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文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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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文学越来越脱离大众，我们却如此喧嚣，与寂静越来越远的时候，我想起2014年面对的一份采访。在那份冗长的文字采访稿里，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作为青年写作者，你为什么写作？当时，我说起了一个例子：作为南方乡下一个天真的孩子，我曾经痴迷于飞驰的列车，多么想看清楚火车里的人们，他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借此来慢慢展开自己的文学想象。那时，我只不过十四五岁，却由此开启了艰难的文学梦想之旅。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铁路上还是绿皮火车的年代。在农村，那是一个人人像树一样固守着家乡的年代。现在，我们离开了乡村，成为中国上亿的流动人口里的一员，却还是没有改变事实：我们走到了三十岁的年轮，依旧像树一样。我想说的是，这树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末算起，时间还没有完全走完二十年，我们却像一棵讨巧的树、沧桑的树，像一个油滑的官吏一样，都老了。或者显得老了。老得世故，老得速朽：从身心到肉体，从结构到思维，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们，80后的作家们，正在快速地走向老龄化。至于童年时期的绿皮火车，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青年作家从骨子里蜕变，变得如此庸俗、油滑、世故，几乎接近于旧时代对地主商绅的负面评价，天啊，作家们变坏了。因此，有一件严肃的事情诞生了，逼得我们得去认真思考：这样的文学或者小说，它还有良心吗？我们的杂志刊发了大量的小说，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涉及到真善美。事实上，了解文学生态的人都承认，如果按照书法的标准来看，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变成了六体皆能的“万精油”。我们无奈地发现，生活在名利场里，作为一种来源于人际交往的艺术，表演是必要的；但在这里，表演成为文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在各个层次的文学人物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于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词，“敏感”置换成了“影帝”。对于文学，我们需要表演才能吗？时代的文学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的作者，年轻的作者在焦躁的气氛中，变得越来越不能沉默了，这与社会的潮流相互关联。现在的小说，需要在凶狠和尖锐下去刺痛人心，而且，希望小说只是一把锋利的匕首，而不是其它。因此，这里不禁要问，文学还存在吗？显然，“文学的存在”成为我们的文学主体。

二青年作家面临的生态和情绪，是这篇小文的基调。在这里，我要谈谈关系到文学的另一个词语：话语权。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学领域的一个敏感词。如果关心话语权，那就和社会乃至权力有关了。例如小说，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小说的读者从历史上一直在扩大。小说在中国远古时期阅读人数趋于零，唐代的知识分子创作了传奇故事，能阅读到它的，大概只有作者本人以及他周边很少的一批知识分子。但是到了七八百年之后的明代，小说阅读的人数增加了。还有，比如欧洲的中世纪时代，我们能够相信文学的存在很少，但是到了19世纪的托尔斯泰时代，小说阅读成为一种主流的充满幻想的生活方式，发生在冬天、雪后、列车里，阅读小说同时成为读者身份的象征。现代以来，阅读小说的人数增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小说的阅读量空前绝后，这得益于全球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以及全球文盲率的降低。但是，小说的存在感，也就是文学在社会上的存在感却在严重削弱，这是为什么？这关系到两种层面上的话语权：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写作者在文学中的地位。小说像19世纪一样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但是被谈论的频率大大减少，这方面证明人们的生活更加庸俗，以至于根本不需要本来就出自于庸俗的小说来装点门面了（相比诗歌），而且，电影、喜剧、明星、绯闻、政治、经济等等都可以取代它的地位，文学尴尬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这导致两种情况发生：一者，市面上充斥太多毫无意义的麻木的“文学”；另则，掩藏了那些等待挖掘的卓越的作家和作品。另一方面，创造者在文学中的地位。“圈子”，“文坛”，这些词汇应运而生，在我们的作家中，这些词汇看起来应该与文学毫无关系，但是，中国历史上历来都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只是重新回到我们身旁，经过“大佬”“文阀”的组织，油光粉面，招摇过市，大放异彩。这证明文学本来就有社会的阶级性一面：在“文学的存在”里，文学划分为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我们所说的文学更大程度上是指精英文学，但是，“文学的存在”的阶段，在精英文学的创作中，所指精英很可能是与文学无关的社会精英。我们的时代，多数人是不能挪动的“树”的时代，文学的精英很容易理解是哪些人，也很容易理解精英的所作所为，以及精英对于阶级的固守，这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紧密相连。

三很多人都谈到了上面两方面的文学生态，作为当今的文学生态，构成了后发达国家的文学形态。文学，从全球来看，可以划分为“文学的存在”与“存在的文学”，前一种可以称为后发达国家的文学，另一种则是发达国家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属于哪一种文学，不言而喻。回想起来，我们的文学之路有过美好、幻想以及值得怀念的时代，也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很多人称它为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段时间属于50后与60后的作家。文学的前辈们向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他们营造了一种记忆：上世纪80年代，当年对于文学的朝圣中，为狂欢的年轻人开放，也为落伍者也就是更老的作家开放。那种夹杂着唾沫和热情的文字狂欢，文学的思维都是开放式的，他们聚集在小饭馆，就着泡馍、老酒，谈论时脏话连篇，唾沫横飞。在农民和青年的文学中，以为这样的场景唾手可得：萨特和波伏娃在咖啡馆里谈论小说和写作小说，总之，咖啡馆会很快出现了，小饭馆马上会换成咖啡馆；当然，那时我们也惊讶于在贝克特的沉默表演中，创造我们的后现代作品。但是，这样的时间过得很快，还没超过十年的时间，“存在的文学”就消失了，后来者没能够延续下去。我们的时代，萨特还在，贝克特还在，后现代的思维还在，甚至著名作家还在，但是，我们的文学越来越成为小众行为，作家之间沟通成为困难，阅读小说成为困难，而且，文学形态的僵尸式倾向表现出来了：没有大众再沉迷，也没有真正的精英狂热地加入行列。显然，这更像是一个虚幻的想象。而且，倘若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自由地获得过这样的场景。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确实达到了每天可以喝咖啡的程度，但是我们的作家坐在一起时，谈论的是什么？已经不再是文学，所谓的作家们，欢聚一“团”，讨论的很可能是热门化的圈子、新闻、颜色笑话，乃至虚拟的杀人游戏。虚拟生活。一个关于想象的词，大概就是我们唯一剩下的“存在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只剩下一点还称得上正面的标签，说起来真是悲哀！因此，文学的传说成了想象，文学长者对于自己的业绩津津乐道，在文学教科书的排位里活着，因此，在我们中国这种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伦理纲常里，文学与小说根本谈不上胜利，最常用的词倒是“轮回”，在残酷的“生死疲劳”中，倘若要诞生一部情感性质的“纯真博物馆”，谈何容易！

四2009年，帕慕克在哈佛大学著名的诺顿讲座做了六场讲演，他以德国诗人席勒的论文《天真的和忧伤的诗人》为题，谈及了“天真的和忧伤的小说家”，引申到讨论两种小说家的模式，有学生问他，最好的小说家是什么样子的，他说，理想状态是：小说家同时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纯真的文学好像真的不存在了，这是令人感伤的，当然，“感伤”，在要刻意追求“喜大普奔”的时候，也成为现在的作家和编辑越来越不喜欢的一个词。在作家已经丢失了良心的情况下，这提供了我们一个严肃问题：在“轮回”的文学里，到底将走到哪样一个阶段？我们的小说，到底应该往哪里走？青年的文学应该往哪里走？技术、生活对于我们，没有丝毫困难，情怀对于我们，没有丝毫阻碍，放大一点到比写作更占有权重的人生中，作家到底该怎么办？青年作家应该怎么去做？至少，看起来不应像是虚伪的表演，成为后现代的“天真的和忧伤的”小说家。这里远远不止于说文学了。可以用当下中国流行的黑色幽默来打圆场。因此，“文学的存在”本来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却成为了一个重要话题。在帕慕克的记叙中，这种事情在土耳其一样发生着，因此，这是在艰难的层面去讨论文学，这让文学要想成为真文学而必定受到惩罚，有点像西西弗神话里的巨人，他推着正义的石头却在受到“轮回”的惩罚，这也是吻合“存在的文学”中一种普遍模式；换句话说，我们的作家有一种加缪式的孤独。如果说，做一个纯真的小说家，假使要脱离文字和复杂的社交场合，在生活中只能承受压力，保持清醒和距离。值得庆幸的是，好在民众已经自诩社会多元化了，对于孤独的方式选择，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方式———当然，它有被惩罚的代价，只是现在成为了一种隐形惩罚：经济热潮时代，更多地是被称为“逃避现实的人”。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玩一下黑色幽默：作家既然逃避眼前的现实，倘若能去青色的荒原看看，去陌生的田野和城镇里走一走，该多好！即使置身“文学的存在”环境中，文学与小说脱离不了铁箍般的话语权，但还是有其轻盈、灵性和自在的一面，有时间去参加一下公益活动，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什么才是真实的小说；对于80后的青年作家而言，你哪怕变成一条自由的鱼，该多好！

作者：叶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