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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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语中的汉字源自中国，汉语词汇在隋唐时代大量流入日本，是日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日语中的汉语有一些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被称作“和制汉语”。其中很多随着中日交流传入中国，成为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也有人称之为日语外来语。本文从日语借词传入中国的背景、日语借词的构成及涌入中国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剖析和论述。

关键词：日语借词；和制汉语；构成

一、日语借词传入中国的背景

日语中的汉字源于中国，据史书记载，中国与日本自东汉以来就有联系。南北朝时期历史学家范晔编写的《后汉书》记载日本在汉朝东边的大海里，国家以岛屿和高山为主，有大小诸侯国一百多个，人们多以种植水稻为生，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当时的日本派人带贡品前来朝拜，向汉朝称臣，逢年过节向汉朝进贡，世世代代往下传承。整个古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是从中国传向日本，古汉语中找不到日本传入的词汇。但世界的发展需要互相交流，语言的发展也是如此，世界上许多语言都是融会贯通的，借用外来语充实自己的语言。现代日语中的汉语词汇并不全部源于中国，日语词汇按其来源划分，除汉语外，还有外来语、混种语和一部分“和制汉语”，也就是日本人借用汉字创造或翻译西方新事物。19世纪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大量系统性翻译西方书籍，为解决翻译新概念时“无词可用”的问题，利用汉字表意的特性翻译出一系列意译词。尤其19世纪明治维新以来，为了学习欧美文化和先进的技术，日本人系统性地翻译西方书籍，利用汉字翻译、创造了大量“和制汉语”。交流是双向的，中国在同日本交流的过程中也吸收了日本的“和制汉语”及其他日语外来语，这些日语外来语又被称为“日语借词”。特别是在近代，甲午战争、洋务运动之后，日语借词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梁启超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推崇革新思想，推进了历史上第一次“和制汉语”大量涌入我国潮流的形成。中国与日本开始了文化交流，一大批日语借词融入中国文字中，成为全新的文字。其中很多词汇已经成为汉语中的基本词汇，有很多我们甚至感觉不到是外来语了。

二、现有日语借词的构成

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外来语涌入的现象。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我国和世界各个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多，外来词的数量不断增加。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这种地缘优势为两国之间的文化接触提供了便利条件。汉日语言之间的相互借词起到了丰富各自语言词汇的作用。日语借词，指将日语中词汇借用到汉语的外来词，其中“和制汉语”是日语外来词的重要组成部分。8世纪中叶，日本开始有人翻译西方新事物。19世纪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大量系统性翻译西方书籍，为解决翻译新概念时“无词可用”的问题，利用汉字表意的特性翻译出一系列意译词。在日本脱亚入欧的世风中，福泽谕吉等人为遣词造句大费脑筋，正因如此，他们才推动了“和制汉语”进入中国。我们常见的汉语词汇中，如“人民”“共和国”“组织”“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干部”“方针”“政策”“艺术”“交流”“否定”“肯定”“俱乐部”“哲学”“经济学”“假设”“供给”等都源自“和制汉语”，又有“～主义（－ism）”、“～化（－ize）”这类造词性很强的词尾，因此“现代汉语”中的“和制汉语”数量难以推估。除了“和制汉语”外，还有大多数日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是以汉字写法直接引入中文的，而非引入其他语言专有名词时的音译，例如东芝、日立、中田英寿、东野圭吾等。有一部分日文中特有的东西，一般以汉字写法直接引入中文，如歌舞伎、天妇罗、料理、乌冬面、寿司等。还有一些是日语的网络用语及日本流行文化用语，随着日本的电玩、漫画等大量涌入汉语圈，如欧吉桑、御姐、鬼畜、达人、暴走族等。其中部分无法准确翻译成中文的“和制汉语”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汉语，经常被新闻媒体采用。因此，只能说“和制汉语”属于日语借词，而不能说日语借词是“和制汉语”。日语借词在融入汉语的过程中也存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过程。日语借词在融入汉语词汇的过程中，也经过排斥、抵抗、筛选的过程。清末，大量和制汉语、半和制汉语随着翻译书刊传入中国，造成文化冲击，引起反日情绪。张之洞、严复、林纾、章炳麟、彭文祖等人都曾大加批判。其中，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就强烈反对滥用日语借词，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逻辑非常清晰，并提出“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他提倡用“计学”取代日语借词中的“经济学”，使用“天演”取代“进化”。在近代中国翻译史上，严复直接翻译英文书籍，梁启超等人通过阅读日本人翻译的西方著作来认识欧美，形成不同的学术传承。但严译作品最终被日译新名词所击败，究其原因，大概包括以下几点：（1）清末以来译自日本的书刊数量太多，不但垄断了出版界，而且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严译书刊占有的市场份额较小，在影响力上有所局限。（2）严译强调“信、达、雅”，文言文不易为人理解，白话文运动后很难受到人们的欢迎。胡适曾说严复的翻译太过文雅，不如梁启超的翻译容易让年轻人接受。（3）严译好用计学、群学等单音词构词，不敌经济学、社会学等“复合词”在意义传递上的丰富性。（4）严复喜用音译。（5）严译的失败也涉及其所主持的“编订名词馆”，在名词统一工作上成效不彰。电话一词就源于“和制汉语”，我国在清朝时期引入英语telephone时，使用的是音译“德律风”。1891年在津供职的著名学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指出：“闻照德律风之式用电气写字，此间举笔而书，彼处亦照式而写，笔迹分毫无误。”茅盾在《机械的颂赞》中有“电灯不亮了，德律风不通了”的描述，后来“德律风”逐渐被“电话”一词所取代。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中曾将“democracy”翻译成“德谟克拉西”、“revolution”翻译成“造反”，现在分别由“民主”和“革命”所取代。与此同时，“和制汉语”有些翻译也需商榷。如将“Chemistry”译为“舍密学”，就让人捉摸不透，直到我国将其翻译成“化学”，这门学问才更加明晰。“company”一词被魏源译为“公司”，并未使用“和制汉语”的“会社”来替代。

三、日语借词涌入的影响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就写过《盲人瞎马之新名词》，总结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客观地讲，日语借词的涌入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1.积极影响。日语借词的涌入丰富了汉语的词义，汉语的结构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符合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要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一种新的文化涌入时势必对原有文化体系产生冲击。近代以来，随日语借词来的不仅仅是汉语词汇的丰富和更新，更是国人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革新。众多人类思想的精华被引入，其中最富影响力的当属“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等词汇和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激励当时国人奋发图强，促进了社会进步与发展。2.负面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的引入，并不能保证其所有内容都是精华，一些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中固有的不良产物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带入中国，进而对国人产生影响。此外，滥用日语借词会对我们的传统语法造成混淆。日语借词大量涌入势必会对我国古代诗词、成语等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和破坏，过度使用这些外来词还可能会影响汉语的活力和严谨。对日语学习者来说，不仅要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现状，还要对日本的语言文化进行更多的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与许多国家包括日本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各个方面的交流和互通越来越多，语言文化的传播越来越便捷，日语借词涌入过程中，语言交流会面临更多问题，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便使现代汉语能融会贯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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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洛单位：沈阳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