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说疾病叙事及其伦理选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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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出现不少疾病叙事现象，疾病叙事是作家铺展故事伦理线索、建构复杂人物关系与情感扭结的有效手段。这些女性作家的疾病叙写和艺术实践，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值理论”、中世纪奥古斯丁等人的宗教伦理学、新教改革派伦理学以及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思想理念等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疾病叙事可以见出女性作家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的时代性、混融性与交互性,亦可反观19世纪伦理观念及伦理实践之明显局限，在性别、阶级、宗教、科技等层面，具有悖反性、双重性、神秘性、自反性等特征。

关键词：疾病叙事；女性小说；伦理结；伦理选择；伦理意义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女性小说作家，如简·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玛丽·雪莱、盖斯凯尔夫人以及乔治·艾略特等。她们的小说创作从中产阶级的客厅庄园到都市里的平民生活，从哥特式的古堡、怪物描摹到现实历史题材的挖掘呈现，构成了英国文学史上一道奇丽的文学风景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探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不过，其小说文本疾病叙事及其相关伦理问题的探究，学界虽有涉猎，但迄今尚未发现较为系统的耙梳与阐析。因此，本文拟聚焦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特别是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女性小说作品中的疾病叙事，对女性小说家复杂多元的伦理理念、其笔下人物面临的多重伦理困境以及艰难的伦理选择进行观照诠释，从而探析其小说所承载的道德诉求与伦理意义。

一、疾病叙写：疾病类型与伦理结

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文本涉及到各种类型的生理器质性疾病叙写，如感冒、发烧、肺炎、肝炎、伤寒等。一般性的器质性病症本身不是本文研究的重心，笔者侧重探讨的是引起主要或者众多人物关注，促成人物性格发展，且彰显人物道德意识与伦理观念，缔结或者解构某类伦理结的疾病叙写。疾病类型主要有生理疾病、心理疾患、变形怪胎与漫画式疾患等。而此类叙写，涉及到一些常见的疾病类型与关键的伦理结。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曾写到吉英的感冒，病症是喉咙痛和头痛。虽说只是小病痛，但对此病痛的反应，则可以烛察周边人物的伦理观念与情感态度。《理智与情感》中写到了玛丽安发烧，后来确诊为斑疹伤寒。这个患病的过程，同样牵动了周边的主要人物，如玛丽安的姐姐埃莉诺、暗恋玛丽安的布兰顿上校，以及移情别恋的负心郎威诺比。同样地，盖斯凯尔夫人在《露丝》中写到了詹妮的“病痛”、“咳嗽”与小镇的伤寒。不过，在这里，伤寒成了一种大面积流行的瘟疫。《呼啸山庄》也写到了感冒、咳嗽、肺痨；《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则写到海伦丈夫的坠马以及之后的发烧与患病等。除了一般的感冒、发烧、伤寒外，19世纪的女性小说文本还涉及到一些遗传性疾病。如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疯女人伯莎·梅森便是一位遗传性疾病患者。这个牙买加富裕家族的女继承人，变身为被囚禁在阁楼上的“丑恶的吸血鬼”，长着“蓬乱的长发”，“嘴唇又肿又黑”，“额头上有着深深的皱纹”，“宽阔的黑眉毛竖起在布满血丝的眼睛上”（C.Brontë,JaneEyre311），变成了一头“野兽”，一只“鬣狗”，匍匐在地，“抓着”“嗥叫着”（C.Brontë,JaneEyre321）。其实，19世纪女性小说中涉及精神心理疾患的作品不在少数。“要发现关于精神疾病的女性视角，我们必须求助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日记和小说，虽然这种文学只涉及到中产阶级和贵族妇女的经验。但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的书信和日志，夏洛蒂·勃朗特的心理小说，玛丽·E.布莱顿的感觉小说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女性生活历程之危机的层面，它比维多利亚精神病医学的解释更加丰富，更为复杂”（肖瓦尔特41—42）。南丁格尔的论文《卡桑德拉》对中产阶级女性的沉默、压抑、病态、疯狂与死亡现象进行了追问；布莱顿的《阿德莱小姐的秘密》中的同名主人公阿德莱小姐因为精神病最后被关进了疯人院（肖瓦尔特53）。夏洛蒂·勃朗特《维莱特》不仅描写了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器质性疾病，还涉及了精神心理上的疾病。露西·斯诺的心理疾病便是环境刺激压抑生成的典型案例。露西，一个寄宿学校的教师，阴郁、消沉，克己隐忍、愁肠百结，“像一个呆在囚笼里的、死气沉沉的遁世者”（吉尔伯特古芭427），是一个精神上无法“站立”的女子：“她﹝指贝克夫人，引者注﹞似乎放大了她身体的比例，也放大了她的衣裙。她遮蔽了我，我被藏起来了。她很了解我的弱点；她能估算出精神瘫痪症——那种自我肯定意识的彻底欠缺——的程度，由此而来，在一件重大事件上，我就能够承受打击”（勃朗特526）。这是一个谦卑抑郁甚至有幻觉幻听的孤独女子的精神写照。另外，《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利夫也有一定程度的心理疾患，抑郁阴沉、行为诡异。变形怪胎的出现无疑具有更多的戏剧性元素。《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身体畸形、精神分裂。弗兰肯斯坦夜以继日地工作，创造了“人造人”。这是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大约八英尺高，按比例放大的巨人”，然而却先天畸形：“他那黄色的皮肤几乎覆盖不住下面的肌肉和血管。他有一头飘动的有光泽的黑发、一口贝壳般的白牙，但这华丽只是把他那湿漉漉的眼睛衬托得更加可怕了。那眼睛和那浅褐色的眼眶、收缩的皮肤和直线条的黑嘴唇差不多是同一个颜色”（Shelley45）。这个造物本来是弗兰肯斯坦的科学梦和精神狂想曲，具有“开天辟地”和“最具智慧”的性质，他幻想自己如上帝创造亚当一样，成为“人造人”的祖先，如今对此造物却只有“恐惧”与“厌恶”（Shelley41—45）。对女性作家笔下的身心疾患进行观照后，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有一类疾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疾患，只不过是女性作家在塑造人物时运用反讽手段对疾病进行的漫画式处理，目的是昭示人物的精神心灵状态与伦理价值取向。此类病症在奥斯丁笔下是一类很特别也很有喜剧色彩的书写。《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太太的“神经衰弱”便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她是一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嫁女心切的母亲，年轻时仗着貌美嫁给了班纳特先生，但“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就自以为神经衰弱”（Austen,PrideandPrejudice4）。《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也有这种“准疾病叙事”。范妮的小姨妈贝特伦夫人是个典型的“富贵闲人”，“大事听托马斯爵士（其丈夫）的”“小事听她姐姐的”，对两个女儿的教育问题，“不闻不问”，剩下的就是装模作样地绣绣“没有用处又不大漂亮的大件针线活，对孩子还没有对她那只叭儿狗关心，只要对她无妨，她就由着他们”。后来，她借着身体不大舒服，住到了乡下的庄园里，成天窝在沙发上睡眼朦胧。这是一种更严重的“精神瘫痪症”（Austen,MansfieldPark50—51）。

疾病情节链上最具有矛盾冲突功能的事件，就构成了文本的伦理结。聂珍钊先生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发现伦理线上伦理结的形成过程，或者是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进行解构”(20)。以此作为逻辑起点综合考察可以发现，小说文本中疾病叙写关涉的核心伦理结，大致有婚姻危机、临终遗嘱、宗教救赎等不同特质类型。疾病叙事聚焦某些人的病痛，由此呈现人物自身的身心状态，周边人物的情感态度、功利算计、宗教意识等，关涉性格塑造与伦理审视。与疾病叙写密切关联的伦理结，无疑可以更集中深切地展现人物的精神心灵世界。简•爱在明晰自身与罗彻斯特的婚姻其实是重婚的事实面前，将会何去何从，就是伦理结。简•爱在与罗彻斯特历经周折确定恋爱关系，即将走向婚姻殿堂、享受尘世的幸福之时，突然发现罗彻斯特早已结婚、且以不法手段囚禁了自己的疯妻伯莎·梅森。值此，简•爱遭遇的就不仅仅是重婚障碍，更是信任危机，从而面临着艰难的道德考验与伦理选择。《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麦琪与斯蒂芬、菲利普的情感纠葛中，也包含着一场爱情婚姻危机：麦琪与仇敌之子菲利普的相惜相怜（期间插入许多有关菲利普残疾的叙写）、麦琪与表妹未婚夫的暗生情愫，便构成了这个三角恋爱关系的最具破坏性与争议性的伦理结。自然，在《米德尔马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卡索朋的衰老与病容，以及他发病后对多萝西娅造成的精神压抑：多萝西娅既震惊于视若先哲的丈夫卡索朋的偏狭、脆弱、多疑，亦纠结于对自己感受与判断的质疑。不幸婚姻的种子也就在这种疾病叙写的敷设中徐徐生根发芽了。《米德尔马契》写病中的费瑟斯通故意以遗嘱为诱饵，达到对围绕在其周边的亲属们的愚弄与支配目的的行为，亦构成了核心伦理结。这个伦理结的解构，即遗嘱真相的公开。费瑟斯通凶悍狡黠、吝啬冷酷，对遗嘱内容秘而不宣，谁也不知道他的遗嘱会是什么样子的，又全都不甘心分不到一杯羹。于是，匪夷所思的表演夸张上演：这些人天然是不会忘记血缘关系的，现在老人卧床不起，他们更是纷纷登门请安，人数也显著增加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当可怜的彼得坐在镶护壁板的客厅里他的扶手椅上的时候，各种殷勤的小爬虫虽然把这个家看作他们理应朝拜的圣地，厨师却只给他们准备一杯白开水，他们并不受欢迎。（Eliot575）直到最后，觊觎者两手空空、暗自嗟叹（一众亲友）；淡泊者无牵无挂，我行我素（玛丽·高思）；失落者抚平创伤、砥砺前行（弗雷德）。因而遗嘱的宣告与真相的揭示，亦是伦理结的最后敞开与伦理线的合理发展。小说中也有以宗教救赎为核心构建的伦理结。盖斯凯尔夫人小说《露丝》中同名主人公露丝的失身见弃、隐姓埋名，就是一个伦理结。当小镇上的人知道她的道德污点后，纷纷疏远她，甚至侮辱、践踏她的人格。伤寒症的流行便成为伦理结解构的一个契机：露丝毅然选择在医院担任护理伤寒病人的护士，成为拯救众人的“天使”、一个“道德新人”，最终以自身的死亡成为献祭的“牺牲”。露丝在奉献自我中实现了道德超越，也重建了被他人信任与关怀的伦理新秩序。这个洗涤自身、忏悔赎罪故事的展开过程，便是伦理结解构的衍进过程。同理，《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中也设计了类似的伦理结：海伦离家出走惹得流言四起，回乡服侍荒淫无度、病重在身的丈夫，恪守宗教伦理，以善行与稍显严谨刻板的基督徒义举获得马卡姆与周围人的深层次认同，成为解构婚姻危机与缔结新的伦理关系的转捩点。玛丽·雪莱的小说伦理结则肇始于科技异化下科学怪物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对抗性矛盾。弗兰肯斯坦“从白骨间采集骨殖，用亵渎的手指搅动了人体结构的天大秘密”（Shelley43），从解剖室和屠宰场寻求合成“人造人”的细胞与组织，以崭新的科技手段制造了“人造人”怪物，却无法满足其基本的人伦情感需求，令其陷入伦理身份的痛苦与焦灼之中不能自拔，形成整个故事伦理结构中最核心的矛盾冲突——兽性与人性的激烈冲突。怪物天生丑陋畸形却有一颗善感柔嫩的心。不难发现，在自我怀疑与自我追问的漩涡中走向疯狂与毁灭的怪物，正是作家伦理思考与道德审问的文学表达。

二、疾病叙写方式与隐喻功能构建

明确了疾病叙写内容后，我们再来辨析作家的疾病叙写方式及其隐喻功能，以便进一步理解作家的伦理旨归。就疾病续写方式而言，19世纪女性小说家中采用限制叙事视角较多的当属勃朗特三姐妹。让人印象深刻的疾病叙写，在《简•爱》一书里有两处：一处是海伦·彭斯罹患肺炎死去，另一处就是伯莎·梅森的疯狂章节，采用的都是“我”——简·爱——的视角来观察叙事的。《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也采用了限制视角，以书信体与日记体叙事、连缀成书。海伦看顾病重丈夫亨廷顿的事件，是以海伦写信给自己弟弟的方式，被其弟之好友亦即自己未来恋人马卡姆获悉的。《呼啸山庄》里小希刺克利夫身体孱弱、经常咳嗽、发烧，他与凯瑟琳·林惇的交往，则经由女仆耐莉以第一人称叙事加以交代。《弗兰肯斯坦》选择的是以书信文体前后编缀，采用第一人称三重视角：第一重视角是事件的旁观者R.华尔顿；第二重视角是弗兰肯斯坦，他对自己制造“人造人”的经过以及灾难性后果进行叙述；第三重便是怪物的视角。这样的设计既有着第一人称视角的近距离和可信度，又适当弥补了限制视角的局限性，从不同角度聚焦怪物与相关人物，令读者获得更多有效信息。此类限制性视角的选择有效增强了疾患叙写的真实性和现场感，类似于电影镜头中的“即视感”。奥斯丁、盖斯凯尔夫人以及乔治·艾略特则更多使用零度聚焦叙事。《米德尔马契》中独具特色的疾病叙事，颇值得一提。其作者艾略特匠心独运，以玛丽·高思的视角“观察”老费瑟斯通周边的财产觊觎者。玛丽·高思既是老费瑟斯通的亲戚，又是他的家庭女工，既是护理者又是传令官。尽管身份卑微，但对觊觎财产的那些人来说，她又是一个需要结交和攀附的对象。而玛丽·高思就像作家安插的一名侦察员，她对大大小小、亲亲疏疏的探望者的心理了如指掌，对病者的癖好、冷酷与狡黠也是洞若观火。有意思的是，艾略特在对后来的遗嘱宣布会的描叙中，依然让高思占据着这个“观察者”的位置——“唯一的例外是玛丽·高思。在大家目不斜视、正襟危坐的时刻，她正可以趁此机会观察所有的人。听到‘兹将遗产分配如下’时，她看见每一张脸都发生了不易觉察的变化，仿佛有一条微弱的电流从它们上面掠过”（Eliot596）。面对遗嘱宣告，咒骂的、嚎啕大哭的、啜泣的、脸色苍白的、无动于衷的〔……〕合成一幅人性百态图。作者巧妙地将这些“小爬虫般”的“低级人物”置放于此，表达其对金钱异化人心，亲情伦理沦丧的深度忧思。不同的视角选择，共同完成了作家对角色伦理选择的观照与审视。就疾病叙写的频次与篇幅而言，笔者通过对翻译文本的阅读与不完全统计发现，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笔下或多或少均涉及了疾病叙事，但不同作家涉及的疾病类型，描写的篇幅、频次还是有较大差异的。例如《呼啸山庄》（杨苡译本）涉及“病”123次，“医生”23次，“病人”10次，“病情”3次，“病痛”2处，“感冒”2处，“发烧”5次，“热病”3次，“发狂”7次，“肺痨”2次，“咳嗽”10次；《阿格尼斯•格雷》（薛鸿时译本）涉及“感冒”3次，“发烧”3次，“抑郁”3次；《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莲可、西海译本）涉及“病”12次，“发烧”12次；《傲慢与偏见》（王科一译本）涉及“病”53次，“病人”8次，“病情”4次，“神经衰弱”3次；《理智与情感》（武崇汉译本）涉及“病”88次，“病情”12次，“病人”11次，“感冒”4次，“发烧”1次，“伤寒”2次，“抑郁”5次；《曼斯菲尔德庄园》（孙致礼译本）涉及“感冒”1次，“发烧”3次，“病情”13次，“病人”5次；《诺桑觉寺》（金绍禹译本）涉及“患病”1次，“病人”1次；《劝导》（裘因译本）涉及“病”61次，“病人”6次，“感冒”3次，“伤势”2次，“感染”3次；《弗兰肯斯坦》（刘新民译本）涉及“怪物”32次，“疯狂”13次，“忧郁”19次；《米德尔马契》（项耀星译本）涉及“病”335次，“医生”160次，“医院”116次，“病人”69次，病情18次，病症2次，“医疗”30次，“医疗改革”2次，感冒1次，发烧1次，伤寒6次，热病13次，斑疹伤寒1次，“歇斯底里”1次，抑郁2次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英文中“病”有多种翻译方式，为相对精确计，此处均以中文表达为依据进行统计，选取对象亦多是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比较优秀的小说文本。数据显示，“感冒”、“发烧”等一般病症，几乎在所有列入考察的小说文本中都会出现，而伤寒、斑疹伤寒这样的比较凶险的病症就只在《理智与情感》《露丝》《米德尔马契》等文本中出现，尤其是《米德尔马契》涉及的次数比较多，因为男主人公利吉盖特就是一名具有先进医学理念，拥有改革抱负的青年医生，处理各类疾病特别是疑难杂症是他的职责所在，医院、医疗、病人、医患关系、医疗改革等内容所占篇幅自然最多。疾病叙事的类型、频次、篇幅，一方面体现了作品题材内容与思想意识的偏重，另一方面亦与作家的专业知识结构与日常疾病体验密切相关。首先，从知识结构层面看，乔治·艾略特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其知识结构远比其他女性小说家广博深厚，在文学、宗教学、伦理学、神学、医药学、军事学、历史学等方面均有丰富储备与理解，因之被誉为“托尔斯泰式”的女性作家。而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玛丽·雪莱等人也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要么是牧师家庭出身，要么是名门之后。

玛丽·雪莱的父亲是政治哲学家威廉·戈德温，母亲是女权主义者、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玛丽对哲学、文学、历史、化学学、生物学、医学具有浓厚兴趣。也即是说，女作家们对医学药理知识的积累与把握，导致她们在小说作品中有选择地借助自己的知识体系以丰富其对于疾患的认知与诠释。其次，从疾病与死亡经验层面看，勃朗特三姐妹的母亲、两个姐姐均死于肺结核，后来艾米莉、安妮也死于肺炎。这一体验在《简·爱》对海伦肺痨的描写中有所反映；三姐妹的小弟弟勃兰威尔意志薄弱、酗酒放纵，因病而死，这一惨痛体验在《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中对亨廷顿的描写上得到了映射。《弗兰肯斯坦》的问世，尽管是玛丽的艺术天赋使然，但雪莱与拜伦两位天才诗人的哲学会话以及达尔文博士的科学实验等，亦是催生天才之作的催化剂(Shelley4)。而母亲死亡、姐姐自杀，与雪莱的感情纠葛，怀孕、疾病、孩子夭折等，都是《弗兰肯斯坦》忧郁、感伤、崇高之基调形成的挥之不去的影响源。可以说，玛丽·雪莱五十余年的人生一直与疾病与死亡交锋：出生不久，母亲去世；生育四个孩子，三个夭折；一次流产，险些丧命等，这些经历都令女作家对疾病与死亡有着旁人无法企及的深刻体验与惨痛感悟。玛丽·雪莱将科技进入人类、人类社会导致的悲剧性后果与自身的命运多舛紧密地糅合在一起，继而进行了生动地艺术呈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女性作家在对疾病进行叙写时，往往会涉及到各种类型的动物意象。这些动物意象集中体现病者及其周围人的精神人格，自然也就隐喻着不同的情感态度和伦理境界。另外，她们笔下还对女性疯狂、科学怪胎等特殊话题深度关注，亦契合了作品内在的隐喻功能。《简•爱》中写到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现时，以罗彻斯特的口吻，使用了“鬣狗”“狼嚎”“野兽窝”“妖怪洞”等字样，凸显疯女人的凶悍与野蛮。写到简•爱时，罗彻斯特则亲切地称之为“女儿般亲爱的小母羊”；回忆自己曾经受到简•爱的帮助时，则充满父亲般的仁慈与袒护，称简•爱是“孩子气的小巧的家伙！仿佛是一只红雀跳到我脚跟前，提议要用它那细小的翅膀背负我似的”，并赞美它是“精灵”（C.Brontë，JaneEyre339）。不难看出罗彻斯特对伯莎•梅森的怨恨与嫌弃、对简•爱的疼惜与爱慕。有意思的是，这种口吻是得到了倾听者简•爱的“默许”的。简•爱甚至很享受这样的称谓。因为叙事者，也就是潜在的作者把简•爱描写成一个瘦弱、矮小但坚毅，富有强大心灵力量的女子，与小红雀精灵般的存在、能够给予罗彻斯特以支撑与帮助的情形高度契合。而在简·爱心中，身陷窘困的罗彻斯特就如一头正在站立起来的“喘息的狮子”，虽然遭遇了拒绝和打击，但依然孔武有力，充满男性的阳刚美（C.Brontë，JaneEyre343）。由此不难发现，这些不同类别的动物意象的出现，特别是在疾病叙写的时刻，无疑预示着情感倾向与价值选择：我们可以看出罗彻斯特与简•爱合谋的对疯女人的摈弃，也见出罗彻斯特与简•爱的内在情感联盟和互相认同。罗彻斯特将简•爱比作精灵，简•爱将罗彻斯特喻为“狮子”，都是美好意象，寓意肯定性情感。而“鬣狗”“狼嚎”“野兽窝”“妖怪洞”，自然都是丑恶意象，昭示否定性情感。再来审视一下《米德尔马契》中的动物意象刻画。弗雷德生病时，母亲文西太太惊惶失措、性情大变。“她不再关心那一向显得鲜艳华丽的衣服，成天像一只生病的鸟，眼睛没有神，羽毛凌乱，对听到、看到的一切，哪怕是她平时最关心的，她也觉得兴味索然”（Eliot548）。可见，母爱的真挚与力度。文本中写到老病号费瑟斯通的亲友们时使用的是“各种小爬虫”（Eliot575）。而最终获得全部遗产馈赠的却是一位名叫李格、长着“蛙类呆板神情”（Eliot593）的陌生人！呆板丑陋的蛙类特征，已经暗示了李格精神品性的局促偏狭。作者有意使用丑陋的动物意象，来暗示其潜藏的道德批判与伦理审视。女性疯狂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歇斯底里、晕厥、厌食、疯狂等，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文本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也是女性作家精神心理原发性力量的变形。毋庸赘言，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精彩地诠释了这种现象。就伦理维度而论，这种隐喻是男权时代的文本策略，也是对女性艰难的伦理处境的一种文学表达。她们的情绪敏感、经济困窘、性别焦虑、职业挣扎、精神空间逼仄，都是造成以上精神心灵疾患的深层原因。①

三、疾病叙写的伦理映射与伦理选择

上文论及了文本中的疾病类型与书写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考察疾病叙写所承载的不同伦理观念，从而对时代、人物、作者等不同维度的伦理现实与伦理选择进行辨析与检视,以见出小说文本中伦理观念与伦理意识的时代性、混融性与交互性。玛丽·雪莱曾在自己作品的序言中明确提到其创作初衷，开始只是单纯地想构思一个可以吓坏读者的幽灵故事。在后来的序言里，作者有了新的补充性说明：“我对各种情绪或性格里所存在的可以影响读者道德倾向的东西，并非没有注意。﹝……﹞我在这方面主要关心的还是对亲情之温馨和普世道德优越性的展示”（Shelley10）。乔治·艾略特因其作品的宏大叙事，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充满危机和困惑的社会现状以及有关婚姻爱情的深度思索而被詹姆斯称为“如此罕见的讲故事的人，同时又是如此罕见的道德家”②。的确，即便是最不愿意付诸道德诉求的作家，也无法不关注亲情伦理，而疾患叙写这一特殊维度正是检验自身精神心灵、他人人心向度、社会关怀程度的试金石。必须指出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伦理观念又具有更复杂的存在样态，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值理论”、中世纪奥古斯丁宗教伦理、宗教改革派伦理观念以及功利主义伦理观念等的多向度呈现，因之，同一时代的文学文本中亦存在着不同时代伦理观念的踪迹。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笔下的小说具有与亚里士多德“中值理论”相契合的“适度原则”。考察《尼各马可伦理学》我们发现，“中值理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德性中强调的一个关键术语。“‘适度’毕竟是人类情感的一个显然的理想状态。亚里士多德也用中值概念来处理智慧之德性，特别是用来讨论公平正义之德性。”所谓“中值”，就是“中间境界”，并非是一个精确点，而是两级之间的一个平衡区域（布尔克24—29）。这种“适度原则”在女性小说中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奥斯丁的“有节制的憎恶”。奥斯丁小说尽管充满睿智的反讽和对中产阶级的道德批评，但她从不过分激烈地渲染情感，增强这种憎恶的个人色彩。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结局中，她写道：“让别人去描写罪恶与不幸吧。我要尽快抛开这样一些令人厌烦的话题。我急欲使每一个人，每一个没有犯多大错误的人重新稍微高兴起来，刚才的那类话我就不再往下说了”（Austen,MansfieldPark457）。相比于夏洛蒂·勃朗特的激越激情、艾略特的客观严整，奥斯丁正是这样一位“理性的道德批评家”。也正因为如此，在描写吉英感冒、玛丽安伤寒、贝特伦夫人身体不适、班纳特太太神经衰弱时，奥斯丁都保持了对周边人物的态度上的“适度”原则。彬格莱姐妹的尖酸刻薄、虚情假意，威诺比的忏悔与自辩，班纳特先生的讥嘲，都控制在一定的“中值”范畴之内。难怪麦考莱先生评价奥斯丁：“奥斯丁小姐，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个最危险的榜样。﹝……﹞像她那样去写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不去涉及任何更高的悲剧情感和生活中更有激情的方面，她的艺术之美在于其具有逼真如画的魅力，而同时又毫无现实中的单调乏味”（朱虹33）。自然，《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对富贵闲人贝特伦夫人的反讽，也没有达到令人厌憎的程度。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另一个关于快乐与幸福追求的持续性和不断完善性的伦理观点，在中世纪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中有了一定的回响，“人的最终完善在于获得上帝的接受”。“一个真正热爱上帝的人，总是那么积极主动地，使自己的行为自动地与神和道德的律法相结合”（布尔克64—65）。在疾病叙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人物如何虔敬上帝的内容。《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里，海伦虽遭丈夫背弃而离家出走，但听闻丈夫病重，旋即赶回悉心照顾病榻上的丈夫亨廷顿，并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亨廷顿却恶狠狠地回敬说：“这是基督徒的宽容精神，由此你希望在天国为自己获得一个更高的职位，在地狱为我挖一个更深的坑”（A.Brontë,TheTenant524）。面对怨愤和恶毒，海伦恪守基督徒的宽容与忍耐，以至于马卡姆讥嘲海伦的做法是“在猪面前撒珍珠”③。但海伦却“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劝善说教的基督义务中，当仁不让地充当道德家与批评家。这些相关描写无疑释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作为新教徒家庭成员的安妮，恪守自奥古斯丁以降的基督教的向善观念。另外，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还尝试将劝善说教与新教伦理进行无缝结合。

16世纪宗教改革后，新教脱离天主教而形成了许多宗派，主要包括英国国教、安立甘宗、归正宗、信义宗、浸礼宗、公谊会等教派。19世纪的英国对宗教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启蒙主义精神的熏染，存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信教程度高低之间、国教与非国教之间的多重矛盾冲突，但也不乏宗教宽容精神。更其重要的是，新教伦理强调最大限度的节俭与节制欲望，灵魂向善。这一时代精神在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笔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现。《露丝》一书涉及到浸礼会教徒（瑟斯坦牧师）、天主教徒（费思，瑟斯坦之姊）与国教徒（女仆萨莉）共处一室，时有摩擦但和谐共处的场景。浸礼会教徒瑟斯坦·本森牧师虔信获得救赎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就是善行。因之，当伤寒肆虐、人人自危时，节俭自律、素雅质朴的露丝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工作，坦然穿梭于病人之间，以自己的善行“赎罪苦修”，“在疾病与灾难的重围中”显得“美丽”“温柔”，也让其私生子列奥纳德终因她的赎罪行为而得以“挺着腰板儿走上埃克莱斯顿的大街小巷”，人们因为膜拜露丝而善待其子（盖斯凯尔夫人449—451）。露丝宗教救赎的老路子，虽然宣扬了仁爱、宽恕、奉献、牺牲等崇高伟大的宗教伦理精神，但也暴露了时代与作家伦理意识的局限，那就是预设了露丝失贞即是“有罪”这一伦理结，真正的罪人贝林汉倒丝毫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约和道德拷问，显示出伦理原则的双重性。新教伦理意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坚定不移的职业观念。巴克斯特与路德都认为“职业是上帝的旨意，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并尽量将其利用起来。”“职业是上帝向人类颁布的圣旨，它命令人类要为增添上帝的荣誉而劳动，”并“将这么做视为一种责任”（转引自韦伯146—147）。《米德尓马契》中弗雷德在遗产期望落空后，其不得已的人生规划，就是选择一种自己可以从事的职业。玛丽·高思拒绝焚烧遗嘱（即第二份取消所有人财产继承权的遗嘱），客观上成全了弗雷德的人生规划，否则一旦弗雷德继承了大宗财产，必然远离诚实的劳动与自力更生。玛丽也一直把服侍病人费瑟斯通的工作看做是自己的一份职责，并以获取佣金养活自己，并不时可以帮补家庭而觉得充实快乐。由此观之，玛丽·高思的选择不仅是独立个性的体现，其职业观念也是有时代的宗教伦理观念作为强大的精神支撑的。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宗教与哲学理念也有一定程度的新变。人们在道德与功利之间融入了更多的思考与探索。在18、19世纪的英国，占主导地位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杰勒密·边沁在其1776年发表的《论政府片断》中宣称：“功利是一切美德的验证和尺度〔……〕照顾普遍幸福的义务是最高的义务，也是一切别的义务都包括在内的义务”（转引自索利224—225）。詹姆士·穆勒等人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他们一致认为：“人类的惟一目的就是谋求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与否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阎照祥281）。这种功利意识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催发了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合理层面，也是英国小说中个人奋斗精神力量的哲学思想渊源之一。在疾病叙事中，对幸福与快乐的追寻，对财富与安逸的向往，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形，就对应了功利主义追求的二重性：一来，可见人物的高尚目标与积极行为方式，如简•爱、海伦、露西、露丝等的追求爱情、幸福、平等，具有奉献精神；二来，亦窥见人物的卑俗目标与消极行为方式，如费瑟斯通、贝茨夫人、亨廷顿、贝林汉等追求权利、欲望、享乐的极端利己主义。综上，从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描写的日常生理与精神心理疾患、畸变怪物、漫画式病症等现象入手，本文考察了疾病叙写的类别、疾病关涉的伦理结、疾病叙写方式及其隐喻功能，阐析了疾病叙写的视角选择、频次篇幅敷设、动物意象营造，以及作者的知识结构与个人经验等。疾病叙事是作家铺展故事伦理线索，建构复杂人物关系与情感扭结的有效手段；在疾病面前，人物的情感心理、职业道德、宗教意识、功利欲望、社会心态等的描摹、呈现、揭示、暴露，直逼精神世界与灵魂幽微，是进行伦理检视与拷问的极佳路径。基于此，本文追本溯源，试图厘清疾病叙事的伦理学哲学基础，揭示作家艺术实践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世纪奥古斯丁等人的宗教伦理学、新教改革派伦理学，直到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思想理念等的渊源关系，指出疾病叙事不仅可以见出女性作家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的时代性，亦可彰显其伦理观念与伦理意识的混融性与交互性，呈现出人类历史进程中道德探索与伦理构建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共同维系了一种相对稳定的道德水准与伦理秩序。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作家疾病叙事与伦理结构的敷设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肯定了节制、行善、责任、劳动（工作）、追求幸福、敢于奉献等生活理念，践行关怀伦理的人本、尊重、责任、宽容、情境原则，具有积极的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当然，从小说文本疾病叙事与伦理结构本身，我们亦可反观19世纪英国的伦理观念及其实践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性别、阶级、宗教、科技等层面，显示出悖反性、双重性、神秘性、自反性等特征，表明人类行为之伦理价值与伦理意义的探求，仍有提升与完善的巨大空间。

作者：金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