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推广中的文化自信问题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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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离不开语言的支撑，更离不开汉语的国际推广。在推广过程中，面对大国间的激烈竞争及沿线复杂的国际环境，不仅推广主体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作为精神支柱，推广内容及推广方式也要体现文化自信，才能确保推广工作顺利进行。文化自信的提升，需从创新师资培训模式；从教材突破，打造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话语权三方面着手。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自信；汉语国际推广；文化话语权

2013年9至10月，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及印尼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该倡议的提出，不仅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加强了与沿线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然而，无论何种项目合作还是贸易商谈，都离不开语言的支撑，由于“一带一路”覆盖区域较广，涉及到的官方语言数量将近五十多种，汉语作为一种主要合作语言，在沿线各国的推广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汉语推广过程中，我们该抱以怎样的文化自信，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纵观以往的研究，学术界对文化自信问题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它的内涵、功能、对民族复兴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等方面，鲜有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本文试图将文化自信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汉语国际推广结合起来，作一个专项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上，实现从宏观的理论论述转向具体问题的实践，以期有所收获。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至鸦片战争前，儒学在中华文化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历代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逐渐形成了很深的华夷观念与文化自负心理，即排斥外来文化，认为只能“以夏制夷”。鸦片战争的爆发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土的沦丧，而是西方文化随之涌入使得儒学的显赫地位被动摇，一场“文化危机”一触即发。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国人对于本土文化的自信完全被摧毁。“五四”前后至新中国成立，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无情地批判传统文化及“国民的劣根性”，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鼓吹“个性解放、科学与民主”，对西方文化盲目推崇，致使国人文化自卑心理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文化面临着向现代转型，主席在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上指出，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照单全收，要用马列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哲学眼光和态度，去批判地吸收。中国人民在其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了文化自信。尽管“”予以传统文化空前的浩劫与摧残，但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之下，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备受瞩目。越来越多的人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先后掀起了“汉语热”“孔子热”等，与此同时，国人也开始重拾文化自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2014年两会期间，在论及到文化软实力时，指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1］可见，国家对于“文化自信”问题是高度重视的。具体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自信对于“丝路精神”的传承发扬、中华文化能否成功地“走出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何谓文化自信？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界定。熊晓梅认为：“文化自信，主要指一个民族、政党能够站在世界文明视域下，对本民族文化价值产生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2］廖小琴从主体心态、价值诉求和精神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来定义文化自信，提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在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后的状态，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诉求及衡量精神生活的质量标志，是人在文化上扩展自我的表现。”［3］刘士林从哲学的角度来定义文化自信，认为：“文化自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具有超生物性的、超现实性的文化生命机能，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文化创造性的具体表现。”［4］云杉则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5］总之，文化自信体现的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同，且文化主体敢于积极地去推广、宣扬自身的文化，但绝不是盲目地文化自负，排斥一切外来文化，是一种基于理性认识之上的心理表现。

二、文化融通需语言先行

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而“五通”中，最为根本的还是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若是民心达不到共识，谈何贸易往来、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所以，关键还是要通过文化交流与融通来构建联通民心的桥梁。因为文化的感染力、融合力能跨越时空与国界，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从而拉近民心的距离，增进理解与共识，减少分歧与偏见。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文化职能决定了它在交流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只有语言相通，交流才得以展开，才能互相了解，增进彼此信任，构建文化认同，促进文化包容与互鉴，为经贸合作与政策互联互通搭桥铺路。由于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国家中，并非以英语为通用语，加之古丝绸之路时期起多接触汉文化，在两千多年的经易往来中，汉语至始至终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于历史因素及现实的需要，将汉语确立为丝绸之路带的通用语言，能唤起沿线各国民众深层文化心理，为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融通架起桥梁。故而汉语的学习及在沿线各国的推广也就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的融通必不可少，而语言则是实现文化融通的先行工程，汉语作为主要的通用语言，其国际推广刻不容缓。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汉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推广，不仅仅只是语言的推广，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的构建、传承等方面，发挥着其他因素无法取代的作用。正如苏新春先生所说：“在语言身上，记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历程，侵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语言成为反映民族文化的窗口。”［6］基于汉语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语的国际推广中也会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文化。关于此点，从不少其他学者的观点中也可得到映证。张德鑫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最佳模式就是语言文化一体化教学，将文化教学渗透、融化在语言教学之中。”［7］林国立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建立“文化因素大纲”。实质上“它要解决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说’和‘这么说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8］。也就是汉语之所以会形成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及语言习惯，背后到底蕴含着使用者怎样的思维过程、心理活动、生活方式及哪些风俗文化等。总之，语言与文化的依附性决定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育也应是融会贯通的。因此，汉语的国际推广，不单只是推广语言，也应包括汉语所包孕的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推广。我们当抓住“一带一路”建设这一良好契机，通过汉语推广，向世界充分展示自身所取得的文明成果，让沿线各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增进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高其对中华文化的鉴赏能力，打造文明互鉴、互融共生的文化共同体。

三、文化自信在汉语推广中的基本要素

“一带一路”覆盖区域广，地缘复杂，民族众多，宗教混杂，各国在文化、政治立场等方面差异较大，再加上一些历史因素的影响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汉语在沿线各国的推广，也同样面临困难和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以强大的文化自信作为精神支柱，以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思想为根基，以特有的方式自觉地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从而增进文化的认同与互鉴互信，让中华文化真正“走出去”，让那些曲解“一带一路”倡议意图及“中国威胁论”持有者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因此，文化自信在汉语推广中应正确把握如下基本要素。

（一）推广主体推广主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推广主体即凡从事到汉语国际推广事业中来的个人或群体，狭义的推广主体主要是指从事到具体对外教学中的教师。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狭义的推广主体。在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推广主体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语言文化素养的高低。由于汉语推广所涉及到的知识面较为宽泛，包罗了历史、地理、宗教、哲学等跨学科领域的内容，这就给推广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外汉语教师除了具备良好的汉语言知识与技能外，还需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宗教思想、民俗文化、基本国情等方面应有所了解。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面对西方文化思潮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在一些好莱坞大片及高科技产品的“洗脑”下，不少中国民众产生了盲目崇拜心理，甚至认为中华文化具有劣根性，与西方文化比起来格格不入，进而滋生“文化自卑”，即“一种在对待自身文化价值上的轻视、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和心理”［9］。这便导致推广主体文化素养极度缺乏，仅懂得最基本的汉语知识，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采取漠视的态度。尤其在中亚地区，梁云、陈东芳通过对哈萨克斯坦23所高校的汉语教学师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担任哈国汉语教学主力军的多为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教师，国家公派教师和孔院志愿者所占比例很低，且后者大多以俄语为专业背景［10］。由此可知，前者以哈语为母语，从小就较多地接触哈萨克族的文化习俗，后者在学习生涯中，更多地涉猎到的是与俄罗斯文化及价值理念相关的内容，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却不大涉及，久而久之，难免对传统文化产生疏离，缺乏足够的认同感。而中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历来也是各种文化势力角逐的战略要地，受前苏联时期同宗关系影响，俄语及俄罗斯文化在当地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为了与俄抗衡，美国很早就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文化渗透以扩大在中亚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文化在中亚地区也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面对大国间激烈的竞争及复杂的国际环境，汉语在当地的影响力远不及俄语，地位也不高，汉语的推广也面临着受排挤的危险，这个时候，推广主体的文化自信会显得尤为重要。推广者只有对自身文化充分肯定、认同，心怀敬畏，才能不被外界环境所动摇，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不断地去寻求汉语在当地的推广机会，展示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从而吸引更多的中亚人民来学习汉语，提升汉语在当地的影响力。若是教师自身对本民族的文化都漠不关心，文化素养不高，何谈文化自信。没有了文化自信，也很难确保汉语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及取得成效。可见，汉语推广要想在沿线国家获得长足发展，推广主体的文化自信是强大的精神保障。

（二）推广内容在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对于内容的选择，如何去粗取精，同时又能更好地展现当代中国的成就与自信，也是极为重要的。目前，尽管“语言教学中应该融汇文化教学”的理念已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形成，但在实际操作中，文化部分的导入与安排随意性较大，也相对零散，缺乏一定的体系性。在海外，虽然不少孔院都设置了与中华文化相关的课程与活动，但大多千篇一律地介绍长城、故宫、茶叶、饺子、剪纸、中国结、旗袍等，仅拘泥于文化的表层，缺乏对深层文化的挖掘。有别于古丝绸之路时代的文化传播，多停留在丝绸、瓷器、漆器、茶叶等器物文化层面上，儒家思想却在沿途一带影响力甚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推广则应由表及里，加大对精神层面文化的推广力度。在文化点的选取上，应选取有生命力的文化点即对当代社会仍具借鉴意义及普世价值的文化点，才更能彰显文化自信。例如，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对世界和谐发展及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提供了借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当今同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也告诫我们对待不同文化应采取包容的态度；道家“天人合一”的观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还有“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思想，能加深沿线国家人民对“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理解，即提倡多元文化并存，打造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格局。正因为这些精神层面的文化思想不但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精髓，而且丰富着全人类社会的人文资源，同时也折射出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所以才理应当去推广，只有这样才能让沿线国家更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不断提升其对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另外，汉语的国际推广也应与时俱进，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要忽略对现当代文化的推广，应予以更多的关注。这也是由中华文化的延续性所决定的。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历史，孕育了璀璨的华夏文明。所以我们在把这份文化推介出去时候，也应囊括古今，而非厚此薄彼。某种程度上说，推广传统文化可以帮助世界更好地解读现当代文化，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但同时我们更要立足当下，在古丝绸之路文化情结的推动下，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与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生活状况、以高铁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文化等介绍给沿线各国的汉语学习者，使其在感受到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自信满满的同时，也加深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三）推广方式采取怎样的方式进行汉语推广实则体现的是推广主体的态度问题。所谓推广主体的态度即推广者以何种立场来处理推广过程中出现的跨文化差异与冲突，同时推广主体的文化自信度也由此体现出来。由于学习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文化心理、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与我们迥然相异，以致在对待同一个问题时，评判标准、处理方式上往往也会存在一些差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因跨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上的分歧也是时有发生的。有这样一则教学案例：在学完《谁当家》①这一课后，师生们进行了讨论。老师比较同意课文中的做法，认为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夫妻双方都有当家的权利，合理分工会比较好。而来自中亚地区的学生则很不赞同，他们说在他们国家都是男人说了算，一切事情均由男人当家作主，甚至认为什么事情都和妻子商量的男人没主见，怕老婆。接着学生又问：“老师也是这样的人吗？”老师答道：“家是由夫妻双方共同维护的，如果事情重大，我会和妻子商量并听取意见。”学生听完一脸茫然与惊讶，认为老师这样不太好。案例中师生之所以对“谁当家”各持不同的见解，是由师生双方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所致。中亚地区多生活着一些游牧民族，以畜牧、狩猎为生，因此男性被赋予了相对重要的角色，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男人是一家之主，大大小小的事都由男的决定，女人的任务是负责照顾孩子、做好家务。并且该地区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在穆斯林教义中有明确规定，妻子需服从于丈夫。所以中亚的学生难以接受女人也可以当家。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断解放思想，“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更多时候都是夫妻双方共同经营家庭，共同决策。以上教学案例告诉我们，汉语推广其实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互动的过程，即便是针对同一文化现象，由于教师和学生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看法，产生文化上的碰撞。作为推广主体的教师，应以理解、包容、平等为原则，不要用自己的文化规范去评判学习者所持文化的好坏对错，充分尊重对象国的文化及习俗，不要轻易否定学生的观点，并与其发生争执；再则要采取多元文化的立场，求同存异，不排斥文化差异，保留学习者的意见或看法，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习者，这才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尽管“文化常有本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倾向。每个人一出生，就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以自己文化标准去衡量一切的思维定式”［11］，我们倡导推广方式要体现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要高居古丝绸之路上国的心态，大搞中华文化优越论，相反要去克服这种倾向。若是过分强调自身文化如何悠久，如何灿烂辉煌，则会引起沿线各国人民的反感与警惕，有碍推广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没必要过度谦卑，把自身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要学会用中国话讲好中国故事，倡导文明宽容，不排斥不同的文化形态，在推广的过程中，与其他文化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共生共荣，打造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借鉴的世界人文格局。

四、提升文化自信的策略

自张骞出使西域起，就把汉文化连同丝绸、瓷器一起带到了中亚、西亚及欧洲，汉语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传播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地缘上也具备一定优势，尽管如此，汉语在沿线的推广，要想在与大国的竞争与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若是没有文化自信作为支撑便会功亏一篑。因此，注重策略提升文化自信至为关键。

（一）采取分层分流的师资培训模式推广主体文化自信的提升，源于对主体文化素养及多元文化意识的培养。前者能使其对中华文化产生敬畏与认同，后者能使其怀有包容的文化心态，不盲目自信，同时也不排斥其他文化形态。这就需要我们在师资培训方面进行大胆的尝试与革新，不断开拓思路，构建出更具实效性、针对性的师资培训模式。近些年，国家汉办也一直在此方面积极地探索，不断改善，尤其在新疆地区，利用地缘优势，充分发挥民族语言文化相通的特点，于2010年设立了汉语国际推广中亚基地，成功举办了多期赴中亚国际汉语教师培训班，既满足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教学的需求，又为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设打下基础。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正因为意识到汉语国际推广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资水平的高低，无论是公派教师还是志愿者，国家汉办都会按照惯例对其进行岗前培训。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培训，往往会照搬同一模式，从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教学法、汉语语法教学、当代中国国情、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理论等几个大的方面展开，无疑这类培训会对教师今后的教学起到指导与借鉴作用。但同时也因培训模式过于单一，培训所涉及内容过于宽泛而显得重点不够突出，针对性不够强，起不到提升推广主体文化自信的效果。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即将赴任教师的专业背景及工作经验，对其进行有侧重的分层分流培训。例如，针对专业背景为中文类的赴任教师，在汉语基础知识及中国文化等方面本来就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与素养，而在多元文化意识方面相对欠缺，不妨尝试多开设一些跨文化交际类的课程，对于教师文化包容心态的形成、以及在教学中通过文化差异的比较解决问题来说，是有益的。针对专业背景为外语类的赴任教师，在多元文化意识及跨文化交际方面会较为突出，但在汉语基础知识点及中国文化方面，则会相对欠缺，不妨多开设一些汉语语法教学、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使其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认识，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建立文化自信。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放开思路，在培训形式及内容上不断创新、完善，采取分层分流的师资培训模式，对于推广主体文化自信的提升是有帮助的。

（二）从教材突破，打造文化品牌汉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推广中，学习者对于语言文化产品例如教材、教辅、文化知识读本、词典的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这些由中国所制的文化产品，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色，也会影响着其对中国形象的解读。尤其“当我们不顾中国产品和中国服务的品质表现，只是一味地醉心于所谓推介自己的文化产品，以至于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与世人对中国人、中国产品和中国服务的总体评价大相径庭的时候，它就会使大部分世界人对中国产生模糊甚至糟糕的印象”［12］。因此，我们应当注重文化产品的品质，使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与理念被世人所理解、认同，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形成良好的口碑，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竞争力与吸引力，这是提升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较之其他文化产品，学习者接触更多的是教材，故先可从教材入手，打造文化品牌。在中亚地区某些国家，由于缺乏针对哈语语种的汉语教材，致使不少高校直接从俄罗斯订购教材，张丽娜通过对哈萨克斯坦高校汉语教材使用情况调查发现，使用俄版汉语教材的不占少数。其中最为普及的俄版《实用汉语课本》实则也是根据北语社80年代出版的同名教材翻译过去的，该教材的弊端在于内容严重老化，很多课文、词汇已经与当今中国社会脱轨、缺乏实用性［13］。加之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也都不同程度地采取措施以巩固本民族语言的地位，俄语作为通用语的地位发生动摇，必将导致俄版汉语教材需求量减少，针对本民族语言的汉语教材需求则会增加。如果我们抓住这一契机，充分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资源与地缘文化优势，寻求到中亚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契合点，编写出适合中亚各国国情、贴近中亚人思维方式、较为“接地气”的教材，将能填补教材市场上的这一空缺，进而形成自己的口碑与品牌，提升文化自信。截至目前，由国家汉办和中亚汉推基地共同规划的“丝绸之路学汉语系列教材”之《新丝路汉语》的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版已在相关高校试用，并得到好评［14］。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也制定了“一带一路”立体化品牌产品建设策略，针对沿线不同国家，研发多语种新品牌汉语教学产品，并计划逐步推出针对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等10个语种国家，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年龄段汉语教材，以覆盖中亚、中东、东欧等丝路重点区域。有需求就有市场，目前这一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在以教材为突破口的基础上，不仅能实现汉语国际推广教材的区域化、本土化，同时也必将带动更多文化产品的研发，届时中国的文化品牌则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遍地开花。

（三）提升文化话语权“话语权”是指话语所包含或体现的权力，即权力是“话语”的目标，“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载体和表达方式［15］。所谓文化话语权则是话语权力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即一国通过话语表达的方式，使自己的文化理念、文化主张为他国所接受、认同，进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理念或主张，并影响到世界文化的走向。一个国家的文化话语权越强，也就意味着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越大，文化的影响力越大，推广主体的文化自信也就越高。然而，在当今文化领域，以欧美为主的西方文化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话语权的分配上，中国相对较弱。中国要想在文化话语权的激烈角逐中，争取更多的话语地位，需先发展好自己，建构好内部话语体系，以提高文化抗压力。首先，在话语表达上要避免引起误读。国内有些报刊媒体经常把“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推广、交流活动战略化用一些军事术语来作为标题，以吸引眼球。例如：“推进‘丝路’文化交流和创新争当‘一带一路’建设排头兵”，“打造‘一带一路’文化‘桥头堡’”等，“排头兵”“桥头堡”这样一些充满进攻性的字眼，难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认为中国是在对沿线各国进行文化入侵。然而历史证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海外开拓与资本扩张，中华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就是友好与和平的，并不具备侵略性。当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化推广，同样是秉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来传承丝路精神，打造人类文化的共同体，并非奉行文化霸权主义。对此，应该“系统整理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性词语，有针对性地优选词语，调整不适合表达，避免歧义和误解，以求最佳表达效果”［16］。其次在表达方式上，要学会“国际范儿”的表达，不能自说自话。要充分兼顾沿线国家在政治、文化宗教上的差异及语言表达习惯，正如所说，要用受众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17］。始终遵循“我要说的正是你想听的”原则，围绕一些关注度较高的文化议题，讲好中国故事。多用具体、生动的事例去阐释，减少抽象概念的表达，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海外受众，赢取其对中华文化价值与理念的认同。最后，应改变以往单向的传播方式，这种以自身视角为中心的传播模式，难免会夹杂过多的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一带一路’所潜在具有的文化功能被人为地割裂与剥夺，沦为一个硬梆梆的带有强烈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阻碍了它在全球的传播认同度”［18］35。为此，可以加强与沿线各国的文化对话，从中发现不同文化间的共通之处与普世的价值观，以增进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共识，少提“崛起”，多谈“共生共享”。通过类似“丝路书香汉语影像展映”“‘孔子与中国’文艺演出”“欢乐春节”之类的文化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其中来，共同理解“一带一路”的文化内涵，体验中华文化的魅力，因为“促进传播效果最重要的途径莫过于通过共同体验产生具有广泛认同性的‘通感’”［18］34，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传递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兼容并蓄、共生共荣的美好愿望与声音，才能有效提升文化话语权，增强文化自信。“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以经济建设为主导，促进沿线各国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共同繁荣与发展的伟大事业。该倡议的推行，离不开语言的支撑，更离不开汉语的国际推广。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师资培训模式，培养出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推广主体；从教材突破，不断完善推广内容，充分彰显文化自信；不断改进推广方式，采取多元文化立场及包容的文化心态，充分体现文化自信，传递中国好声音。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推广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才能更好地弘扬“丝路精神”，促进“互融互鉴、共生共荣”世界人文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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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筱杉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