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草原地区的传播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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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纪，契丹统一北方草原，建立辽王朝，与此同时，道教也开始进入草原地区，在契丹本土范围内传播。有关道教在辽代社会传播的情况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已有较为广泛的讨论[1]。本文拟就辽朝时期草原地带道教的来源、传播情况展开讨论，以期明晰北方草原地带道教的传播脉络以及其对契丹民族所产生的影响。

一、隋唐五代道教的向北播布

道教是中国原生的宗教信仰，是中国远古宗教因素与中国道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从东汉末年开始，就有广泛的信众。北魏时期寇谦之开创天师道，道教开始在中国北方地区大兴。这一时期道教信徒众多，道观及道教造像的大批营建，使得整个北方社会各个角落都充斥着道教的影响。契丹始兴辽西，由于其地近营州，所以契丹社会一开始就受到深刻的汉化影响，因此可以认为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带的契丹人对于道教并不陌生。隋朝实行佛道二教并重的政策，维持了北方道教的发展。到了唐朝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道教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与普及。唐朝政府曾多次下令要求全国各地修建道观，据《册府元龟》卷51《帝王部•崇释氏》和卷53《帝王部•尚黄老》中记载，唐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都曾多次下诏书，要求全国各个州设立道观，并御注《道德经》，置崇玄学。唐玄宗还曾在天宝七年（748）八月十五日“，敕两京及诸郡所有千秋观、寺,宜改‘天长’名”[2]。

今北京西便门外有一处白云观，据《新编北京白云观志》记载，白云观前身系唐代的天长观故墟，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始建，初名十方大天长观。《元一统志》所引《大唐再修天长观碑》载：“伏遇太保相国张公秉权台极，每归真而祈福，察此观宇久废，遂差使押衙兼监察御史张叔建董部匠作，功愈万计。大唐咸通七年(866)四月，道士李知仁重模。”由此可知，在唐王朝统治者的鼎力推崇之下，北方的幽州地区也修建天长观供奉老子，而且幽州地区的天长观于咸同七年有再修之举，时至今日，白云观香火鼎盛，已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全真三大祖庭之一。可见当时李唐王朝对于道教的推广已经到了北方地区。另据《唐大房山碑》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内供奉吕慎盈奉敕投龙璧”，二十四年（736）“又投璧”。“按道家有金龙玉简，学士院撰文，具一岁斋醮，投于名山洞府”[3]的解释可知投龙壁是道教仪式。吕慎盈是奉敕投龙壁，即是代表唐玄宗来举行仪式。投龙壁一般会选择名山洞府，唐玄宗将投龙壁仪式定在北方幽州境内，即说明幽州有道教名山，又可以认为唐时幽州地区的道教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另有学者据此研究认为这两次“投龙”仪式，都与向北方契丹等诸族宣传道教和宣扬国威有关[4]。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显示此时的契丹本土地区有道教传播的痕迹，但是由于契丹人活跃在北方地区，与幽州等地接触频繁，因此对于道教当时有所了解，并不完全陌生。五代战乱，社会动荡，影响了道教的发展。但是五代时期的帝王，节度使信奉、推崇道教仍不在少数。其中以割据幽州一带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最为凸显。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八月，唐中央政府“以幽州兵马留后刘仁恭检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押奚契丹等使”[5]，至此以后，刘仁恭占据幽州长达三十余年。刘仁恭崇信道教，十分迷恋所谓长生羽化之术。据史书记载“是时，天子播迁，中原多故，仁恭啸傲蓟门，志意盈满，师道士王若讷，祈长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饰馆宇，僭拟宫掖，聚室女艳妇，穷极侈丽。又招聚缁黄，合仙丹，讲求法要”[6]。为了保障其所修道观的日常运营，刘仁恭除了投放大量的人力之外，还给予其丰厚的物质保障。如，玉河县，就是刘仁恭因为其在“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7]，所以从蓟县中分割出一部分土地所新建置的县，目的就是为了供给道观所需。由此可见在刘仁恭控制之下的幽州地区，道教的传播似乎并未受到重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治阶级的保护与倡导。由此亦可推之，在统治阶层的推崇之下，幽州地区的道教传播应该还是比较广泛的。除刘仁恭之外，镇守镇州的赵王王镕亦“好左道，炼丹药，求长生，与道士王若讷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妇人维锦绣牵持而上。每出，逾月忘归，任其政于宦者”[8]；以及控制定州地区的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9]等，都崇奉道教。这些地方实际统治者在其统治范围之内都不同程度的推动了道教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扩大了其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

二、契丹统治者对道教北传的推动

综上可知，自魏晋以来，北方地区崇奉道教风气盛行，而契丹人虽身处草原地区，但随着与中原地区接触的频繁，对北方道教传播并不是一无所知。10世纪以后北方草原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回鹘汗国灭亡，继之而起的契丹统一北方草原。此时中原地区藩镇割据，战乱动荡。而与其比邻的契丹本土地区则相对和平。因此，为了躲避战乱幽蓟地区的汉人亡入契丹者为数不少，而此时契丹方强，曾多次出兵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尤其是901年，阿保机被任命为本部夷离堇，专门从事军事征伐活动之后，契丹南略更加频繁。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量的北方汉人及其他民族进入契丹本土地区。他们大多接受了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其中就不乏道教信徒。为了对这部分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阿保机采取了“依唐州县”在草原地区修筑“汉城”安置的办法，并效仿“幽州制度”进行管理。在宗教方面也采用宽容态度，用推动佛教、道教及儒学在契丹本土地区传播来安抚和控制入辽汉人。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在位于契丹腹地的辽上京城中就建有“天长观”，一如幽州。而胡峤《陷虏记》中亦云“：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10]契丹本土地区的道教崇奉其源头来自中原北方地区，而在道教进入草原地区的最初，其主要的信徒应当以中原流入的汉人为主。

据《辽史》记载，902年阿保机在潢河（今西拉木伦河）的南面修筑了龙化州城，主要就是为了安置在战争中掳掠而来的人。为了给这些人找到信仰的归宿，他在龙化城中修建了开教寺，虽然史未名言，但是可以此时认为道教和儒学也同时开始在草原地区传播。《辽史》中关于道教开始在契丹地区传播的最早记录，是神册三年（918）阿保机下诏在契丹境内修建孔子庙、佛寺、道观[11]。又于神册四年（919）“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12]。有学者据此推断，辽朝虽然实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政策，但是在谒庙的人员安排上分别是皇帝谒孔子庙，皇太子拜观，辈分上小了一辈儿，因此认为契丹统治者对待三教在重视层度上还是有所偏重的[13]。这种观点虽然以封建人伦纲常为出发点，但是也反映了道教在一开始传入契丹时就处于一种式微的发展态势。提及辽初契丹本土地区道教的发展，不得不提及耶律倍。神册元年（916）三月辽太祖仿中原王朝制度立耶律倍为皇太子，作为契丹统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耶律倍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其“性好读书”，曾“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市书”，“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扁曰望海堂”[14]。《辽史》称耶律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而且善画，“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阴符经》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后收入《道藏》。从耶律倍通阴阳、精医药以及将道教经典翻译为契丹文来看，耶律倍不仅了解中原道教思想，而且很可能具有较高的道学修为。将道教经典译成契丹文，则推动了道教思想在契丹贵族中的传播。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是一位兼习佛道二教的契丹皇帝，《契丹国志》称圣宗皇帝“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律吕音声，特所精徹”

。在其统治期间，佛教跟道教在辽朝社会的传播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统和四年（986）辽圣宗决定南征，十月“乙卯，幸南京”，为了巩固后方广布施恩，“壬戌以银鼠、青鼠及诸物赐京官、僧道、耆老”[17]。可见道教在汉人传统居住地南京地区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表现出圣宗对释道二教重视态度。在辽圣宗统治时期，契丹统治区域内五京及州县应多有道观修建。其中，中京的通天观就是一所著名的道观。据《辽史》记载，辽圣宗于太平元年（1021）十月“庚申，幸通天观，观鱼龙曼衍之戏。翌日，再幸”[18]。接连两日巡幸通天观，说明辽圣宗对于道教是持崇奉态度的。太平五年（1025）五月有以“道士冯若谷加太子中允”的诏命，此时正值圣宗皇帝夏捺钵驻扎永安山之际，给予道士官职说明圣宗皇帝对道教及道士的推崇，同时也说明圣宗四时捺钵之时行宫中仍有道士随侍左右。圣宗之子兴宗耶律宗真对道教也比较重视，一些受到兴宗宠幸的道士，后来都被授予了官爵。这些人都曾经在兴宗微服私访时，和兴宗有过接触，后来这些人都在朝中做了大官，“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20]。除此，兴宗还“常夜宴，与刘四端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取乐。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契丹辽朝承平日久，统治集团出现追求奢靡的风气，另一方面也说明兴宗对道教及道士的支持态度。而兴宗皇后的父亲对此提出异议的理由仅仅是“番汉百官皆在，后妃入戏，恐非所宜”[21]，并未出现对后妃易衣为女道士的抗议，也可说明至少在兴宗时期，道教已经渗透到了契丹贵族的生活之中，成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务。

三、道教对契丹文化的影响

阴阳五行学说是东汉末年道教术数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经过道教术数的改造形成风水学说。从唐代开始道教风水术就十分盛行，与中原汉民族传统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辽朝时期随着道教在契丹本土地区的传播，其思想也渗透到了契丹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以道教的风水术影响最为深刻。辽代的墓葬选址大多遵循道家的风水学说，且墓室内的布局也大致如此。五行家们照着阴阳五行给东南西北中配上5种颜色，而每种颜色又配上一个神兽与一个神灵。道教兴起后，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纳入道教神系，作为护卫之神，以壮威仪。死亡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契丹人也不例外。而在契丹人的丧葬习俗中有着明显的道教的痕迹，就足以看出道教影响的深远。目前已经在辽墓中发现了很多四方神的彩绘，这足以证明道教已经深深影响了契丹人的生活。如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发现的辽代广德公墓葬中，出土一具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神的木棺。木棺东壁外表绘一青龙，用白线勾勒线条，龙身敷墨绿色，身下和头部有彩云点缀。西壁已腐朽不清，似为白虎。前壁在棺盖下方的三角形镶板上绘一朱雀，身着黑色，首尾敷赭红色。后壁绘玄武[22]。尊崇门神是契丹丧葬习俗中的一个特点，也源于道教信仰。门神系道教因袭民俗所奉的司门之神。最早的门神只是神荼和郁垒，这两人相传为天神，奉黄帝之命统辖人间鬼怪。故逢农历十二月三十晚，用桃木雕两神置大门两边，以御鬼怪，消灾难。后画两神像于门上，遂为门神。唐朝之后，门神形象多为隋唐名将秦琼与尉迟恭。道教因袭这种信仰，将门神纳入神系，加以祀奉。在目前已发掘的辽代壁画墓中，门神的形象十分普遍。如通辽市库仑一号辽墓中，其墓门洞南北壁分别绘有两个门神。北壁门神，头戴兜鍪，瞠目猬须。着鱼鳞甲，腰系圆銙宝带，身缠飘带。两肘外露，肌肉突起。缠皮裹腿，外着短裤，束于膝下。右手提一长剑，剑锋直指左膝下。身边绕云气，似有背光，已脱落；南壁门神，怒目扬眉，小髭翘起。戴兜鍪，着紧袖斜格纹衣甲，宝带饰菱形带銙。左手叉腰，右手握剑，剑锋过头。足踏云头鞋，有背光。其他装束与北壁门神同[23]。这两个门神形象与中原汉地流传的门神形象别无二致，体现了道教与契丹传统习俗相融合的态势。还有翁牛特解放营子的辽墓，在这一墓也绘有门神和四方神[24]。巴林右旗的白彦尔登辽墓的门神更是别具一格，墓门内外两侧均绘有门神。外侧二门神形同鬼魅，赤膊执剑仗斧；内侧二门神善面长须，披甲仗斧执剑[25]。

追求长生、炼丹成仙也是道教宣扬的主要理论。一些以道士、仙鹤、道教神仙传说为题材的壁画形象也出现于契丹人的墓葬里，藉此含蓄地表现出墓主人生前对道教思想的接受以及死后的精神向往。如通辽二林场辽墓中曾出土一件三彩瓷枕“，呈倒梯形，枕面下凹，两侧面各有一通气孔。淡黄色胎，上施黄釉，除底部外均有花纹。枕面正中绘一牡丹，施褐釉，其两边及枕四角绘花叶，施绿釉。枕前后两面各绘一人骑一大鸟，周围压印流云式线条，似人鸟飞腾于云雾之中，鸟前后绘有花束，施褐釉”[26]。其表现的正是道教神仙王乔乘白鹤升天的故事，契丹人将这一道教传说绘于枕上，一方面说明其对道教的笃信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道教在当时的影响深度。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发现的辽代陈国公主墓葬出土的一件金冠上镂刻有一位道教的神像。神像位于公主金冠的顶部，高髻长须，宽袖长袍。此外，巴林左旗哈拉哈达乡官太沟辽墓的穹顶彩柱上，也发现一幅道教人物像，身着五彩衣，骑乘仙鹤，飞翔于彩云间，手捧一竿三层伞状幡，幡竿顶部为莲花瓣状。每层幡盖都装饰着流苏，幡盖的下面系有较长的飘逸的绶带。整个图案的上下方都绘画着几朵流云[27]。这些形象的出现，都是道教思想在契丹社会传播的结果，人们通过营造道教意境或绘造道教形象来表达灵魂去往仙境的精神意旨。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和右旗的博物馆中，都馆藏有几枚辽代道教的符箓。符箓亦称“符字”“墨箓“”丹书”。符箓是符和箓的合称，符指书写于黄色纸、帛上的笔画屈曲、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的符号、图形。箓指记录于诸符间的天神名讳秘文，一般也书写于黄色纸、帛上。道教声称，符箓是天神的文字，是传达天神意旨的符信，用它可以召神劾鬼，降妖镇魔，治病除灾。辽代的符箓，一面为模铸的边栏和阳文虎形符箓，另一面为镌刻的边栏和咒语，据专家分析这些为阴文契丹大字咒语[28]。这种道教符牌，具有护身符之含义。

综上可知，10世纪后，受中原北方地区道教传播的传统影响，随着阿保机南下军事活动，大批进入契丹本土地区的汉人是北方草原地带道教最初的传播者。为了安抚和管理这部分汉人，辽朝统治者积极推进道教及其他宗教的发展，主动营建道观，扩大了道教的影响范围。其后历经近百年的传播，道教已经深入契丹社会的各个阶层，虽然其发展始终不及佛教，但是道教的内容与形式已融入契丹社会，道教的神仙方术、符箓咒语及风水思想也逐渐被契丹人所接收，成为契丹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李月新 单位：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