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的审美取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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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红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坛两位非常杰出的作家。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创作出具有自己风格的独特作品。在他们的乡土小说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浓烈的“地域性”和他们对生命的重视。他们一南一北，一男一女，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性格都完全不同，他们的作品却具有相似的审美取向。本文主要针对二位作家的乡土小说，以具体作品为例，主要从小说的人物命运，作家的悲剧意识以及小说文本散文化三方面来分析二位作家对乡土小说的审美取向。

关键词：萧红;沈从文;乡土小说;审美取向

萧红和沈从文，一位是来自冰天雪地的哈尔滨的女作家，一位是来自湘西的男作家。从小缺少父爱，又看尽人间冷暖的萧红，和从湘西走向“城市”的自卑的沈从文，从某一方面来说是相同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是不同的。他们同样都钟情于书写乡土小说，同样重视和尊重生命。在二位优秀作家的作品中，读者能感受到他们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在小说创作时，二位作家都倾向于从平民视角去书写。萧红和沈从文，以平凡人的身份，书写平凡人的世界。但从作品风格上来说，二位作家却有所不同。虽然他们同样都创作了许多散文化小说，但是在二位作家的作品中，悲剧发生的方式和人物的命运，甚至是散文化小说的文本形式，也略有差异。对于用心灵抒写的两位作家，他们创作上所体现的审美取向的异同点，也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下面主要以萧红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为例，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作家的悲剧意识；小说散文化这三点为切入点来比较二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异同点，从而了解他们对于乡土小说的审美取向。

一、人物命运的异同

萧红和沈从文写了许多的乡土小说，其笔下的人物，也各有其特色。萧红的小说多体现了她对底层人民的关怀。但关怀中又带着一丝讽刺。在萧红的笔下，人物命运多是悲惨的。“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滴下。”这是《生死场》中王婆说的话，萧红把王婆写作是“幽灵”。在萧红的笔下，女性都是这般的，她们遭受命运和封建思想的摧残。月英原本是村里最美丽的姑娘，丈夫却因为她生病而厌弃她，任由她的身体成为虫子的“洞”。金枝未婚先孕，婚后生下女儿，却又被丈夫摔死。后来夫死出村，却又遭遇强奸，到最后决定出家。女性的命运总是和生育联系在一起，女性在萧红的笔下就如同奴隶一般。“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我还有好的日子吗？你们累得我，使我做强盗都没有机会。”成业可以狠心摔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他只觉得妻女是拖累。还有胆小怕事的二里半，他的眼里只看得到山羊和和菜地，不在乎减租，也不在意抗日。而赵三在妻子自杀后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更是令人寒心。在萧红的笔下，每一个人物，其命运都是悲剧，有自己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悲剧，也有别人施加的悲剧，可悲的是施害者在伤害别人的时候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萧红的小说中，充分体现出了人的无情。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认为，每家的团圆媳妇都是要受气的，因为打鸡，鸡就不下蛋。一个活生生的人，却比不上家里的物质财产。在小团圆媳妇进热水前，她不肯，婆婆扒了她的衣服进去，在她烫昏过去后，竟是替她害臊。人们争相去看冯歪嘴子的孩子，发现没冻死，甚至于骂“他妈的”。冯歪嘴子其实是萧红的小说人物中，为数不多的让人感受到了人世温情的。“今天她的笑法还是和从前的一样。”在跟冯歪嘴子在一起之前，人人都说王大姐这好那好，在跟冯歪嘴子在一起之后，就说她“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别人都觉得冯歪嘴子的孩子长不大，反而小了，连笑都是难看的。可在冯歪嘴子的眼里，孩子是一天天的长大，也会哄人了。可以说，在萧红的小说人物中，除了极少的，像冯歪嘴子这般的，其余人物都让人感觉不到人的“热情”。与萧红不同，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人总是保留着最美好的人性，生命总是被尊重，被重视的。萧萧从小就是童养媳。在她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命运的时候，命运就已经被定了下来。童养媳是古代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是一个畸形的存在。但是在《萧萧》中，沈从文并没有描写萧萧的悲惨生活。相反的，读者可以在文本中感觉到，萧萧的日子是快乐的。她和她的“小丈夫”，是单纯而亲近的姐弟情。每日抱着“弟弟”去柳树下，去溪边玩，给饿了的“弟弟”喂食。

沈从文在《萧萧》中构筑的，是一个自由和快乐的世界。萧萧在花狗的引诱下，冲破世俗的枷锁，怀了孩子后，故事情节的发展也突破了正常的逻辑。“大肚子作证，什么也没有可说。照习惯，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作出的蠢事。”萧萧怀了别人的孩子，没有被沉潭，是因为伯父不读“子曰”。而原本应该嫁人作二路亲的萧萧，却因为生了儿子而被留了下来。“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就不嫁别处了。”以现代社会的眼光看，是极为可笑的。但却恰恰体现出了人性的单纯。因为没有读“子曰”，所以比起面子来更重视生命。因为生了儿子，所以被留下来了。沈从文在《萧萧》中，展示了湘西世界未被现代文明渲染的原始而充满自由野性的人性美。而《边城》，则展示了湘西世界的自然之美。“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翠翠在茶峒的青山绿水中长大，活泼健康，待人真诚。当老船夫让翠翠拦住客人，翠翠不明所以，只是照着做。而翠翠在第二个商人告知事情始末后，“翠翠明白了，更紧拉着卖纸人衣服不放。”老船夫从不多收渡客的钱，即使不得已收了，也会换成茶叶和烟草供客人们享用。这种美好的精神，也传递到了翠翠的身上。在《边城》中，人人都是透明的，陌生人之间是透明的，亲人之间也是透明的。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翠翠，兄弟俩采取的是公平竞争的方式。兄弟俩一起为翠翠唱歌，天保在傩送开口后，自觉没有机会，便退出以成人之美。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在《边城》中表露无疑。沈从文构建了一个人性的理想世界，人们不会算计彼此，而是真心待人。《媚金•豹子•与那羊》里面的豹子为了献给情人一只没有杂色的白羊，甚至于执着地寻找了大半夜。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是充满“人”的热情的。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和萧红小说中的人物，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二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同样是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而人物所处的环境同样原始而不受现代文明的熏染，但二者的表现形式却有所差别。在《生死场》里，在王婆的眼里，麦田比孩子重要：金枝摘了青柿子，被母亲踢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在沈从文的笔下，不论是《菜园》中经营菜地养家的玉太太，还是《三三》中管理碾坊的三三妈妈，或者是《长河》中在桔子园里摘桔子的夭夭妈妈，她们都外在物质条件优越，不为生计发愁。萧红和沈从文笔下的母亲虽然在生存困境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但她们却都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萧红笔下的人物体现的，是人性的冷酷。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给予主角的是愚昧和落后。而在沈从文的笔下，人性是美好的。人们或许不幸，或许贫穷，但总是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总是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同样是封建思想，但沈从文在文本中体现的，是其原始而自由美好的一面。萧红和沈从文的文本人物用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同样体现出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二、小说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指当人类意识到自身的短促性、渺小性、无助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个体的孤独感、价值的空没感、生命的无奈感。人类自身的成长，就是一个悲剧性的过程。当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感悟独特的生命体验，深刻体会了生命的脆弱，发现了自身的渺小和无助，与生俱来的悲剧意识就会被唤醒，凝练成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萧红和沈从文都是具有深刻生命体验和独特悲剧意识的作家。复杂的人生经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思考维度，都或多或少的影响了萧红和沈从文的悲剧意识。悲剧意识的成因，以及悲剧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都是了解二位作家的悲剧意识必不可少的因素。萧红的人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一年，但在这三十一年里，她所经历的苦痛远远多于幸福。萧红的童年却是在一个冷漠寡淡的家庭里度过的。祖母在萧红三岁的时候，曾用针戳她的手，只因她戳破了窗户。而对于父亲，萧红是这样描述的：“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父亲给予萧红的只有冷漠和矛盾。在祖母的葬礼上，因为萧红的顽皮，父亲给了萧红一脚，令她永生难忘。而后来她与父亲在读书上起了矛盾，父亲软禁了她。萧红的父亲教会萧红的，不是父女温情，而是冷漠。萧红的母亲在萧红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在《家族以外的人》中，萧红多次描写母亲打她。母亲在萧红的心中，并不是温馨的存在。父母给予萧红的，是不断的伤害。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在第三章描写了和祖父一起的天真岁月。祖父是萧红童年的中心人物，也是萧红童年为数不多的温情。萧红曾感叹，整个呼兰城对她人生最有意义的只有祖父。李洁吾曾感叹鲁迅对萧红的关怀是“父女之爱”，但萧红却说是“祖父之爱”。除了祖父给予的温暖，萧红的整个童年生活都是阴云密布的，她的悲剧意识或许是从童年就开始萌芽。萧红的情感经历与她悲剧意识的形成也是息息相关的。萧红逃离了冷漠无情的封建家庭，却被骗怀孕，遭受抛弃。在萧红最无助的时候，萧军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可以说，萧军拯救了萧红，使得她的感情有了寄托。但是萧军最后带给萧红的却是感情的背叛。萧红曾在诗集《苦杯》中写道“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象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诗，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萧军的背叛和他的大男子主义使得萧红伤透了心。最终，萧红选择了温文儒雅的端木蕻良。伴随着情感的失意，萧红的家乡东北沦陷。现实给了萧红沉重的一击，也让她见证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凄凉的身世，不幸的感情经历，家国的沦陷交织在一起，使得萧红对生命的体悟格外深刻，也形成了她独特的悲剧意识。萧红用寒冷在作品中体现生命的悲剧，企图超越自身，超越生命，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萧红的悲剧意识是用寒冷和苦难表现她对生命的尊重，对实现人的价值的渴望，对人世间的温暖的渴求。悲剧意识的根源，总是从小种下的。在六岁的时候，沈从文和家里两岁的弟弟同出疹子。病情凶险，以至于家里的大人对兄弟二人不报希望。幸运的是二人活了下来。早在这时，沈从文就已经经历了死亡，感受了生命的无常。沈从文逃学，父亲甚至说要砍去沈从文的手指。如果说这些事只是在沈从文的生命里烙下死亡的阴影，那么，对死亡的亲眼见证才是沈从文悲剧意识的成因。苗人一直被称为杂种，没有人权，被随意屠杀和买卖。武昌起义后，苗人也参与了革命和起义，伴随着的是清军的搜捕和屠杀。生命流逝的血淋淋的场景就那样印在了沈从文的脑海里。

沈从文后来在《我的教育》里对军队形象的刻画或许和那场屠杀不无关系。对于幼年的沈从文来说，他只知道“打了败仗”，看了一个月的杀头。这一场杀戮与死亡，开启了沈从文对于生命的思考。革命的失败也造成了沈家在凤凰的没落。家中的困难使得沈从文参军，见证的是更多的死亡和苦难。在走进“城里”，成为一名大学教授的沈从文，却因小学的文凭而感到自卑。离开了生长的故乡，走进都市以后，沈从文除了自卑感，更多的是感觉到都市人生命力的贫弱。他开始怀念故乡的美好，也深深地感到了湘西人民无处不在的生存悲剧。因而沈从文在创作的时候，刻画的其实是理想中的湘西世界，但这其中又不免透露出背后隐藏的淡淡的哀愁。沈从文特殊的生命经历使得他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悲剧意识。他十分关注生命的悲剧和人类生存的悲剧，但在创作乡土小说的时候，沈从文致力于营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总是田园牧歌式的冲淡平和。但是在冲淡平和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丝淡淡的哀戚，是沈从文式的淡然却又坚定的悲剧意识。沈从文的小说宣扬人性的美好，却又隐隐透露出生命的悲剧。沈从文式的悲剧，是不刻意刻画，却使人印象深刻。文本与现实的差距，使得小说的悲剧意味更为深刻，更具审美张力。沈从文和萧红，都将自己的情感经历融入作品，也都同样关怀着底层人民的生存悲剧，试图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然而，二位作家的悲剧意识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却有些不同。萧红的悲是很明了的。而沈从文的悲，却是隐藏在背后的。《呼兰河传》中“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打的满地裂着口……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小说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苍凉冷寂的氛围。严冬带来的，是生存的困难。卖馒头的老人在冰雪上倍加小心，却仍会跌倒，而过路人只会趁机拿些馒头。“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这是属于萧红的幽默又讽刺的悲剧。《生死场》中，人和动物都在“忙着生，忙着死”。月英原本是个美丽的姑娘，可她生病了。丈夫为月英治病，病治不好，丈夫就开始埋怨月英，开始折磨她。“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在萧红的笔下，女性的生存悲剧总是格外突出，女性总是得不到尊重。“姑娘仍和小鸡一样，被野兽压在那里。”两性关系中，女性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是被强迫，被忽视的。如果说萧红的悲剧是毁灭式的，那沈从文的悲剧则是冲淡平和的。《边城》全篇都是田园牧歌式的，是“世外桃源般”的，但在《边城》中，却也有不可忽视的悲伤：天保的溺死，傩送的离开，翠翠对于爱情的无尽的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了翠翠无尽的等待，令人无法忽视背后的悲伤。哪怕同样是悲剧，同样是由人造成的，可在沈从文的笔下，却是由于人性的美好。淳朴的老船夫，善良的船总顺顺，因为天保的死而远走的傩送。因为每个人都太善良了，甚至于，人们都不知道傩送和翠翠的爱情罪魁祸首到底是谁。《菜园》是沈从文笔下作品中较为悲伤的作品。但在《菜园》中，作者只写了玉家母子闲适的生活，并没有刻意营造悲伤的氛围。对于玉家儿子的死亡，作者也并未刻画描写。对于母亲的悲伤，也没有正面描写，只有三句话“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主人对花无语，无可记述。”沈从文用轻松平淡的语言冲淡了玉家母子家破人亡的悲惨。这就是沈从文式的悲剧。沈从文的作品是美好的，风雅平淡的。悲剧和他的悲剧意识是隐藏在冲淡平和背后的。沈从文的作品是淡淡的孤独哀愁。而萧红的作品则是可以直接读出发生在人们身上的生存悲剧。萧红的悲剧是不加掩饰的悲，是直面现实的悲。二位作家悲剧意识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对人的关怀，体现了二位作家对生命的尊重。

三、小说文本的散文化

从小说形式上来说，散文化小说是结合了散文的表现因素和特质的小说。现代作家中，鲁迅、沈从文、萧红、汪曾祺、郁达夫等都曾写过带有散文化特征的小说。散文化小说的出现，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模式，为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散文化的小说相比较传统小说而言，更加注重氛围的营造而非情节的架构。小说散文化的方式无疑是增加了文本的抒情性。作家采取散文化的方式书写小说，于情感表达上或许更为直观。这样的小说，仿佛一首诗，一幅画。而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往往影响作家艺术世界的建构。沈从文自称“乡下人”，而他在都市浮沉之后，最向往的也正是湘西的沅水。所以沈从文会写出那样平静温和的，田园牧歌式的《边城》。那样宁静的白塔，那样天真活泼的少女，那样善良的人们。与沈从文不同，萧红对家乡的感受，多是生与死的无奈，是灾难对人们的摧残。所以她用她的方式，书写了一个冷酷的世界，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她的悲悯。萧红借小说散文化透露出来的是沉郁，是暗色调，但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是暗调中还打下一大片高光。在沈从文的笔下，纯真善良的人们置身在田园之中。《边城》是一首平静又带点悲伤的情歌。人们身处“世外桃源”之中，心境平和。每个人都会为他人着想，人性皆善。翠色逼人的山，澄澈清明的水造就了率真的翠翠，也造就了天真的三三。与复杂的都市不同，三三总是自由自在的，与自然为伴。“热天坐到有风凉处吹风,用包谷秆子作小笼,冬天则伴同猫儿蹲到火桶里,剥灰煨栗子吃。”三三打交道最多的，是鸡，是鱼。有时她教训蛮横无理的鸡，有时管着潭里的鱼。三三的事，鱼知道的比母亲还多一点。哪怕是吊脚楼的妓女和水手也是真心实意相爱的。可以说，沈从文以散文化的方式书写了一幅幅明亮的山水图。而萧红则是水墨画，总是以黑白为基调的。萧红的作品是诗意的，但却总是笼着一层悲伤的感觉。像《生死场》中，“人们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比如被生活压迫，失去亲人的王婆，遭遇不幸，最后出家的金枝。《生死场》渲染了人们生活的不幸，和东北沦陷的悲哀。像《呼兰河传》的美丽的后花园里的大倭瓜，小黄瓜，还有飞舞的蝴蝶，但与后花园并存的，是荒凉的家，和无情的人们。泥坑子淹死动物，人们只当是热闹看。人们贪小便宜买的猪肉，只说是泥坑子淹死的，却不说是瘟猪肉。冯歪嘴子一家辛苦的生活也不过是人们日常的消遣。《后花园》的冯二成子年近四十，却常年寂寞。冯二成子后来与王寡妇结合，却妻死子亡。但萧红在书写的时候，并没有采取传统小说的写法，而是写景和叙事结合。《后花园》中有许多草木和昆虫的描写场景。“蝴蝶飞，蜻蜓飞，螳螂跳，蚂蚱跳。大红的外国柿子都红了，茄子青的青，紫的紫。”“蝴蝶乱纷纷的在那些正开着的花上闹着”“玉蜀黍的缨穗挂上了霜似的，毛绒绒的。倭瓜的中心抱着一颗大水晶球”。萧红用诗意的笔触书写了悲凉的氛围。同样是童养媳，在沈从文和萧红的笔下是截然不同的结局。萧萧因生下了儿子被好好照料。小团圆媳妇却被折磨致死。二位作家以小说散文化的方式，书写了不同的世界。“由四川过湖南区，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是《边城》的开头，很平淡，却又很温馨。当然，在萧红的散文化小说中也是有诗意的。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但最后，萧红却说“我家是荒凉的”。萧红的散文化小说，更多的是阴冷的，比如淹死牲畜的大泥坑，迷信的跳大神，笼罩鬼神阴影的放河灯等等。同样是诗意的笔触，创造了不同风格的艺术世界。但就文本的散文化来说，萧红比沈从文更散。《萧萧》书写了童养媳萧萧的故事。《三三》则书写少女三三的故事。沈从文创作的散文化小说，《边城》、《三翠》、《柏子》、《丈夫》等都是有情节，有中心人物的。但萧红不同，萧红的散文化是没有情节，也没有中心人物的。在文本上，萧红的散文化比沈从文更散，像《呼兰河传》，以儿童的视角来描写所见所闻，没有中心情节。《呼兰河传》所有的片段用“我”贯穿起来。而《生死场》就更像是故事的合集。《小城三月》追忆童年时无拘无束，亲切自然。如果说沈从文是把游记散文融于小说，那萧红则是抒情散文。沈从文的小说情节松散，却又不乏韵味。萧红的小说则是完全颠覆了传统小说，从结构和情感上，都极具个人特色。二位作家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散文化小说。

四、结语

萧红和沈从文以不同的方式，相似的审美取向，书写了不同的艺术世界，表达了他们对全人类的关怀。不论是直面悲剧的萧红，还是以温馨冲淡悲剧的沈从文，二位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抒发了他们的情感，表达了他们对命运的思考。沈从文的小说如果是风和日丽，充满生机的南方的春天，萧红就是冰天雪地，风雪交织的北方的冬天。但不论是温暖的湘西的沅水，还是寒冷的呼兰河，都是文学史上的闪亮的恒星。他们对生命的关怀和思考，也时刻影响着读者。“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笔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他们，萧红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也将会被更多的人解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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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第635页

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第638页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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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雪峰；肖丽华 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