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家诗词创作的变化倾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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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杂志》2015年第四期

满蒙八旗，浩浩荡荡，铁骑入关，势如破竹，最终踏平中原大地，建立起了辽阔的大清帝国。作为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清朝既为中华民族作出了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屈辱不堪的辛酸历史。目睹着它的沧桑巨变，从万众瞩目的辉煌，到四面楚歌的悲怆，清代泰州女性作家的内心自然也是波澜起伏，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而使她们的诗词创作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变化倾向。

一、风云变换中的凄凉苦吟

明清鼎革，满清王朝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锢汉族思想，扼制汉族文化，汉族处于饱受歧视、深受压迫的社会最底层，这引起了民族志士的强烈不满。为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奔走呼号，体现出昂扬的反抗斗志，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热情，但时代环境的冷酷，人生境遇的凄苦，却让他们的理想趋于幻灭，心灵饱受创伤。清朝前期涌现出了很多遗民作家，代表性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记录抗清斗争，表达故国之思，抒发功业未就的悲愤，感叹岁月蹉跎的无奈，风格沉雄悲壮，笔调哀婉凄清，体现出那个时期的创作主调。在当时的泰州文坛上，也活跃着这样的遗民作家群体，代表性的作家有冒襄、邓汉仪、黄仙裳等，受他们的影响，清朝前期泰州女性作家诗词也呈现出这样的主旋律。如女性遗民作家蒋葵和蒋蕙，她们远离尘世，飘然归隐，以决绝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蒋葵，字冰心，法名德日；蒋蕙，字玉洁，法名德月，暗寓不忘故国之意，以表冰清玉洁之心。两姐妹，因遭家难，同入空门，伴一生古佛青灯，守一世晨钟暮鼓，世事不闻，纤尘不染，坐化之时，仅留下了数册诗词，成就了佛门的一段千古佳话。翻开她们的诗词佳作，诗学取向以韩孟为宗，风格凄清苍凉，愁闷冷涩，充满苦吟之声。如蒋葵的《暮春苦雨即事》和蒋蕙的《秋夜闻蛩》，两人皆取清寒萧条之景，抒寂寥愁苦之情，这种爱禅喜静的个性渗入其诗，深刻影响着诗风，带有鲜明的遗民特色，体现出佛教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对“人生无常，一切皆苦”的体认。

大家闺秀季娴，字静姎，号元衣女子，喜为诗，兼工长短句，著有《雨泉龛诗集》。女词人偏爱寂静、黄昏，喜好深夜、秋冬，诗集中有很多此类的作品，如《晚晴》《望远》等，少暖色调，多冷色调，萧瑟凄清，饱含深沉的沧桑感和悲咽跌宕的唱叹之音，以助成清冷苦寒的诗歌意境。王睿，性情淡泊，志趣高雅，与吴嘉纪结为夫妇后，衣食不周，朝不谋夕，但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曾留下“大义归夫子，饥寒死不怨”的荡气回肠之句。受丈夫影响，女词人常借助诗词抒发自己的悲悯情怀，如《清平乐•柳丝》，通过啼莺、斜阳、飞絮、浮萍等意象，串联起清贫生活的点滴，意境冷峭凄清，格调缠绵悲怆，这种风格与其抑郁苦闷的生活境遇、淡泊闲静的个性才情是密不可分的。清朝前期泰州这样的女性诗词作家有宫婉兰、徐幼芬、邓繁祯等，大约十多位，占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人数并不是很多。因为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向来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封建宗法制度更是严酷异常，对女子进行文化奴役，道德钳制，驯化其性情，愚化其思想，从而把“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构筑起封建社会所谓的正统意识形态。这些陈规陋习扼杀人性，束缚才智，使得清朝前期的女性在创作道路上步履维艰，能留下些许足迹的只能寥寥数几。

二、太平盛世里的性灵之音

清朝到了康熙时期，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文治武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到了乾隆时期，大有建树，成就辉煌，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嘉庆时期。这段时期国泰民安，文风昌盛，袁枚是当时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诗人，居“乾隆三大家”之首，他提倡“独抒性灵”，认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在当时备受女性青睐。[1]于是东皋女诗人熊琏在《淡仙词话》中也提出了与袁枚相似的见解：“诗本性情，如松间之风，石上之泉，触之成声，自然天籁”。[2]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清朝中期泰州女性诗词作品不再表现悲苦失意的情怀，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传达出很多自然清新的性灵之音。泰州陈氏家族中的才女陈传姜，著有《得山楼诗稿》，其夫朱泽况，监生，工诗画，她与丈夫经常谈诗论画，可谓志趣相投，琴瑟相谐。正是在这样诗情和画意的互相交融和渗透中，陈传姜的诗词创作才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陈传姜特别擅长写景，不事雕琢，随性而发，灵动清雅，自然闲适，正合于袁枚“性灵”之主张。如《中庭》，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纤细，抓住“梧桐”这一具体意象，时而粗线勾勒，时而精雕细刻，可谓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文笔优美，意境独特，诗情画意尽显其中。她的题画诗也是挥洒自如，很有特色，如《题清泉石上图》等，作者善于选择富有典型特征的景物进行具体描摹，从而创造出一种幽深宁静的诗歌意境，体现出女性诗词特有的体物入微、明净流丽的清绮之美。清代中期，女性活动较宋明以来较为自由，一些家庭开明、思想解放的女性尝试着走出闺阁，投入自然，这使得女性文学视野更加开阔，笔触更加自由，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仲振宜、仲振宣姐妹曾随父亲仲鹤庆远游至四川，她们饱览壮丽山河，游历名胜古迹，尘封的心灵犹如打开了一扇明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于是情感涌动，文采飞扬，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清新之作。为丰富阅历，开阔眼界，赵笺霞曾随丈夫仲振奎行至太行，一路的所见所闻，使她心生感悟，文思泉涌，于是真情实感自然流淌于笔端，读之令人耳目一新，仲振奎称赞道：“温润以泽，务使宫商应节、声律和谐。”[3]清朝中期泰州这样的女性诗词作家有石学仙、洪湘兰、仲莲庆等，大约三十多位，占总数的七分之三左右，人数相对较多。因为这段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一些开明家庭开始让女性识文断字，从而使女性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更多的联系。在这种浓厚氛围的感染下，泰州众多的女性诗词作家开始大胆尝试，冲破传统思想束缚，摆脱正宗格调限制，以才运笔，直抒胸臆，可谓是信手拈来，浑然天成。

三、风雨飘摇时的现实写照

清朝到了道光时期，国力开始衰落，到了咸丰时期，已是国库空虚，危机四伏，内部爆发了太平天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外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长期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陷入到了内忧外患之中，满清王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龚自珍、魏源等开风气之先，开宗明义地直陈社会剧变给敏感士子造成的心灵震撼，阐述了“经世实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他们的诗文见解精辟，文笔曲折，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蕴含着强烈的时代忧患意识。[4]在这种浓厚氛围的感染下，清朝后期的泰州女性诗词作家开始尝试突破“小我情怀”，放眼现实社会，作品取向有所变化，悲苦凄凉的生存境遇、漂泊流离的乱世感受、苦难深重的社会人生成为了她们观照的主体。李国梅，字芬子，兴化人，李瀚女，解举鼎妻，《重修扬州府志》载其著有《林下风清集》一卷，《然脂集》载其著有《芬子集》。她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心系苍生，胸怀国事，其诗词多涉及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百姓疾苦，如《秋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战乱场面和萧条景象，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再如其《水退伐树》，虽论古人之事，实抒今人之怀，暗喻本是同根一体，不应骨肉相残，而应荣辱与共，同仇敌忾，体现了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对理想社会的渴求，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高佩华，字素香，叶雨楼妻，工诗，著有《芷衫吟草》，其中《巫山一段云》，作者并不单纯专注于景色的细腻描绘，而是托物言情，寓情于景，通过景物描写渗透主体精神，从而影射苦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寄托驱云见月的美好心愿。张兰，字素香，泰县人程绍安妻，守节抚孤，擅长诗词，著有《馀生阁诗抄》。其中一首《读李太白集》，着眼现实社会，关注民生疾苦，写得酣畅淋漓而沉痛隽永；另一首《落叶》，笔锋犀利，深刻尖锐，真实反映了社会动乱，黎民疾苦的社会现状，尤其最后一句“倘遇桓司马，金城恨愈多”，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造成这种社会状况的内在根源，作为女性诗词作家能够具有这样独到深远的眼光，针砭时弊，忧国忧民，实在难能可贵。清期后期泰州这样的女性诗词作家有朱均、任香尉、张粲等，大约二十多位，占总数的七分之二左右，人数不算太多。因为时局动荡不安，社会危机四伏，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到处辗转漂泊，颠簸流离。生存的困境带来精神的痛苦，一些女性作家经常会对社会问题、性别角色、情感出路等进行寻根问底的深刻思考，于是不再简单地停留在具体的生活表象，而是理性地将目光投入到社会现实，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从而形成对于社会时代的密切关注与深切忧患。但在这样内外煎熬的生存境遇中，能够超越自我，心系苍生，忧国忧民的女性毕竟不多。

四、列强入侵后的爱国情怀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公然入侵，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强占租界地，中国主权严重丧失，陷入极度屈辱的深渊。清政府懦弱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激起了爱国志士的强烈愤慨，也点燃了爱国作家的创作热情，以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改良派纷纷口诛笔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激烈的反帝情绪，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潮。作为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代表性作家，他们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会的没落，期待改革风雷的到来，呼唤个性思想的解放，他们的砰然一击，惊醒了很多世人的沉梦，促使人们奋起还击，绝地求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效祖国，巾帼不让须眉。泰州女性诗词作家在强烈感召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兴化的刘韵琴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她志向远大，立志报国，从小仰慕古代女英雄，在《木兰从军》中慷慨激昂地写道：“一朝战罢回东阁，千古风高花木兰。”爱国女侠秋瑾不幸惨遭清政府杀害，刘韵琴义愤填膺，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然地写下了著名的七律诗《吊秋瑾》，最后一句“恨煞东瀛初反棹，秋风秋雨送萝兰”，更是态度明朗，语气坚定，鲜明地表达了对清朝政府黑暗统治的切齿愤恨，对革命烈士献身精神的热情讴歌，具有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富有豪迈的巾帼英雄气概。刘韵琴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崇高理想：“开启民智，教育救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她所处时代，能有如此表现，实在令人钦佩，让人叹服。

女性作家曹湘浦才情流溢，视野开阔，她饱含爱国热情，体察百姓疾苦，以女性独特的视角、特有的笔触抒写自己的悲悯情怀。翻开她的诗集《绣余吟草》，关注黎民生活之困顿，百姓劳作之辛苦的诗篇随处可见，如《少妇愁》和《蚕妇吟》，字里行间浸透着对战乱中百姓凄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对列强犯下滔天罪行的满腔愤恨。还有一些女性作家的诗词作品，一扫闺秀诗常见的纤弱低迷之风，洋溢着一种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豪气，读之令人振奋。如钱荷玉的七律《登岳墩》，通过将民族英雄岳飞与卖国奸臣秦桧形象的对比，形成强烈反差，表达出自己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独到的思想领悟，由此可见她的腹笥之宽与眼力之远。清朝末期泰州这样的女性诗词作家有陆椿长、陈佩章、韩佩芬等，大约十多位，占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人数相对最少。因为妇女解放运动，经过了艰苦的摸索和实践，直到五四时期才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关注到妇女的生存状况，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西方女权思想为武器大声疾呼，坚信深受压迫的中国女性一旦觉悟，必将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但毕竟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5]在根深蒂固传统观念的统治下，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能够真正冲破世俗偏见，挣脱重重藩篱，以天下为己任、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毕竟是少数。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出泰州女性作家诗词在清代的发展轨迹：从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到勇敢地冲破传统羁绊，挣脱宗法制度的统治；从思考女性的存在价值、主体意识，到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从局限于自我的性别意识，到带有自觉色彩的国家“兴亡意识”和社会“忧患意识”；从初具感性的爱国忧思情怀，到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并付诸理性实践。[6]所以从清代泰州女性诗词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代女性艰难地寻找着自己角色定位的过程：探寻自我、思考自我、发现自我、彰显自我，借助诗词这种相对独立的文学样式，全方位地展示自我，从而使清代泰州女性诗词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体现出女性自我精神风貌的完整性，为清代文学的发展增光添色，在泰州地方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沈辉 单位：泰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