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历史题材的科幻小说创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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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较文学杂志》2015年第三期

将神话、历史与科幻融合一体，这样的叙事模式在世界科幻创作圈里并不鲜见。①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也有少量历史科幻，如《史前世界旅行记》(徐青山，1958)、《古峡迷雾》(童恩正，1962)、《三种政体》(严家其，1980)等，但多限于科普考察，且处于零散分布的状态。1991年起，更名改版的《科幻世界》突然集中发表了一批神话历史题材的科幻小说，如《雾中山传奇》(刘兴诗，1991)、《女娲恋》(晶静，1991)、《持琴飞天》(资民筠，1991)、《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姜云生，1991)、《长平血》(姜云生，1992)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1－1995年间这类作品的数量有近20篇。数字虽不大，但参考科幻小说的发表总量，仍是个颇值关注的创作现象。①90年代中期之后，这类创作骤然减少，1996－2000年仅有4篇发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创作现象的发生?又是什么让它迅速消退?这类创作有怎样的风格特征?对于科幻文学史有什么价值意义?接下来本文将就以上问题，选取相关典型文本个案，结合时代背景展开探讨。

一、全球化下民族认同的焦虑之一:东方魅力的呈现与“回头看”的时间旅行

1990年，在世界科幻协会(WSF)要求变更1991年年会举办国的压力下，《科幻世界》②主编杨潇决定远赴荷兰海牙，说服WSF主席团成员坚持原议，把年会地点定在中国成都。面对竞争对手波兰，杨潇采取的策略是用“四川旅游名胜风景区和成都风情彩照剪辑”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物品，“把远在东方的神秘古国拉到老外面前”。回忆当时场景，杨潇写道:“蓝眼珠、灰眼珠们都着了迷，在《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的旋律中坠入东方文化的神秘、高邈、睿智和恬淡”［1:18］。东方特色是吸引西方科幻作家、让他们最终坚持中国为举办国的原因，因此如何在科幻创作上呈现出东方特色，也是这一时期的《科幻世界》及国内科幻作家们考虑的重要方向。1991年2、3、5期的《科幻世界》上接连出现的中国神话、历史科幻，可看成是在向欧美科幻界呈现独特的东方魅力。③但一种创作现象出现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东方魅力的展示不过是推动创作发生的外部因素之一。下文将以具体作品为例展开进一步探析。

1991年第2期《科幻世界》上发表了刘兴诗的短篇小说《雾中山传奇》，讲述的是考古学教授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留下的时间飞行器回到古代考察南方丝路，向全世界证实始于中国成都的南方丝路是沟通中西文化、经济最古老的通道的故事。作者创作这篇小说是为好友童恩正的旅美之行被人诬指“叛国”做辩护，①但小说的意义却并不止于塑造了一位充满爱国精神的考古学家形象。故事中回溯历史的“时间旅行”手法更值得我们关注。作为科幻小说最经典的叙事模式之一，“时间旅行”早在科幻舶入中国之初就被作家们习仿。然相比西方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过去三态往复的“时间旅行”，中国的“时间旅行”叙事基本以过去→现在→未来的单向为主，鲜有反向的时间叙事。②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晚清西方科技带来的历史观变革有关。鸦片战争之后，在“进步”、“发展”的“科学主义”价值观念下，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线性时间观取代了中国沿袭千年的循环时间观，而这种时间观又通过民族危机下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在意识形态推动下成为主导的马克思历史发展观得到不断强化。旧有的文化传统被定义为“落后的”、“愚昧的”、“保守的”、“过时的”，与“先进的”、“文明的”、“开放的”、“发展的”的现代性形成二元对立，“向前看”成了“时间旅行”的唯一方向，无论是晚清时期的乌托邦蓝图还是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未来漫游，传达出的都是被时间的单向性、不可逆性催生的现代性焦虑。与现代性焦虑相伴发生的，是现代“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建立。作为中华民族认同精神基石的文化传统，被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思想家作为“国性”予以尊重和体认。③这种“文化中国”的认同在无产阶级政权确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地缘政治与阶级话语成为民族认同新的支撑后，一度被“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人民/国家”认同取代，直到1980年代以来在阶级政治逐渐消隐与中国以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新时代语境下，才再次回归主位。

于是，1980年代的民族身份思考再次回到晚清的原点。相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中国一方面需要“在现在/过去、传统/现代的时间维度上确立其作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国/西方的地缘文化差异的维度上确立其‘民族’性”［2:216］，文化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时间的线性发展维度如何能够取得统一?从文学的角度讲，这是个现实主义文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明显的案例就是“文化寻根”小说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始终被认同与批判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所纠缠，乡村与都市形象分裂，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主义话语冲突，迫使寻根小说最终不得不采取“通过‘非规范’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挖掘，来建构新的文化共同体想象”［2:218］。在科幻书写中，消弭二者紧张状态的方案，便是“回头看”的时间旅行。《雾中山传奇》里，在推测外星人为什么会驾驶时间飞行器来到地球时，作者指出，是因为南方丝路“引起了当时到地球访问的外星人的注意。他们察觉这条绵亘万里的古道，联系了地球最灿烂的一个文明地区，对此加强观察研究”［3:15］。如果把南方丝路仅作为地区性文明来看待，它所能代表的只是中华民族的过去，但若把它当成外星文明认识、了解地球文明的唯一观察点，其意义就一下子上升到了整个地球文明的中心，从而超越了过去与现在，成为永恒的经典。①此外，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的时间飞行器穿越时空，这本身就是一个远超人类现有文明的科技行为，且他借助这样先进的科技器物做出的南方丝路历史考证“结束了古典考古学时代，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门槛上，开创了人类直接进入历史考古的新篇章”［3:15］，其现代性意义不言自明。由是，现代性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不再对立紧张，而是完美统一。在这一时期，虽然精英文学中已有“新历史主义”流派出现，但由于科学性被视为科幻的灵魂，因而历史真实对于科幻创作依然是一个被审慎对待的话题。《雾中山传奇》尽管使用“时间旅行”的手法进入历史，却没有试图干预历史。故事中的曹仲安只是历史的观察者，作家的历史想象基于严密的科学考证。同样，在姜云生的《长平血》(1992)、韩建国的《泪洒鄱阳湖》(1995)等作品中，历史被作为检验人性、重审历史的试验场，没有人试图对历史本身进行或然性的尝试，这种尝试直到90年代后期才在王晋康等人的多部小说中出现。相较而言，神话虽是人类早期历史的叙事形态，但由于其本身就拥有极大的想象成分，这给了作家们更多的创作自由和尝试空间，重述便成为可能。

二、全球化下民族认同的焦虑之二:神话的科幻式重构

在创作神话科幻小说的作家里，晶静应该说是贡献最大的一位。1991到1994年间，她先后写下了《女娲恋》、《织女恋》、《夸父追日》、《盘古》等多篇神话题材的科幻小说。把这些小说放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中，可看成是鲁迅开创的《故事新编》模式的延续。与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创造性地运用多种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进行再叙述、再评价，并在这种再叙述、再评价之中巧妙地渗入自己对当下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思考与批判”［4:22］一样，晶静的“故事新编”系列也是通过中国古代神话的科幻式重构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传达出自己的现实思考。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将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诞生、发展与发达的外星文明联系起来，或讲述民族祖先与外星人相遇，或把外星人想象为民族祖先。以《女娲恋》为例，中国神话里的女娲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在文本中她被想象成了一名从Y星来的女孩阿丫。阿丫原本是来考察地球是否值得殖民，却被伏羲当做女娲娘娘下凡，请求她帮助族人度过连绵阴雨、庄稼无收的难关。答应了伏羲请求的阿丫不顾同伴劝告留在了地球，帮助地球人用光子炮驱散乌云，带领大家开山凿渠，还和伏羲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同样的主人公身份转变还出现在《织女恋》、《盘古》等小说中，如来自W星和Z星的牛郎、织女，用导弹开天辟地的智能机器人盘古等。从外星殖民者、智能机器人到中华民族的创世者，这些主人公的身份转变极具意味。《雾中山传奇》中曹仲安借助的外星人时间机器象征着未来的高科技文明，晶静的创世神话系列里，这些人本身就是先进技术文明的化身。他们与曹仲安的历史旁观者姿态不同，以创世者的身份参与中华民族历史的创造与发展，从而更直接地将民族传统与现代性勾连一体。

1983年旅美时期的王安忆面对代表着现代化历史顶端的西方文明感慨，那“人类的背景”不过是“人家的山头”:“前人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插脚之地，我们在人家的山头爬上爬下”［5:274－275］。如果说文学的“寻根”是“从乡村生活中看见了中国”，“为知青一代人构筑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归属”［2:177］的话，那么外星文明主导的创世神话，则是在超越人类现代性的科技想象中绘制了远古民族历史，所构筑的精神归属与“寻根”是类同的。用科幻想象重新演绎古老的神话传说，并非中国独有。1988年，巴西作家PauloCoelho在TheAlchemist里重写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之后，印度作家SaladinAhmed在RuinedManWhoBecameRichAgainThroughaDream里也对同样的故事进行了科幻重述。类似的作品还有北爱尔兰作家IanMcDonald的印度神话重述RiverofGods，牙买加裔作家NaloHop-kinson的BrownGirlintheRing，以及中加混血的美国作家LarissaLai的SaltFishGirl等等。这些作家族裔身份的共性在于多属于后殖民国家或地区，这使他们的书写很自然地带上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色彩。如AmalEL-Mohtar在她的小说Apex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会用你们的语言、你们的技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把我们的生活用你们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告诉你们你们是不可能让我们沉默的”［6:129］。尽管中国没有经历这样的殖民史，但如杜赞奇所言，中国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话语，实质是“在缺少与自我直接对立的‘他者’的情况下，自我得以把‘他者’内化，其方式似乎使之从‘他者’获得某种独特的自治”［7:269］。因而，我们依然可以从“全球化”进程下中国产生的应激性民族主义反应的角度，把中国科幻的神话重述放在世界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展开探讨。关于如何将神话与科幻结合起来，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IanMcDonald的RiverofGods中，未来印度分为若干个区，其中Awadhi和Bharat两个区选择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方式接受新的科技，从而保留民族的记忆之根;在NaloHopkinson的MidnightRobber里，DryBone的传说在女孩TanTan的现实生活中发生，成为女孩TanTan弑父后浓重心理阴影的隐喻，与整个“失乐园”式的叙事一体，表达了作家对后殖民语境中种族平等问题的关注和焦虑。晶静的外星创世神话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彰显民族主义。神话往往被视为民族历史的起源，然而在神话之前，历史是怎样的?那些造人的民族先祖，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当作家用科幻的方式把他们想象成亿万年后外星先进科技文明的代表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膜拜的对象，我们就是自我创造的神话。处于历史最前端的远古中国文化与处于历史最末端的未来文化合二为一，时间不再是线性的了，它和空间融为了一体，成为空间的另一重维度而存在。于是，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体系内的线性发展维度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循环往复的闭合之圆。类似的时间维度改变，也出现在RiverofGods、SaltFishGirl等小说中。然而，吊诡的是，在后爱因斯坦的时代，人们对时间是空间的第4个维度这一观点的普遍接受，恰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科技发展的结果。并且，通过外星创世神话进行民族自我的强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西方式现代的反抗，但另一方面，这种“现代”仍是以科技为中心的西方价值主导，因此，其“自我”主体性的实现是在西方科技进步的价值观体系范围内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间内在的“臣属”结构并未被打破。

①1980年代末国内的重大风波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剧变，使一些政治上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随即被触发。“被迫意识到中国汇入‘世界文明主流’其实是以冷战结束为条件”［8:18］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充斥着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和族裔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8:18］的世界。不少学者、文化人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宣扬爱国主义。②刘兴诗、晶静(原名张静)、资民筠都是成长于新中国红旗下的老一辈科学家，青少年时期饱尝了民族危亡耻辱的他们，拥有强烈的科学兴国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这使他们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科幻创作，民族、国家始终被放在首位。晶静在创作外星创世神话系列之前，她的报告文学《冰海中国心》塑造了一位为祖国科学事业奉献青春的中国船长形象，表达了作家强烈的爱国热忱;刘兴诗也曾说过，少年时的救国梦想，是他此后生命历程的基调［9］。因此，用科幻的方式重构文化传统、表达民族主义的诉求，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行为。

三、诗学想象的科普再造及科幻美学空间的新拓展

除却上述或潜或隐地体现民族主体意识重建的创作外，1990年代初期的神话、历史科幻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对时空本身的介绍和思考。根据量子论的“多世界解释”(ManyWorldsInterpretation)，我们生活的空间里存在多个平行世界，即“平行宇宙”(ParallelUniverses)，每个世界中，由于每次量子力学测量的结果各不相同，不同的历史就会发生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中，于是，时间旅行、时空穿梭都成为可能。科幻小说中来自未来或现在的人能够通过时空隧道或是时间机器进入神话、历史时空，就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原理。在经历了1980年代初期的“姓科”、“姓文”之争及清污运动后，科普型科幻比文学型科幻经受的打击还要惨重，80年代后期为数不多的科幻作品里，文学型科幻占了很大比重，人性人情成为科幻关注的中心，如李毓瑜《在爱的后面》(1987)、缪士《代价》(1987)、海子《怪笑》(1988)、洪梅《倩女还魂记》(1988)等，科普型科幻仅有描绘量子世界的《金色迷幻城》(黄海，1988)、谈常温超导材料制造磁悬浮有轨飞机的《中子流轰击地球》(魏雅华，1987)等少数几篇。正因如此，1990年代初期神话、历史科幻创作中出现的一些科普型科幻尤为可贵。先来看朱海龙的《梦断敦煌》(1993)。小说主人公龙翔宇在敦煌考古时发现了一个不存在于任何时代、却又活在每个时代的武士。他费劲功夫，终于弄明白武士的护心镜可以用电子流冲击，从而开启时间大门。为了探究时间流的秘密，龙毅然走入时间大门，回到了公元887年的敦煌，成功推断出电磁波导致时间序列发生错乱和偏转是“不死的武士”和“时间之门”的秘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梦断敦煌》中的时间流想象，依据的正是量子力学中的“平行世界”学说，作者通过一个时空穿梭的故事，将时间流的物理学原理简单、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论从科普性还是文学性来说，都具有较高的创作水平。此外，还有从消逝的摩诃衍那寺历史中，推断出朔日三点一线的天文现象是导致地震发生原因的《古刹之光》(绿杨，1993)、在一个未来人和古代女孩凄美的爱情故事中，穿插大气折射形成太阳光影的科学道理的《平行》(何宏伟，1994)等作品，也同样是以神话、历史为依托，用文学的笔法讲述科学现象的科普佳作。这些故事延续的是1980年代《珊瑚岛上的死光》(1979)、《莫名其妙》(1980)、《冰冷的世界》(1983)等小说的价值理念，即把严谨的科学知识作为创作的基石，用富于创造力的科学幻想塑造勇于探索未知、甘愿为科学事业奉献生命的科学家形象，将读者导入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未来科技之门。而它们更具价值的所在，是用神话的浪漫与历史的宏阔，为科幻创作打开了新的美学生长空间。如《梦断敦煌》的起笔“狂风呼啸、黄沙漫天。龙翔宇在冰冷的沙砾上艰难地爬着，……鲜血渗透了破碎的铠甲和战袍，在他身后留下一片染红的沙土”，“身后，如血的残阳‘轰’地坠入苍茫的群山，天地陷入死一般的黑暗”［10:4］，用电影镜头式的场景呈现手法，将读者带入苍凉厚重的历史之中。摒弃了1980年代科幻小说惯用的二元对立敌我斗争模式，《梦断敦煌》将辽远的历史画卷作为科学幻想的建构背景，一方面使作品拥有了超越现实的开阔视野和庄重气象，另一方面也带给读者陌生的惊奇和审美的喜悦。相比神话文本、《故事新编》里的肆意想象，科幻小说的想象因为有了“平行宇宙”学说的物理学基础而更富于理性，但这样的理性并不影响文本的感性表达。影壁上的持琴飞天画像画的是智星的信号智能人3号(《持琴飞天》，1991)，东方大地上的三皇五帝都是外星人的后代(《忆秦娥》，1993)，古壁画上会有飞碟，而这个飞碟是未来地球遭核战毁灭后飞到天龙α星的人的后代所乘坐的(《飞碟白梅花》，1995)……与上古神话中人、神、兽异类相生带来的怪诞效果一样，上述科幻小说里作为异类存在的外星人成了人类的祖先，同样也带给读者类似的思维变异产生的夸张、惊奇感。但正如苏科•达恩文指出的，尽管神话与科幻同样将陌生化作为形式手段，用怪异、变形的想象物让读者产生惊奇、兴奋的阅读感受，两者在审美认知上却有根本不同:神话传说构筑的是“一个无视认知的可能性的封闭的平行世界”［11:8］，想象力的伸展是为了自我满足，而科幻则与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象力是它用以“理解现实中潜在的倾向性的手段”［11:8］，无论是穿越时空的武士，还是外星人祖先，这些科幻世界的超自然想象虽然极致张扬，但其根须依然深扎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之中。想象与现实间的巨大张力，不仅增强了美学的表现力、想象本身的神秘与怪诞，还为以精确、清晰、严谨的技术之美为主导的科幻美学空间增添了不确定、难以捉摸的诗学魅力。这些科幻小说选取的神话原型蕴含着一种神秘的生命情结，而这种生命情结，又恰好与这些科幻小说创作的现实焦虑———民族文化传统的焦虑相呼应。对种族繁衍的思考，使神话与历史在科幻中变得格外有分量，现实的投射也格外分明。

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神话、历史题材的科幻创作数量锐减。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科幻创作兴趣的整体转移。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和四川国际科幻夏令营召开，太空的主题及俄罗斯、美国宇航员们的参与，在科幻作家与读者群里掀起了一股宇航热。查阅这一时期的《科幻世界》、《科幻大王》及《科幻世界画刊》等科幻刊物，可以发现外太空题材的作品明显增加，成为创作的主流。二是新老作家的交替。1990年代中期后，晶静、刘兴诗等把兴趣更多转回到了原来的儿童科幻创作，姜云生则转向对宇宙空间的思索。这一时期走上创作舞台的新生代科幻作家，一方面缺乏一定的历史及文学功底，另一方面由于与国际科幻接轨迅速，题材的选择更为广泛，使他们很少会有兴趣尝试神话、历史题材的创作，除了潘海天、曹毅等个别作家尝试过一两篇神话、历史题材的创作外，再无其他。直到进入新世纪后，夏笳、钱莉芳、燕垒生、长铗等作家的加入，才让这类题材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詹玲 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