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出版媒介场域形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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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档案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一、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形成

与前方战场的悲壮惨烈的情形相比，抗战时期的文化出版与文艺创作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兴繁荣的局面。在出版事业方面，抗战前期，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以广州、长沙、上海、香港等城市为主的出版与供应基地。抗战中后期，则形成以重庆为中心，桂林、贵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大后方主要城市为重点的出版集散地[5]。在文艺创作方面，中国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都迁往抗战大后方，直接促成了抗战文艺的繁荣景象。抗战歌谣的出版媒介场域正是伴随着抗战大后方图书、期刊和报纸三种载体形式的文化出版的兴起以及文艺创作者和阅读者等群体的发展壮大而逐步生成。

1.抗战歌谣专著的大量涌现日本侵华战争严重摧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但在抗战大后方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战时文化出版一度出现了短暂的春天，造就了桂林这座抗战历史文化名城，成就了重庆这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重镇。据1943年，钟宪民指出：最近重庆市图书出版销量，比抗战之前的上海还要好得多，特别是抗战文艺读物普遍增多，比例较大[6]。与此同时，关于抗战歌谣的专著大量涌现，呈现出一番独特的抗战文化风景。这些抗战歌谣图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情形。（1）抗战各类歌曲的专著有：冼星海等编《抗战歌曲集》（上海，生活书店1938），马祖武、张定和等编《抗战歌曲新集》（重庆，教育部第二社会教育工作团，1941），萧而化、丰子恺编《抗战歌选》（成都，越新书局，1942），任钧著《为胜利而歌》（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汪继章编著《抗战歌谣》（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5）等。（2）抗战战歌、军歌的专著有：马丝白辑《战歌第一集》（武昌，湖北省各级学校战时服务团总团部，1937），劫夫等著《战地歌声》（汉口，生活书店，1938），韩一青编《抗战虎啸歌曲》（西安，复兴出版社，1939），青年军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青年军歌集》（出版地不详，军事委员会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1945）等。（3）抗战民俗唱词的专著有：穆木天著《抗战大鼓词》（汉口，新知书店，1938），赵景深著《战时大鼓词》（广州，战时出版社，1938），何蓉等著《抗战通俗韵文选》（出版地不详，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9）等。（4）抗战童谣儿歌的专著有：钟昭华编《儿童歌曲》（桂林，华华书店，1944），华莺，章淑编《儿童歌曲》（重庆，作家书屋，1944），孙慎编《儿童新歌集》（重庆，歌曲研究社，1945）等。（5）抗战歌谣的合唱专著有：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齐唱曲集》（重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1941），林路主编《抗战二部合唱歌曲集》（桂林，抗战歌曲刊社，1943）等。（6）抗战歌谣的配画专著有：成都市民教馆编《抗战漫画歌谣集》（成都，成都市民教馆，1941）等。（7）抗战歌谣的系列丛书有：伊兰编《战时歌曲：大家唱•一集》、《战时歌曲：大家唱•二集》（重庆，上海书店，1937）；陈原、余荻等编《二期抗战新歌初集》（桂林，新知书店，1939）、《二期抗战新歌二集》（曲江，艺术图书社，1941）、《二期抗战新歌续集》（出版地不详，亚洲印书馆，1943）等。此外，还有关于弹词鼓词的国民常识通俗小丛书：老向编《募寒衣》（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杨昌溪编《王铭章血战滕县城》、严恩纹著《陈怀民肉弹击敌》、王冰洋著《杏儿山尽忠》、师辛编著《袁专员守土抗战》、羊驹编《抗战小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王冰洋编著《梁镇球助军歼敌》（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庄文著《温生财刺孚琦》（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等。（8）抗战歌谣的研究专著：周钢鸣著《战时后方歌咏》（汉口，黎明书局，1937），马国霖著《唱歌法》（桂林，新大地社，1943），艾思奇等著《秧歌论文选集》（出版地不详，新华书店，1944）等。除以上所举外，还有冼星海著《星海歌曲集》（桂林，新光书店，出版时间不详），许可经著《救亡歌曲集》（重庆，出版者不详，1937），成都市中等学校校长座谈会选辑《成都市学校青年训练团抗战歌集》（成都，新记成都启文印刷局，1937），于冰编《救亡歌集》（西安，少年先锋社，1938），杨守真编《抗敌歌集》（桂林，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伊兰编《抗战歌曲集》（长沙，上海书店，出版时间不详），郑一编《选抗战歌声》（沙市，中南图书公司，1940），二二五童子军书报用品社编《救亡歌曲》（成都，二二五童子军书报用品社，1940），朱宗敬编《前线歌选》（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0）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正是这些抗战歌谣专著的出版发行，彰显了抗战歌谣创作与歌咏活动的繁荣发展，形成了以图书专著为基础，以抗战歌谣为传播客体的媒介场域。

2.抗战歌谣报刊上广泛发表报刊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是读者面向最为广泛、传播覆盖最为普遍，传播时效最为及时的出版物。据笔者2010至2013年重庆图书馆抗战民歌民谣专题文献普查，及2014年以来第三军医大学抗战歌谣精神形态研究课题的调研，抗战歌谣的发表可谓遍布大后方的各种报刊。（1）抗战大后方报纸发表抗战歌谣的情况抗战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报纸业被迫迁往西南地区，形成了“一报多版”、“百报齐鸣”的发展形势。如《中央日报》于1938年9月迁到重庆，但在长沙、贵阳、成都、昆明、福州以及广西、安徽等10余地都有分版出版[7]。其他如《大公报》有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扫荡报》出有重庆版、桂林版、昆明版，《阵中日报》有成都版、湖南版等。这些报纸不论是大报、官方报，抑或是小报、民间报，都极大地传播了抗战历史文化，几乎大部分报纸只要有副刊，均刊载过抗战歌谣，对抗战歌谣的传播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全国性的报纸巨头方面，《大公报》重庆版连续刊载了滢辑的新疆民歌《被压迫者》（1938-12-2）、《团结之花》（1938-12-4），李建章的《捐款》、《小刺客》、《批把树》《喜鹊》《不逃难》等抗战歌谣10则，罗四维的《小轿车》《说大阪》《小日本》《东洋鬼子》《小倭奴》等5则以及老向的民俗唱词“讨汪”之《抗敌除奸》、《汪逆私逃》、《精卫不祥》、《汪逆降敌》、《捉拿汉奸》（1939-10-2）等。《中央日报》贵阳版发表了文传声的《儿歌拟作十首》（1939-4-28），辑录了佚名的《同护江山》、《旗正飘飘》、《伟大的国旗》、《天下为公》、《我所爱的大中华》、《玉门出塞》、《赴敌》、《战斗颂》、《战斗的爱》、《中国的战士》、《流亡之欢》、《募寒衣》（1939-11-25）；同年11月19日开始，《中央日报》重庆版连载了老向依国韵以“抗战到底”为主题撰写的民众歌曲四十二首；《中央日报》成都版发表老向的民间小调《壮士归来》（1941-9-30）等。《扫荡报》重庆版发表了荆有麟撰写的《送郎投军》（1939-3-27）、《代爹出征》（1939-4-3）、《太阳出山》（1939-4-28），9月19—30日连载苏子涵作词、邵恒秋绘画、邱希文木刻《开封大锄奸-拉洋片唱词-连环漫画》；《扫荡报》桂林版刊发了陈玠、胡然的童谣《啦啦歌》，吴钟琪记谱、配词的小白菜调《要报仇》（1939-10-19）等。《阵中日报》刊发了佚名撰写的陕北民歌摘豆角调《打东洋》（1943-6-30）、仿四川民歌调《太阳出来照白崖》（1943-7-14）、颜世英的《杀敌歌》（1943-8-15）等。在区域性的地方报纸方面，《新华日报》刊发了高敏夫的陕北小调《哥哥骑马打东洋》（1938-7-27）、《人人都爱他》（1938-12-12），田家的《鄂西民歌》（1939-1-22），羽录的《黔桂难民逃亡谣》、《四川民谣》（1945-3-18）等。《西南日报》上有孙渝的《为祖国战争》、罗雪安的《振兴中华》、阳金刺的《胜利进行曲》（1938-9-10），胡绍轩、徐萱的《天明歌》（1939-1-10），廖季登的抗战新歌三首《我们在后方》（1939-1-16）、《兵工》（1939-1-17）、《我们的铁》（1939-1-18）等。《西北文化报》上芢莆的救亡歌曲《加入义勇队》》（1938-1-8）、文华的《战歌》（1940-1-29）、陈棚的《游击队之歌》（1940-5-13）、王捷二的《征募夏衣歌》（1940-5-18）等。《华北新闻》上杨世华的《劈劈拍》（1944-1-17）、《电线杆》（1944-1-23）、武或的《大家出力》（1944-1-21），佚名的《小歌谣》（1944-1-26），裕的《喜鹊》（1944-2-29），卓笔的《黄大姐》（1944-2-13）、蓝田的《劝妻》（1944-2-14）、《运夜粮》（1944-2-21）、《切菜刀》（1944-2-21），佚名的《大汉奸》（1944-2-27）等等。即便是一些县市级报纸也发表了大量的抗战歌谣。如《万州日报》上乡坝老的《劝买救国公债通俗歌》（1937-10-4）、王元的《抗战总动员歌》（1937-10-13）、泪湘仿苏武牧羊谱作的《抗日除奸歌》（1937-10-31）、田夫的《劝捐曲》（1937-12-30）、英的开路先锋歌调《抗敌先锋歌》（1938-1-9）、宋萍的孟姜女寻夫调《杀敌歌》（1938-1-18）、佚名的仿孟姜女调《防空山歌》（1940-10-23）。《达县日报》上佚名的《劝农夫》（1943-12-3）等。此外，《新民报》、《新蜀报》、《商务日报》、《大声日报》、《国民公报》、《成都快报》、《西北日报》、《兴中日报》、《朝报》、《建国日报》（含成都版）、《新秦日报》、《济川公报》、《甘肃民国日报》、《川东日报》、《广西日报》、《南京晚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含成都）、《复兴日报晚刊》（成都版）、《西南日报晚刊》、《时事新报》、《评论晚报》、《重庆新民报晚刊》、《中央日报星期刊》（贵阳版）、《党军日报》、《理报》、《晚晚报》、《新新新闻》、《包头日报》、《华西日报》、《救国日报》、《南方日报》、《宁远报》、《新中国日报》《云阳公报》、《保山日报》[8]等都有抗战歌谣的频繁见诸报端。抗战大后方各种报纸对抗战歌谣的刊发，是对抗战歌谣传播的鼎力支持，极大扩展了抗战歌谣的社会影响。（2）抗战大后方期刊发表抗战歌谣的情况与报纸略有不同，抗战时期中国期刊出版界在复刊及内迁的前后，创办了一大批抗战文艺的专门期刊，如《文化先锋》、《文艺先锋》、《战时青年》、《战时文化》、《全民抗战》、《反攻》、《反侵略》、《抗到底》、《中苏文化》、《国讯》、《战时教育》[9]、《抗战文艺》、《抗战三日刊》、《战潮》、《全民周刊》、《文艺战线》、《战歌》、《抗战戏剧》、《抗敌导报》、《战时民训》、《文化动员》、《抗战艺术》、《全民抗战》、《战时民众》、《抗到底半月刊》、《隆昌县总动员宣传周特刊》、《战时中学生》、《战时后方画刊》、《抗建通俗画刊》、《抗建》、《反攻》、《正信抗战半月刊》等等。将抗战大后方期刊杂志进行简单划分，各类期刊也均有抗战歌谣的发表，几乎可以信手拈来。在文化、艺术类期刊方面，《文艺战线》上胡庶华作词、能务民作曲的《抗战到底歌》（1937年第1卷第2期），《战歌》上徐绍昌词、刘雪厂作曲的《游击队歌》（1937年第7期）。《文化动员》上秦光银的《从军乐》（1939年第1卷第3期）。《广播周刊》上启海的《到敌人后方去》（1939年第3期）。《新音乐》上何家槐作歌、孙慎作曲的《新游击队之歌》（1940年第1卷第5期）、黎音作的《鬼子和豺狼》（1942年第4卷第2期）。《战时后方画刊》上漾兮撰的《抗敌歌谣》（1940年第1卷第1期）。《战时文艺》上洪涛写的《反侵略战歌》（1942年第1卷第3期）。《全民抗战》上东翠宝的鼓词《小喇叭吓退敌兵》（1939年第7期）。《战时民众》上邢广益仿无锡景调《国难小调》、太朴的《保卫大武汉》、广益仿哭七七《杀敌小调》、邢广义仿扬州小调《杀敌小调》等（1939年第13期）。《美术家》上汪子美的战时小调《今年庄家好》、《送爹前去打游击》、《哥哥渡河到江东》、《爸爸打游击》（1945年第2期）等。在政治、经济类期刊方面，《浙江自治》上唐纳词、聂耳曲的《自卫歌》（1939年第3期），陈田鹤的《八一三战歌》（1939年第15期）。《四川省合作通讯》上曾士风的抗战通俗独唱词《血债记》（1939年2卷7期）。《西北工合通讯》上佚名的《游击队》、《鬼子矮》（1940年第1卷第3期）、刘忠益的《生产军歌》（1941年第4卷第4期）。《政工周报》上李培基的《从军卫国歌》（1941年第4卷第9期）。《农民通讯》上佚名的《山歌一首》（1944年第2卷第1期）、前人的《农人周年抗战歌》（1944年第2卷第5期）。《三民主义半月刊》上许世英的《知识青年从军歌》（1944年第5卷第11期）等。在军事、教育类期刊方面，《军事杂志》上俯拾的《游击短歌》（1939年第117期）。《海军建设》上贝谷的《扬子江战歌》（1940年第1卷第5期）。《进修》上李德笙的《战时童歌》（1940年第2卷第2期）。《四川兵役》上秦光银的抗战童谣《打东洋》、《打游击》、《出征》、《送哥哥》、《大家不退后》、《骑马打东洋》、《报国仇》、《我不躲》、《不当汉奸》、《犒劳将士》等三十四首（1940年第7、8期）。《士兵月刊》上佚名的《抗建山歌》、《战地山歌》（1942年第3期），《士兵周报》上佚名的《九一八》（1943年第3期）。《职工通讯》上佚名的咏延水谣曲《六进六出》（1943年第2卷第12期）等。可以说，抗战大后方的各种期刊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抗战歌谣，使其承载抗战歌谣的媒介效应也急剧增大。而这种“场效应”不仅引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继而更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战救亡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

3.抗战歌谣创作群体与受众在出版媒介场域中，出版者与出版物只是传播媒介，是媒介场域的中间环节。只有创作者生产出信息符号之后，才能经由出版者加工出品，传递给信息的受众，形成完整的传播过程。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即是在出版媒介的形成中使得抗战歌谣的创作者与受众作为传播链首尾相连。（1）抗战歌谣的创作群体抗战时期，歌谣的创作群体比以往更加全面广泛。一方面，抗战歌谣的创作群体涵盖了音乐家、诗人、作家等各类文艺工作者。如音乐家塞克作歌、冼星海制谱的《保卫芦沟桥》（《新少年》1937年第4卷第2期），贺绿汀的《炮兵歌》、塞克的《全面抗战》（《西南日报》1938-9-10），刘雪盦、自度曲的《中国空军歌》（《战歌》1938年第1卷第1-4期），白炎作歌、吕骥作曲的《武装保卫山西》（《大声》1937年第18期），麦新词、孟波曲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浙江自治》1939年第1期）。老舍的抗战民歌二首《大家忙歌》、《出钱出力歌》（《扫荡报》1938-11-12），冰心的《出征抗日歌》（《兵役半月刊》1939年第2卷第14期），郭沫若、贺绿汀的《出钱劳军歌》（《儿童月刊》1941年第14期）等。另一方面，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等军政要员及行政官员等也加入到抗战歌谣的创作群体之中。如冯玉祥创作的《劝君节约建国》（《扫荡报》1940-11-11）、《快服兵役歌》（《经纬》1944年第2卷第8期）、《胜利劳军歌》（《国民公报》1945-9-9）等。陈立夫、卢冀野的《抗战建国歌》（《西南日报》1938-9-10），陈果夫作歌、唐学咏制谱的《合作歌》（《自贡合作旬刊》1942年第15、16期）。罗家伦的《空军东征日本凯歌》（《新民族》1938年第1卷第14期）、《远征军歌》（《现代西北》1944年第7卷第2期）、《青年从军歌》（《中国青年》1944年第11卷第5期）等。潘公展的《总动员歌》（《农业推广通讯》1942年第4卷第4期），杨公达的《筹债歌》（《扫荡报》1944-4-12）等。抗战歌谣创作群体的发展壮大，带动了抗战大后方群众歌咏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不仅传播了抗战救亡歌声，播撒了抗战音乐火种，更用民魂战歌的嘹亮乐章唤起了大后方民众的抗日激情，点燃了各地的抗战音乐烈火，使抗战救亡歌声遍布全国，有力支援了抗战民族解放战争。（2）抗战歌谣的受众传播受众是指与抗战歌谣出版信息相关联的读者群体。他们是抗战歌谣信息的接收者、反馈者与传播者，是抗战歌谣传播的起始目标和最终归宿。在出版媒介场域中，抗战歌谣的原文创作者和编辑出版的生产者构建了信息传播空间，而这依赖于受众群体的阅读和传播。抗战歌谣传播过程中，只有得到受众的阅读传递，才能形成完整的传播系统。在抗战歌谣的出版媒介场域中，一方面，针对工人、农民、士兵、市民、学生等社会各个阶层，以及对青壮年、妇女、儿童等社会各种群体，既有社会科普类的图书报刊，更有量身打造的专业读物。如王云階、刘雪厂在《战时妇女》上的《好女儿歌》（1937年第13期），傅建华在《湖南防空月刊》上的《防空俚歌》（1940年第11、12期）。地雷检词、丁珰曲在《新音乐》上的《新兵歌》、柳傅启事，桂矢甲曲的《步兵歌》（1940年第1卷第2期）。龙光在《现代农民》上的《节约歌》（1941年第4卷第5期），行知在《战时劳工》上的《自立歌》、《节约歌》（1942年第2卷第9期）等。另一方面，抗战歌谣的创作者和生产者，针对社会不同的受众群体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辅导。如赵清阁在《弹花》上的《制作军歌之我见》（1938年第2卷第2期），作新在《新民报半月刊》上的《从歌谣中看妇女》（1940年第2卷第1期），吴世璟在《社会教育辅导》上的《怎样教士兵唱歌》（1944年第2期）。林石的《怎样教大众产生自己的歌曲》、陶行知的《什么是大众歌曲》、张曙的《唱歌的声音与感情》（冼星海等编《抗战歌曲集》，上海，生活书店，1938）等。对于抗战歌谣的传播情形，丰子恺谈道：“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会是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

二、结语

出版媒介是抗战歌谣的基本传播媒介。抗战时期，在一切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旗帜下，在各种图书、报刊发表抗战歌谣为抗战事业服务的时候，出版媒介场域应运而生。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形成对宣传抗战大众文化，对鼓舞大后方军民坚忍不拔、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可以说，出版媒介场域对于抗战歌谣的传播已经成为抗战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展现了抗战歌谣的历史发展脉络，也生动表现了抗战大后方全体军民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光辉历程。它作为抗战歌谣的主要传播媒介，展现了抗战歌谣开创了民族音乐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大众化的新局面，有力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并将形象地诠释了抗战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抗战歌谣传递给广大军民，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宝贵财富。

作者：刘安东 肖军 王兆辉 单位：重庆图书馆 第三军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