琳考证律高县当在今弥勒县南竹园镇一带。罗平出铜、铅。

6、邛都。邛都又称邛都夷，是西南夷中的大族。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邛都位于滇之北，这只是邛都的大致方位，其具体的分布范围可以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划得更清楚一些。位于川西南安宁河中游的今西昌古称邛都，其旁有邛海（古称邛池泽），越西古称阑县，《华阳国志•蜀志》曰“阑，故邛人邑”，邛都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大石墓则主要分布在安宁河流域，故安宁河流域应该是邛都的分布中心区域。《汉书•地理志》“邛都”下颜师古注：“南山出铜。”西昌市南的黄联关东坪就发现了一处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汉代冶铜铸币遗址〔4〕。该区域还分布有锡、铅矿。如西昌市东南部的安哈镇就有铅矿分布，安宁河河谷的铜矿产地还有西昌太和钒钛磁铁矿中的伴生铜、德昌兴隆菱铁矿（铜）。冕宁产铜、锡、铅；越西出铜、铅；其北邻的甘洛出铜、铅。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在德昌、喜德亦发现有锡矿的矿化点。唯一一处没有在安宁河谷的大石墓分布地区普格也出铜、铅。根据测试，在西昌发现的青铜器多为铅青铜，如出土于西昌黄联关石嘉乡的汉代铜锭经光谱分析，含铅量大于百分之十。

7、笮都。笮都又称笮都夷，是与邛都相邻的西南夷又一支大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笮都的分布方位是：“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但因其在战国至西汉期间发生过从北向南的大规模迁徙，所以其分布区域比较复杂。根据汉晋时期的文献，笮都的活动区域有汶山郡、沈犁郡、越巂郡，根据考古发现，笮都的最后落足地应在金沙江和雅砻江两江交汇的一片三角形的地带，盐源盆地是中心分布区，滇西北的宁蒗、华坪、永胜和丽江也是笮都的分布区。该区域内有盐源平川代石沟铜矿，永胜县大安乡宝坪铜厂，宁蒗县境内也有丰富的铜、铅等金属矿，盐源的棉垭、梅雨、大地等地也有铅锌矿分布。丽江、华坪、永胜都出铜。玉龙出铜、铅。

8、嶲、昆明。《史记•西南夷列传》是将嶲与昆明并列起来叙述的，这两族分布的区域很广，《西南夷列传》说：“其外（指滇与邛都），西自同师以东，北自楪榆，名为巂、昆明，皆辫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此处所指为西汉时期昆明的分布情况。楪榆的地望比较清楚，《汉书•地理志》云：“楪榆，楪榆泽在东。”《后汉书•郡国志•楪榆县》注引《地道志》亦云：“有泽在县东。”《水经•楪榆河注》又曰：“楪榆之东，有楪榆泽，楪榆水所钟，而为此川薮也。”楪榆泽即今洱海，在今大理县之东。同师（又作桐师）则应位于楪榆与巂唐（即今大理与保山）之间。结合考古材料分析嶲、昆明分布在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北至剑川、鹤庆一线，东抵大姚、楚雄一线，西到云龙，南达南涧一带。该区域面积广大，有铜、锡、铅分布的地方很多。其中祥云、漾濞、姚安出铜，弥渡、南涧、云龙、洱源、云县、楚雄、双柏、大姚出铜、铅，凤庆出铜、锡、铅，永平出铜、锡，剑川、宾川、鹤庆出铅。

9、滇越。滇越在巂、昆明以西千余里。方国瑜先生考证，滇越在今腾冲。尤中先生也认为滇越在今腾冲至德宏一带。该区域内的昌宁和梁河出铜、锡、铅，龙陵出锡，施甸出铅。

10、徙。《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徙的分布方位是“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徙与笮都相邻。汉武帝元鼎六年置沈犁郡，所辖之县可考者有青衣、严道、徙、牦牛四县，徙为其中之一，《集解》云：“（徙）故城在今天全州东。”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徙县故址在今四川天全县东30里之始阳镇，故今四川天全一带，应是徙人的分布区。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与天全相邻的四川宝兴一带及属于大渡河中游流域的石棉、汉源两县也应是徙人的分布区。汉源产铜、铅，曾在大田乡新中村寨子园发现汉代冶铜遗址，面积约6300平方米，文化层内发现有大量铜矿渣〔5〕；芦山产铜，宝兴产铜、铅；而与汉源相隔大相岭的荥经自古就是一个铜矿的富矿区。西南夷诸族中唯冉、駹较为特殊。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冉、駹在笮之东北。一般认为即今岷江上游地区。岷江上游地区不产铜、锡，仅理县分布有铅矿，故岷江上游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葬（主要是石棺墓）出土的铜器小而少，唯牟托一号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但若仔细观察，皆为蜀器，这一现象可能说明冉、駹的青铜器来源于蜀，冉、駹在地理上与蜀最近，关系也最密切，因此其青铜器来源于蜀是完全可能的。

三西南夷诸族不但各自控制着青铜矿产资源，而且都掌握了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技术，这对于他们保持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和文化风格至关重要。在西南夷地区发现了不少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或陶范，这些范并非为某一支民族所独有，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西南夷地区发现范的地点有：贵州省普安县的铜鼓山遗址的石质的戈、斧、凿、剑茎范〔6〕；四川省会理县瓦石田的石质戈、矛、镞范〔7〕；云南省的曲靖市八塔台的石质弹丸范和簪范〔8〕；陆良县薛官堡的陶钺范〔9〕；嵩明县凤凰窝的石质锄范和斧范〔10〕；弥渡县合家山的石质戈、矛、剑、甲、锄、凿、斧、铃范和陶器物范〔11〕；剑川县海门口的石质钺范〔12〕；鳌凤山的石质斧范〔13〕；盐源老龙头的陶钺范〔14〕。这些地点出土的范分别证明了夜郎、滇、劳浸、靡莫、昆明、笮等民族都拥有冶铜和铸造铜器的技术。普安铜鼓山还发现了坩锅。

西南夷诸族的青铜器都拥有独具自身文化的风格特点，成为该民族的典型文化遗存。如：滇的贮贝器、一字格剑等，夜郎的镂空云头纹剑，邛都的发钗，笮都的杖及杖首、人马纹枝形器、蛇蛙铜案，滇越的不对称钺、大弯刀，冉、駹的T字形剑等等。这些器物除了在本民族分布区内出现外，都不见于其它民族分布区，说明为该民族自己制造。西南夷诸族的青铜器还反映出各族所掌握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有高低。例如，滇青铜器的铸造水平最高，制造的青铜器最为精美，而笮都的青铜器制造水平就明显低于滇，青铜器上常发现在铸造过程中因铜液流不到而出现的孔洞，冉、駹的青铜铸造技术也低于滇。这种高低不一的技术水平，正是西南夷诸族独立掌握了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反映。以上说明，西南夷各个民族都控制有青铜矿资源，并掌握了冶铜铸铜技术，加上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的“藩篱”，不但使各民族的独立性得以长期保存，而且也同时保存了西南夷青铜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格局直到汉文化进入该地区后才被打破，从此西南夷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作者：刘弘胡婷婷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凉山州博物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