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新秩序话语体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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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论证的基本内容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发达国家在当今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系列所谓好政策、好制度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不合历史经验的。为了论证核心论点，作者提出了以下分论点：

1.当今发达国家，大多在历史上采用过所谓坏政策来赶超对手、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发展。

2.发达国家在建设它们所谓的好制度的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困难和漫长的过程，付出了高昂的成本，现在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其制度提升到统一的全球标准。

3.总体来看，无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发达国家还是当前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所谓“坏”政策的时期经济发展水平都优于采用“好”政策时期。

作者在进行分论点的论述时大多采用实证论述——即澄清、描述相关历史事实，并对此加以说明、解释。这体现了典型的经济史学方法。下面，本文笔者撷取重点对作者的论述进行再现。

1.发达国家的“梯子”。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下这个分论点中的关键定义。所谓“坏”政策，是指关税保护政策、保护幼稚产业政策、出口补贴等，而发达国家在当前所倡导的好政策包括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为了证明此论点，作者选取了英、美、德、法、日等当今发达国家，回溯其历史上采用过的政策。本文在这里选取英美两国的相关内容为例。关于英国，作者澄清了这样一个问题：英国被普遍认为是没有采取重大国家干预行为而发展起来的国家，但是，其实这不是事实。为了促进本国羊毛纺织业发展，缩小与低地国家的技术差距，英国采取逐渐提高羊毛出口关税的做法。为了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提高附加值，在1721年立法改革中出现了如下规定：降低、免征用于加工的原材料进口税，提高其退税水平；取消大多数加工产品的出口税；大幅提高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关税。诸如此类的干预措施还有很多。虽然在19世纪中期，英国开始采用自由放任的政策，但是这种自由贸易体制并未维持很久。在历史上，美国最热衷于使用幼稚产业保护和促进政策，其贸易保护力度和高关税水平在历史上是有目共睹的。工业品关税问题对美国极为重要，甚至是引发美国南北战争的原因之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在贸易保护、产业保护上所投入的巨大精力。亨利•凯里（美国19世纪初期的杰出政治家，亚伯拉罕•林肯的早期顾问）在职时期将其经济政策纲领命名为“美国体系”，以区分当时以自由贸易为主的英国体系。他认为，“自由贸易是英国将美国置于初级出口国的帝国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这让笔者不禁产生联想:当今发达国家所推行的主张，是否也是旨在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呢？在此，作者的观点已然十分鲜明：历史已然证明，美国也曾处在次于更发达国家的地位，也曾使用“坏”政策来赶超其他国家。那么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与它之间的关系，是否也类似于当年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呢？由此看来，发达国家当前倡导发展中国家推行“好”政策是与其历史经验相违背的，是不合理的。

2.“善政”之历史视角。在制度层面，作者的主要论述范畴在于以下几方面：民主制度、官僚和司法制度、产权和公司治理制度、金融制度、社会福利和劳工制度等。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在WTO框架内对发展中发起的诉讼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施压，强制其国内知识产权法与TRIPs协议接轨，从而保护发达国家自身的知识产权。在笔者看来，知识产权制度之争是南北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体现，因此撷取本书中的相关论述予以分析。作者引用历史文献考证，说明当今发达国家在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其知识产权制度也是极为不完善的。由此看来，强制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接轨，可能会为其加上沉重的负担——也就是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承担维护一个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的成本，它们可能要付出巨大的资源和精力来培养一大批合格的会计师、评估师。对其他制度的论述上，作者也采用了相似的思路：发达国家建立起这些制度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强制发展中国家统一与这些国际制度标准接轨就显得操之过急且不公平；后者有自身国情，将普遍的制度标准强加给情况各异的国家有待商榷；采纳当前发达国家制度的成本太过昂贵。

3.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实证。作者的另一个重要分论点，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采用自由放任政策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国家干预时期，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采用“坏”政策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好”政策时期。作者采用各国历史上GDP的数据对这个论点进行了实证。笔者认为这个分论点在逻辑上有待商榷，会在本文第三部分予以分析。

二、本书对新秩序话语体系的意义

本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话语体系提供了经济史方面的论证。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其产业技术含量、产业附加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还要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游戏规则，被强迫与当前的一系列发达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国际标准接轨。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未来的南北差距将会永远难以跨越并且越来越大。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于世界福利的共同增长都是极为不利的。作者的著述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警示。他把目光投向整个历史过程，将发达国家强加全球标准的做法描述为“借由‘坏’政策的梯子爬到高处之后又踢开梯子。”从而论证其非正义性，为建立新秩序的话语提供了声援。作者这种历史的眼光、历史视角是非常独到的，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史学所具有的思想武器作用。

三、本书论证的阙漏之处

不得不指出，本书在论述中出现了一些纰漏，对于一些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解释，因此我们将这部作品称为新秩序话语体系的“不完全佐证”。

1.作者对发达国家历史的实证与对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评价之间存在断裂。作者指出了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采用“坏政策”的事实，但其实并没有很严谨地借用这个事实来论证当今发达国家踢开梯子的行为的不合理性。作者采用了类比的逻辑——历史上，美、英等国采用了保护幼稚产业等政策来赶超其他国家，因此类比到今天，发展中国家采用“坏政策”也是合理的，发达国家自己尚且有过此等行径，有何资格谴责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历史上发展产权制度尚且经历了上百年，为何要求发展中国家在3-5年内适应全球标准？我们认为，本书在历史类比推理、经验论证的处理上过于轻率，并没有很好地顾及近代和当前两个历史时期下具体条件的差异。确实，两个时期存在相同点——都存在相对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落后国家采用赶超策略、“坏”政策都可以缩小差距。但是作者没有解释一个问题：当今时代的特殊性为何不妨碍历史类比推理的成立。相对于发达国家崛起的那个时期，当前至少有一个时代变化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多边世界贸易体制的建立。WTO使世界各国在统一的机制下进行贸易往来，这个机制使成员国的信息得到共享，汇聚了各国的贸易行为预期，降低了相互评估政策的难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性，从而使各国能够以更高的信任水平展开经贸合作。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获利于这样一个机制的；发达国家也声称，过去的贸易保护主义是错误的、不完善的，是经济合作没有被很好地组织的体现。在这样的时代变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采用“坏”政策是否还具有正当性、是否还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世界福利和自身利益？作者并没有对此进行解释。

2.作者比较“坏”政策与“好”政策推行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逻辑存在纰漏。本书作者的一个重要论证思路是：对比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时期和实行“坏”政策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发现实行“坏”政策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高，作者由此认为，采取“好”政策对于大多数国家并非十分有益。我们认为，这样的论证是没有说服力的。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反映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健康状况与经济政策的适宜程度——我们不能说一个国家在“坏”政策时期经济发展快速就意味着“坏”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也不能借此说“坏”政策一定适合该国发展；其次，一个国家在“坏”政策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快而随后速度慢，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前期使用“坏”政策收获了短期的成效，然而因此带来了更长远深刻的经济弊病，这种弊病产生时滞、延续到了后来，使经济增长乏力；再次，作者仅仅比较了几个历史阶段，特殊性太强，论据还没有充足到可以论证普遍性的程度。总而言之，这样的论述是欠考虑的。

3.作者未能给出现实秩序如何改变的思路。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作者没有解答的，那就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确实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巨大的鸿沟，然而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些现实秩序呢？在当前的局势下，“强者发号施令，弱者惟命是从”是客观现象，话语权的差别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对秩序进行改变。这些秩序该改变成何种形式？就知识产权问题而言，难道要允许发展中国家无偿享用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吗？这样似乎对发达国家不公平，而这种享用要进行到什么程度和持续到什么阶段也很难裁定。可能要求这本书给出这样的回答太过苛刻。毕竟，一本中等篇幅的著作能够从经济史角度对新秩序的话语体系进行声援和佐证已经实属不易。

四、对经济史研究视角的评析

1.本书的经济史学特色。本书不仅在这本书中论述了关于当前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观点，还在论述过程中为我们展现了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方法论引入了对国际经济现象的研究。与历史方法相对的是新古典主义方法，后者当时在学术界占据主流，强调通过抽象理论和逻辑推论来得出结论。作者批评说新古典主义的方法也有其弊病，因为其抽象理论往往是以高度程式化的历史经验为基础，比如建立在英美少数国家发展经验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利于所有国家”这样的假说，这些理论缺乏必要的具体实证辨析，因而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此作品成书的年代，极少数严肃的经济学著作会采用这种历史的方法论，所以张夏准教授的这部著作也寄寓着经济史学的期望，希望由这本书引起争鸣，引起学界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关注和讨论。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将具体的历史事实有机地整理、组织起来并加以归纳分析和解释，从而归结规律、论证观点、构造理论。所以，经济史并非简单的堆叠历史，而是要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甚至发现新的原理。本书以历史文献、年鉴为参考资料，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选取相关证据，叙述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贸方面的历史，并对此作出解释，得到了“发达国家踢开梯子”的结论，可谓眼光独到敏锐。

2.通过比较本书与《世界经济千年史》来看经济史研究。与本书相比，《世界经济千年史》更侧重于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过程性叙述，解释性内容的篇幅稍微少一些。两本书都探讨富国与穷国的关系，都认可在一定程度上穷国的落后是由于富国的政策。然而在《世》对一些问题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对同一段历史的不同解释。例如，《富》作者通过统计数据得出，发展中国家在1960-1980期间运用“坏”政策所获得的经济增长，比接下来20年间采用“好”政策获得的经济增长要快。然而在《世》中有如下论述——1950-1973黄金时代世界经济空前发展地区之间差距缩小（亚洲与西方，西欧等与美国），《世》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明确合理的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OECD,IMF,GAAT等）。二者的解释显然是存在矛盾的，针对相近的历史阶段，前者把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发展中国家采用“坏”政策，后者却归因于对“坏”政策的规范、治理。我们认为，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矛盾观点常常是因为对某一段历史的深入分析不足，无法全面地把握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富》与《世》之间的矛盾，以及上文所提到的《富国陷阱》“不完全论述”，都启示学界：经济史学还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还应该进一步规范，在推论时还应该更加严谨。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富国陷阱》运用经济史的方法论，叙述发达国家在近代崛起的历史，并将这段历史与发达国家当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进行对比，得出“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好’政策是不合理的。”本书从历史角度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支持与佐证，也让学界更加关注历史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的作用。然而其对于经济史方法的运用存在逻辑漏洞，是一种“不完全的”论证，说明了经济史学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作者：张博宇 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