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作家自传的内质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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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杂志》2015年第四期

新世纪以后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陆续推出了自传作品，作家自传创作逐渐复苏。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转变，自传在文体特征、审美功能、价值取向上都不断发生着衍变。但在自传的理论探讨中仍存在着普遍认可的对标准自传的定义:“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真正的自传不仅需要质感的文字、完善的技巧和敏锐的思辨，更需要作者的胆识和灵魂。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王蒙的《王蒙自传》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自传作品。这些作家的人生是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和时代的生动见证，他们在苦难和动荡中所拥有的激情和理想，是未曾经历者难以想象的。作家自传的中心是作者本人，但又不仅仅是按照公开活动有迹可循的外在的作家，而是内在的自我，呈现了作家隐秘的情感波澜和思想变迁。

自传作为一种意蕴丰厚的精神文化产物，它是作者人生经历、个性气质、思想人格等因素的综合与艺术表现。丰厚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意蕴是自传的内质美，也是当前自传创作和发展中需要重视的问题。随着社会潮流和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人们能够更自由地对自我内在的思想情感及情绪的细微变化作出深刻而精细的表现，这为自传创作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面对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生活的急速转变，自传中也要有作者对社会及人生理性、价值观念等的深层思考。因此，自传这种记录自我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人格的文体，要想获得时代和读者的共鸣，除了追求艺术技巧上的完美外，更应不断加强融合于艺术中的思想冲击力。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新世纪作家自传内含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意蕴所形成的审美感召力。自传作为对自我人生历程的回顾性叙事，是一个反审过去，探究未来的过程。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寻求终极关怀，这些永恒的命题使自传拥有强大的诱惑力。罗曼•罗兰在《巨人三传》中宣称:“这部《伟人传》不是热衷功名者的自豪;而是献给那些不幸的人。从本质上说，谁不是这样的人呢?为忍受痛苦的人们提供崇高的痛苦的安慰剂!……他们将抚慰我们。这些神圣的心灵充满了从容的力量和强烈的善良的一股激流。”

这写出了传记文学的品格意义。自传也是如此，它能够启悟人生，重塑自我，镜鉴他人。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记述了她六十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是其与死神相遇后用生命书写的精神自传。对生命意识的挖掘和对生命尊严的寻觅使自传处处彰显出浓郁的理想主义激情。从自传中可以看出，张雅文的人格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执着的理想主义激情。张雅文一家曾定居小兴安岭深处，当时只有10岁的她，为了上学，每天独自在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山路上走三四个小时。二十多里的道路充满着各种艰难险阻，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山外世界的梦想支撑她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张雅文的理想主义和异乎寻常的胆识，使她在35岁时因丈夫一句话的启发而毅然投身文学创作。单有高远的理想肯定是不够的，踏上文学创作之路以后的经历则充分体现了张雅文的专注和执着。为了获得自己满意的创作素材，她独自一人克服种种困难，勇闯俄罗斯、韩国、比利时等。张雅文出生贫寒之家，青年时代又遭遇的动荡混乱，进入文学创作后又适逢物欲喧嚣的时代，她正是凭借内心的坚韧勇于拼搏，在人生旅程中不断超越苦难，挥洒生命的激情。张雅文的生命意识可以这样概括:生命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追求理想的过程难免要遭遇各种困难，因此勇于拼搏超越困难就是生命的题中应有之意。张雅文不仅是经过自己的艰苦拼搏而取得成功的理想主义者，还是来自底层社会的小人物，因此对生命尊严的寻觅也是她生命意识的重要底蕴。《生命的呐喊》其实也是一部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抗争史，一曲底层小人物维护自己生命尊严的赞歌。自传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在第三章记述了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让因《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剧本引发的官司把自己推向生死边沿。作者写道:“生命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和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作者敢于反抗强权，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是因为父母精神的感召。张雅文的父母都是中国底层人民中的一员，年轻的父亲敢于反抗势力强横的张天师，即使被投入监狱也不屈服，刚烈的母亲在黑白颠倒的县衙上以吞鸦片自杀来抗争。双亲身上都体现了不畏强权，维护自己尊严的高贵品格。张雅文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诠释着这样的理念，底层人物虽然命运多舛，但只要他们能够在逆境中不断奋斗，不断抗争，就能够获得独立生命的内在尊严。在悲剧性抗争中崛起的生命，都是富有责任心的，具有崇高精神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有光彩、有魅力的生命。自传吸引读者的不仅仅是作者的成就和经历，更是他们壮丽的人生和生命本质的魅力。传记文学能够在20世纪产生巨大的影响，形成全球性的文学潮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真实的品格与美感。自传必须恪守真实性的原则，将确凿的传记事实转化为活生生的文本情节，所需要的艺术构思也不同于虚构文学的艺术构思与创造。生活在纷乱变幻的社会里，精神上承受着惶惑浮躁的现代人，需要在真实的文学园地里整理自己动荡的思想和情感。

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以时间为顺序依次书写了作者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北大时期、在农村工作时期、回北京读研究生和从事哲学研究时期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在题为《我判决自己诚实》的序言里，作者写道:“在写这本书时，我始终设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对于我的所作所为乃至最隐秘的心思，上帝全都知道，也全都能理解，所以隐瞒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自传中的真实性仍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和主观性。一方面是由于记忆的误差和回忆经常挂一漏万的属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事物的客观性是相对稳定的，但人的思想、情感、个性和心态都是复杂模糊、摇摆不定的。自我对世界和经验的认知是动态和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环境都影响着自我的认知。周国平在序言中宣布自己诚实的同时，也不讳言自传会有些自我美化的成分，这和卢梭写《忏悔录》的心境是相似的，他们都认为自传的价值在于真的强调，而这种真更多体现在叙述心态上，即，真诚。由于记忆的选择和加工功能，真实可能一直在变，但真诚是不变的。自传中主人公往往呈现出多元的、流动的特点，与叙述自我的人生历程相比，自传更乐于展示“我”是谁，或“我”是如何成为“我”的。因此，在自传中赤裸裸的事实不是以自然的状态存在，自传叙述的是经验化的事实。《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可以说是作者自我暴露和自我审视的真实记录。正如作者所说，“在这本书中，我试图站在营构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看我是怎样一步步从童年走到今天，成为现在的这个我的。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灵历程，即构成我的心灵品质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时初步成形，在何时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上以何种方式显现”。心灵的自我告白和自我暴露在周国平的自传中特别突出。从初中时代性意识的觉醒到高中时期孤傲清高的性情的形成，从北大哲学系枯燥的课堂和充实的阅读，到郭世英与自己的友谊及其对自我人生的引导意义，从在农村工作那段边缘化的岁月到回归北京从事哲学研究后的人生经历，自传真实而详尽地袒露了自己的成长岁月，是一部回顾60年历程的心灵史。自传对作者经历的三次婚姻有直率的披露和分析，并且有关于情感和的惊世骇俗的大胆宣言，但这些并不是为了吸人眼球，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要将真实的自我形象呈现在自传中。这正是作者基于自己对人性的了解跳出小我看自己，坦然面对自己的全部经历和心灵世界的表现。《王蒙自传》的创作态度也是绝对坦诚的，是作者作为当事人尽可能真实地将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还原到读者面前的结果。王蒙说:“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德，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就算我说出了最真实最深入的东西了，仍然不够真实，不够深刻的，我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我仍然感到对不起读者与历史。我怎么能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呢?我怎么能有意隐瞒，有意歪曲呢?如果我承认我做不到百分之百，难道我可以放弃说出来的努力吗?我必须说出来，我必须告诉你们。”

由于宗教信仰的缺失，中国的文化史上没有忏悔自省的传统。在谈到自己以及师长的时候，写作者会有意回避一些劣行败迹进行自我美化。王蒙在写作自传时明显疏离了传统文人书写自我时自我矫饰的基本状态，自传中有他对自己父母家庭纷争甚至“脱裤子”等细节的披露。除了父母，王蒙在自传中还有大量对师友和自己的触及人性深处的真实呈现。自传中强调的真实是自我的真实，即，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自传只有具备了“真”的品质才可能具有“美”的品格，具备了“真”和“美”也就具备了“善”，就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自传中书写的人和事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中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个性的形成、发展除了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潜在影响，也会受到社会历史事件的影响。因此，呈现社会历史对自我的影响和通过自我人生的抒写折射时代变迁，在自传创作中是一个双向渗透的过程。自传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而历史不仅在于社会事件的变迁，也在于人类精神的嬗变。如果一部自传具有集文献、认识和审美于一体的价值，那必定对人类社会是有贡献的。自传不仅要展示自我人格和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即自我的精神成长史，也要展现特定社会历史动态，传达一定时代的声音。王蒙是近半个多世纪中国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由于这种独特的极有历史感的人生经历，使其自传具有“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的“镜像”意义。因此，《王蒙自传》被认为是一个人的“国家日记”，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自传虽然需要通过历史境遇来定义自我，但其本质仍是自我内心的故事，在通过回忆对自我经验进行重新建构的基础上，反思历史，镜鉴未来。反思与对自我灵魂进行拷问的忏悔不同，它是一种对待历史的理性精神，不仅要面对自己的灵魂，更要面对历史和未来。《王蒙自传》中就有很强烈的反思意识，这种反思不仅指向自我个体，而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是对原有的价值原则和价值标准的重新认定。作者在自传中对自我的“私德”方面不乏理性的反思精神。作者在自传中叙述了令自己悔愧的事，自己曾向作协领导反映了冯雪峰在与自己个别接触中谈到的一些文艺问题以及自己在大会上发言表示了批评丁玲、冯雪峰之意。“这不是一个光荣的记录，用现在的语言，人们会，人们可以，我自己也应该狠狠地责备自己。我应该忏悔。”

作者在自传中袒露了自己一些很平常也很自私的思想。“我不能不反省自己的恶劣心理，看到那些前一个时期振振有词地批人整人的人被如法炮制地请君入瓮，甚至觉得倒也是天道有常，因果不爽。”作者还曾反躬自问，“”中，“如蒙上峰赏识，如果被召被宣，冷宫里耗得透心凉的我会不会叩头如蒜做出不得体的事情，丢人的事情，我实无把握。”作者在自传中如此剖析自我的性格和灵魂，需要的不仅仅是真诚，更要有面对社会时代的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力量。作者在自传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没有把自己写得冠冕堂皇、一帆风顺，也没有把自己的道路曲折、失意落魄归罪于时代与他人，而是把矛头指向自己，反思自我的不足。作者在回顾自己被划为右派这段重要的人生经历时，反思了自己成为右派的原因。他认为自己被划为右派，实质上是由于自己“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导致“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作者认为，在反右运动中，“相当一部分不是由于右，而是由于太左而找了倒霉。”作者对于右派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的描写与反思，深刻地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右派的思想真相和反右运动的深层的心理动因。从人性的层面探究“反右”“”的根源需要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理性精神，这也是让人们正视时代真相的唯一途径。如果自传作者能够通过自己人生经历，披露某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纠正历史的谬误和时代的曲解，并能以自己的独特见解构建自传的精神内核，那么这样的自传就是一部真实而厚重的思想史。《王蒙自传》具有巨大的历史内涵和理性的反思意识，既是作者的心曲，又是时代的界碑。

自传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意识和美学追求。作者回顾过往的人生历程，能否有超越世俗的感受和思考，能否把握历史和未来的精神实质，是衡量一部自传是否有现代意识和价值的思想尺度。周国平的自传带有很自觉的批判意识。作为一个个人化知识分子，他没有太多的用世抱负，最为关注的是精神独立和自我完善。他把自救当做切实的救世之道，并拒绝做时代的代言人，因此能保持清醒独立的批判立场。周国平的自传以自我人生经历为主线，涉及到了社会、人生、信仰、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对爱情婚姻的理解，对文化生活的忧思，对科研制度的批判等。周国平在回顾过往人生经历时执着的是对意义的追寻过程，不断地剖析自我，批判各种现象，使自己不断完善，成为一个更富有理性精神的人。新世纪作家自传中崇高的生命意识、灵与肉的真实呈现和把握社会历史的理性精神，形成了一种精神境界和思想意蕴的“感应场”，使读者领略到了作品中展示出来的情感波动和思想光芒，这些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正是自传的内质美。自传创作要真正迈进全新的审美境界，不能只在突破旧的形式技巧上做文章，更应该注重作品所体现的精神风度的变化和观念意识的更新。自传应以真实厚重的人生感悟和思想内容，提升当代人的精神境界和审美层次，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当代自传的创作水平。

作者：雷莹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文化传媒与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