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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研究成果缺乏学术规范,研究目的不明确。学术规范的内容涵盖以下三个层面:逻辑层面,主要规范逻辑思维与创造性等方面的内容;方法层面,主要规范研究的路径、边界与方法等;形式层面,主要指文本规范,包括文献索引、引证出处、参考书目、注释体例等。从逻辑性和创造性来看,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期刊的研究成果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我们的思考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性,结果,我们不自觉地反刍别人的思想和盲目追随话语权力的拥有者”。
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原创理论较为缺乏,体系有待完善,呈现边缘化状态。问题的症结主要体现在理论的碎片化与工具性,也就是理论不成系统,而研究过于强调目的性和实用性。研究方法的局限也制约了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中国文史研究的独特传统以思辨为主,“往往重视直觉而忽视推理,重视个性而相对轻视规范。虽然研究思路较为宏观,但研究范式的运用则相对随意”,对于研究对象的细部特征(诸如结构、理论框架、规范性等)的描述则相对乏力。
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很多研究报告不太重视研究设计,缺乏对研究方法的详细介绍和必要说明。大约有一半的论文没有明确的研究目的,研究的盲目性制约了研究层次的展开和研究意义的实现。从形式层面看,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篇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有引文文章和无引文文章之比为50.5:49.5。在对人文社会科学CSSCI收录期刊无引文论文比例以及篇均引用文献数的比较分析中,新闻学与传播学以50.84%和2.77的平均数在25个人文学科门类中居于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一的位置。缺乏标准的引文规范、不标注作者单位、不使用注释等等现象,成为部分新闻传播学研究期刊特有的痼疾,不仅无法表现出应有的学术渊源厚重感,也使新闻传播学和其他学科存在交流障碍,难以沟通。
2.办刊主体相对分散,期刊定位学术内涵缺乏,缺乏权威性。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有相当一部分由某个单位主办,而不是隶属于专业的新闻传播协会或学会。新闻传播期刊中有较高比例的论文作者来自期刊主办单位,“院内发文”现象严重,部分权威期刊该比例曾达41%。与美国同类期刊相比,美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大部分隶属于美国的新闻传播协会,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都须通过盲审和同行评议,来自主办单位的论文保持在较低的比例。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期刊相比,这个比例也偏高。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文艺理论研究》,“院内发文”比例最高的2001年也只有18.32%。从期刊定位来看,新闻传播期刊主要分为学理性和实践性两种。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虽侧重于理论研究,但较多对策性、思辨性、介绍性研究;而由新闻传播媒介机构主办的期刊则基本都是经验总结。新闻传播学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因此该领域的论文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技巧、细节等业务探讨上。传播学作为一门涉及面广泛的应用型学科,鲜活的、不断涌现的新实践课题耗费了业内学者绝大部分的研究精力,以至于学科深层次的哲学建构问题处于少人问津、无暇顾及的边缘之境,因此也难以达成范式共识。由于学术含量偏低,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大大低于其他人文学科。
3.与外部学科交流较少,处于较为封闭的研究状态。新闻传播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一个交叉学科领域,从传播学的创立者来看,数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信息科学等社会科学都留有很深的印迹,但从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整体的引证行为来看,主要是本学科领域的中外著述,而对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则基本漠视。新闻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较低,这说明新闻学学术发展更多的是通过学科内繁殖得以推进。经济学、管理学、信息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很难进入新闻传播学学者的研究视野。此外,国外文献引用率偏低,外文文献偏少,缺少国际研究视野。有研究指出,在所对比的社会科学应用学科中,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外国文献的比例比其他学科明显偏低,也明显低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数33.24%。
二、新闻传播研究期刊的改革走向与发展趋势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期刊以上问题的出现,受到学术环境、学术传统、管理模式的重要影响。从学术环境来看,我国的新闻传播类期刊,缺乏行业协会的整体规范与自律。从学术传统来看,与西方期刊偏重量化研究、以实证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同,我国的新闻传播期刊更注重中国传统特色的思辨型研究,主要采用“人文学科研究”的研究范式,理论创新不足。从管理模式上看,较少商业化、规模化运作的尝试,学术制度和管理模式需要更新。这些问题将会影响新闻传播期刊和新闻传播研究的长远发展。
1.学术环境的改善。我国绝大多数新闻传播期刊各自独立经营,相互缺乏联系沟通,这种成本高、实力弱的运作方式不仅制约了刊物的发展,且容易为学术近亲繁殖提供土壤。借鉴欧美等国期刊经验,将办刊单位利用行业协会或学会组织起来,实现资源共享是改善学术环境的一个有效办法。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社会中介组织,在一些发达国家,协会和学会出版模式是学术期刊最为普遍的出版模式。法国、日本的期刊由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共同管理,德国主要是通过行业组织如全德期刊协会(VDZ)等进行管理,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在有些国家,出版的行业自律规则被授予准法律地位,如英国的“报业投诉委员会”“广播电视道德标准委员会”是议会通过立法程序设立的。我国的新闻传播期刊分散于各高校或媒体机构,只负责本刊物编辑,领域小而窄,很难形成专业优势和品牌影响,更谈不上获利与国际影响。因此,要改善学术环境,使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除提高质量水平之外,改变期刊主办和出版高度分散、资源配置低效的现状,走品牌化、集群化发展的道路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有利于形成竞争而又和谐的发展局面。
2.学术规范和期刊定位的再造。我国新闻传播学自文史研究发轫,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多体系性和框架性的“宏大叙事”,而少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传播学兴起之后,量化和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在向国外学习和引进新方法的时候,有时又走入了重形式轻内涵的误区,相当一部分量化研究徒有数据和表格,却缺乏有效的总结和论述,无法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有创新意义的结论,仅仅为数据而数据。部分工科思维对人文—社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形成了压倒性的强大影响,已显示出学术研究的机械与无深度。新闻传播研究层次难以深入,研究主题分散,研究规范不足,呈现非连续特征。这种学术传统的缺陷,不利于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高层次发展,更难以实现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因此,打破期刊的封闭发展状态,实现统一的学术规范,加强跨学科交流,同时在期刊定位上更侧重学理研究,将有利于新闻传播研究期刊的健康长远发展。
3.资源模式的优化。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期刊数量不少,但在运作上各自为政、定位重复,不同层次和系列的经营尝试基本没有,仅仅处于办刊生存阶段,很多在经济资源补给上都存在问题。由于创收渠道单一,发行范围狭窄(发行数在1万份以下的占到期刊总数的65.63%),大部分期刊经营都处于亏损状态。《国际新闻界》一度(1992—1995年)也投入了商业化的怀抱,最后也不了了之。期刊社不能像其他行业那样成为市场经济中完全独立的主体,编辑部很难做出一些符合市场需求的决策和行为,总体上规模和实力差,品牌意识空白,竞争力不强,国际影响缺失。目前新闻传播期刊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子,大部分维持着规模小、人员少的局面,因此发行收入难以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期刊的质量。必须建构合理稳定的新的资源补偿渠道,才能使学术质量在充足的资金保障下得到提高。因此改革传统办刊模式的关键是优化资源管理模式,引入外来资金资助,走市场化、专业化的道路。发达国家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政府的财政支持,二是各种基金会的资助,三是与商业出版公司合作。通过财政拨款、财团资助、社会捐赠、部门统筹等渠道建立出版基金是发达国家采用经济手段资助出版业的一个普遍方法,我国也应该不断完善各类出版基金的资助制度。日本对学术期刊的政府资助主要来自文部科学省的科研补助金,用以资助重要学术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2005年有156种学术期刊获得资助,年度资助总额为9.106亿日元,每种期刊平均资助583.7万日元。受资助期刊都是学术价值高的英文版期刊或有英文摘录的日文版期刊,资助要求十分严格。
学会出版以及商业出版合作也是一种重要的渠道。专业学会办的刊物,如国际传播学会(ICA)、世界舆论学会(WAPOR)、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AEJMC)办刊经费来自会员的会费。学会的期刊出版多是一种低成本的出版活动,出版物被看做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学会的力量相对较小,因此,也有很多学会都是采取和商业出版公司合作的模式,即学会负责内容,出版公司负责出版。同时商业出版社也出版一些订阅式的传播学期刊,如SAGE出版社的CommunicationResearch。由于宏观体制和市场程度的差异,我国目前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版主要依靠主办单位财政支持,而基金支持和商业出版几近于无,从资金来源上显得过于单一。因此也有学者提出期盼,希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有更多、更强的企业能加大资助传播学研究的力度(但并不干涉研究的独立性、科学性),如同美国的“洛克菲勒”、CBS那样。
4.增强国际化、网络化的理念。为更好地实现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英语出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目前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很多期刊都十分注重对英语出版的支持。德语曾是世界科技的主导语言,德国也主宰着世界学术出版业,德国在德语丧失科技主导语言地位后,向英语出版方向进行了成功的转变,将60余种世界知名的斯普林格德语期刊转变为英语出版,还创办了大量的英文期刊,斯普林格的英语出版已占到集团总出版量90%以上。而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纯英语或纯网络运作者几近于零,目前仅有少数期刊尝试刊登英文论文。用英语出版学术期刊,一直是非英语国家在实用性和国际性的选择中陷入两难境地的原因。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印刷版对外声誉不高,而使用英语并作为网络出版后,借助互联网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中国相关研究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用网络的形式出版,在经济方面和影响力方面,以及作者投稿方面,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借助英语和网络的形式,将有效地完成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宣传和国际影响,其传播面和沟通性得到显著的扩大和增强,无形中也将激励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质量的提高与影响的扩大。
三、结语
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学术机制和开展有效的学术交流,在我国新闻传播期刊自身实力较弱的情形下,国家相关部门应一方面设立一块专项办刊经费渠道,来扶持一批大刊、名刊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创立新的品牌,这也是引导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国际化方向的一个重要举措。资助过程应该公正透明,同时在管理上防止学术潜规则,规范审稿,使整个论文质量和期刊质量得到有效保证。尤其是在英文和网络出版上的资助,可聘请外国专家担任评委或编委。另一方面,可通过各级各类学会和协会组织的方式,加强期刊间的品牌联系和定位差异,建立期刊梯队,实现期刊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同时增强学会和协会的行业组织功能,加强统一的学术规范,开阔研究视野,加强国际合作和跨学科交流,在英语和网络出版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从而使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日益走上规范化、创造性、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作者:梅明丽单位: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