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派社会理论及其启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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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大学学报》2015年第二期

中国语境中，常用“正派”去评价一个人，意指此人作风规矩、严肃，行为符合传统道德规范或者严格按照相关规则办事。相对于社会而言，个人只是微观的组成部分，那么，能不能使用对微观个人的价值评价方式去评价宏观社会，这样的评价方式意义又何在，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下构建正派社会又何以可能？这些疑问虽然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和审思，但耶鲁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马格利特和其《正派社会》或许能给这些疑问以合理的解答。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法治成为关键词。党和政府为何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候强调法治？笔者认为，公平正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核心问题若不得到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优越性将得不到彰显，无疑也会直接影响到小康社会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然会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自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明确社会主义制度所追寻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十八届四中全会高度重视依法治国的问题，但从公报中27次出现的“公平”、“公正”、“正义”来看，依法治国的更深寓意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个人以为，在中国的当下，构建正派社会可能比实现社会正义来得更加迫切，因为马格利特曾说：“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是正派的，但正义的社会不一定是一个正派社会。”

一、马格利特与《正派社会》

“自罗尔斯《正义论》问世二十五年以来最重要的一部社会正义著作”，这是马格利特《正派社会》于199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发行之后，西方学界给出的积极评价。毋容置疑，在罗尔斯时代甚至是“后罗尔斯时代”探讨社会正义问题，都很难跳跃罗尔斯的路石，同为罗尔斯时代的正义理论家诺齐克就悲叹过如此的命运：“从现在开始政治哲学要么是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么必须解释为什么不这样做。”梳理马格利特正义理论的叙事逻辑，就会发现马格利特的确是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他们的理论旨趣都直指社会正义问题，都试图给予社会正义难题以科学的解答，并指出明确的出路。既然《正派社会》被誉为《正义论》之后最重要的一部社会主义著作，就必然有其特殊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罗尔斯构建《正义论》时代，美国深处内外交困的泥潭，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成为罗尔斯正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罗尔斯指出正义即公正，那是一个经济分配和基本权利特别迫切的年代。马格利特提出不羞辱和尊重公民，则是一个社会接纳和排斥屡屡困扰人们的年代。”虽然在对罗尔斯正义理论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有部分学者也指出罗尔斯的理论欠缺心灵关注和人性关怀，但在罗尔斯的时代，能够仅仅抓住物质中心去应答时代提出的正义难题，已经实属不易，而且自古以来，物质财富的分配和享有是人民最为敏感的神经。这或许是罗尔斯正义理论受到广泛关注的根源所在。“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到了马格利特的时代，经过了第三次科技浪潮和新一轮经济的发展，虽然物质财富还不至于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社会接纳和排斥问题在经济分配面前显得更加迫切。从人类历史的进路来看，“无论就发生次序还是严重性而言，心理伤害往往被当作从属于物质伤害的第二性伤害”，但西方一些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已经将“羞辱”和祛除“羞辱”纳入自己的视阈和思域。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就是在如此的大背景之下诞生的。马格利特在构建正派社会理论时，首先指明了正派社会的“敌人”——羞辱。而在马格利特的语境中，这种羞辱又特指制度给公民带来的羞辱，即使制度羞辱了“张三”，“张三”没有感觉这种羞辱，而社会其他成员如“李四”感觉到了制度给予“张三”的羞辱，这样的社会也不会是正派社会。马格利特为何如此重视“不羞辱”在正派社会中的作用呢？因为他认为正派社会或许不是一个正义社会，但正义社会必然也必须是正派社会，所以，要达致一种理想的正义社会，正派社会就是必由之路。“正派社会的理想虽低调，但要求却并不低，因为只要你去留心，生活中处处都有羞辱。既然羞辱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之中，要做到不羞辱，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由是，与其说马格利特的正义理论是在诉说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毋宁说是在构建一条到达正义社会的必经之道。《正派社会》的开篇就说到“：羞辱是制度造成的一些行为或境况使个人尊严（自尊）受到伤害”，[7]可以看出，在马格利特的理论中，他特别强调公民受到“羞辱”的理由，尤其是制度的理由。社会制度的设置和运行一般具有稳定性、常态性等特征，如果制度对公民造成了羞辱，则是长期的、普遍的“惯性羞辱”，而这些羞辱主要表现在“把人不当人，当成物、机器、动物，或者是当作次等人”。[8]作为心理伤害的羞辱，往往被一个社会忽视，在马格利特那里，羞辱直接决定着社会正派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让公民长期生存在某些羞辱人的制度之下，必然会出现制度羞辱人、人羞辱人、人羞辱制度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社会也必然会失去基本的人性把持和道德操守，势必产生更多羞辱现象，比如金钱、符号、地位均会成为新的羞辱力量。从人类正义学说史的流变来看，以往的正义理论家大多是从社会不正义的现状出发，从正面的角度构建正义学说，如马克思、罗尔斯。马格利特却从“不羞辱”这个反面视角出发，对社会正义问题展开著述，其更深的用意在于提醒每一种社会、每一个人：人和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即使在极端的境况下，也不可能完全丢失人的本性，完全泯灭人的个性。所以，祛除羞辱以构建正派社会，与每一个具体而现实的人都直接相关。

二、正派社会何以可能

“马格利特的正义理论从主观社会公正出发，却从不羞辱这个反面来论证正派社会，不是说社会不能通过现行制度或制度设置给人应有的尊严，而是深刻认识到尊严最起码的条件是不受羞辱这种严重心理伤害。”[9]与马克思、罗尔斯甚至是霍耐特等人相比，马格利特并不是从宏观视角而是从微观个体的心理层面出发，表达出对当代“羞辱”状况的高度敏感和深切关怀，并希望通过祛除羞辱构建正派社会，以期最终实现人类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从理论角度而言，马格利特的叙事逻辑与进路无疑拓宽了我们对正义问题探讨的思域，但问题的关键是“凡是不能促成或不能进入到这种情理归一的圆觉过程的理论和假设，就只能是一种理论或合理的假设”[10]，正派社会理论切中了当下社会的软肋，但如何将理论转化为现实，不仅是理论难题，更面临实践的窘境。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实现公平正义才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中国对正义公平的价值追寻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马克思对正义公平问题的表达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阶级背景之下，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马克思提出社会制度变革来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但是，即使完成了制度的彻底变革，就不存在“羞辱”现象吗？所以，马格利特从微观的心理层面提出正派社会的构想，无疑是对隐藏于社会的大量羞辱给出的理论回应，无形中拓宽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问题域和理论视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事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依法治国”、“四个全面”等重要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并大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笔者认为，这无疑都是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的。具体而言，中国梦的本质就在于每一个公民有平等发展的梦，本质在于在正义的大环境下实现中国梦；依法治国在于坚守治国的底线，因为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本身就是现代国家的底线；“四个全面”的每一方面均指向人民群众的利益，“四个全面”的每一方面均指向社会的公平正义。十八大之后一系列高压反腐浪潮，其终极目的也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笔者思考的问题是正面的努力是否能够完全祛除反面的羞辱？按照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观点，物质生产方式是任何正义诉求的基础，是否解决了物质分配正义的问题，就是一个正义社会呢？是故，从此角度而言，正派社会对于当下中国更有意义。

马格利特认为，“羞辱”是正派社会的敌人，所以祛除羞辱而达致“不羞辱”是构建正派社会的根本路径。马格利特语境中的“羞辱”特指制度对社会公民造成的羞辱，是故，正派社会的必由之路就是通过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去革除已经存在的羞辱，避免新的羞辱发生。一个没有羞辱的社会就是马格利特希冀的正派社会。在马格利特那里，以往的功利主义者都试图从制度出发去实现所谓的公平正义，但这种理论探讨和实践往往导致新的不正义。于是，马格利特另辟蹊径，把“不羞辱”作为检验制度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标准，以期构建本身就不羞辱人的制度去消除羞辱人的现象，从而实现社会正义。马格利特对社会羞辱现象的关注及思考无疑值得肯定，但这样的理论思考也必然值得商榷。因为，如果没有制度的实际运行，如何才能知晓制度是否造成了羞辱？如果不知晓制度已经造成了羞辱，又如何才能消除制度已经造成的羞辱？如此，也就不能做到制度不羞辱人了。若马格利特的本意仅仅是将“不羞辱”作为制度构建价值追求，依然面临以上的质疑。“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11]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理论也必然面临如此的境况，因为人类至今，还没有一劳永逸的理论，也不会有能解决任何问题且毫无缺陷的体系。马格利特先入为主地将“不羞辱”置于制度构建和制度运行之前，无疑犯下本末倒置的错误，在其正派社会理论中，马格利特试图抹拭功利主义的痕迹，却又不自觉落入功利主义的窠臼。马格利特固然怀抱祛除羞辱以实现正派社会的美梦，但先入为主的“不羞辱”也使正派社会失去实现的可能性。梳理人类的正义理论，思辨的正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乌托邦”，唯有马克思的实践正义才是不二的选择。

三、正派社会理论与中国

虽然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理论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使其失去实现的可能，但他对社会羞辱的重视以及“不羞辱”理念的提出，或许能为中国当下的正义事业提供诸多启示。而马格利特尤其重视制度在构建正派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这无疑抓住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波普就曾说过：“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人，不如说是好的制度。”[12]“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

论及社会公平正义，总理曾把公平正义和解放、发展生产力并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这充分说明公平正义之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也说明公平正义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如此，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就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当下必须面对的艰巨任务。马格利特说，正派社会是制度不羞辱人的社会。这就为实现公平正义进行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必须得首先祛除羞辱人的制度，给所有人同等国民待遇，因为在一个分等级的公民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和谐”的价值诉求的。在祛除羞辱人的制度的同时，还必须利用新的制度给予曾经被羞辱的民众以一定的精神、物质补偿。从历史角度而言，有些“羞辱”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已而为之，可现实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受到了羞辱。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提升，具备了给曾经受羞辱的民众以补偿的条件。利用制度建设做好补偿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必须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纾解机制，使民众在受到“羞辱”后有正常的表达渠道和“羞辱排除”通道。马格利特认为，所有的社会羞辱都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人类发展至今，并不是所有文化都能提升人的尊严。所以，要彻底消除社会存在羞辱的现状，还得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对于当下中国改革而言，首要任务不是弄清楚要不要发展，怎么发展，而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要发展，发展之后怎样去提升人的尊严，怎样在发展的成果分配中让民众感到社会的正派和不羞辱。”

四、结语

任何正义思想都是对时代非正义的回应。马格利特在物质逐步丰裕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正派社会和不羞辱的理论，因为社会接纳和排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又一难题。经过几十年的爬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公平正义问题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必须直面的理论和实践挑战。马格利特正派社会理论的旨趣在于考察社会制度对人的羞辱，并力图提出对社会羞辱进行纠错的根本路径。虽然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而论，马格利特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但其从心理伤害这样的微观视角关注社会正义问题，无疑会引起更多人对羞辱问题的关注，这也会为中国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某种借鉴和指导。

作者：阳鸣 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