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背景下古代中日间的信息传递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传播学背景下古代中日间的信息传递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从传播的载体分析

汉字在传入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这是绝大多数中外学者持有的观点。没有文字，文明继承和文化传播只能依赖口耳相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对于古代日本而言，尽快地掌握一种文字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认为，汉字正式传到日本始于应神天皇十六年(285)百济人王仁现郑玄注《论语》10卷和《千字文》10卷。从此汉字的影响逐渐在日本民族中扩大，它将中华文化的种子撒入日本列岛的土壤。尽管汉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掌握，但语言习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文化植入的过程，所以在汉字掌握的过程中就不自觉地学习了中华文化。人类的传播活动从语言传播到今日的信息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互动传播时代。传播是通过一定的媒介、手段或工具进行的。由于受到科技发展条件的制约，书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或媒介。尤其是在进入印刷传播时代后，信息传播效率得以大大提高。从隋末唐初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的活字印刷、木活字印刷的应用，再到元明两代的锡、铜、铅活字印刷术的进步，逐渐打破了固定的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文化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开来。书籍作为这一漫长历史阶段最主要的传播载体，为古代日本摄取中国文化提供了条件。史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

可以看出，印有汉字的书籍成为东亚世界文化信息的传播媒介，而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出现在唐代———印刷技术的大发展时期———也并非偶然，是有着传播学的历史必然性的。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往来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传播媒介的角色。以唐代为例，有大批的遣唐使在学成归国后效力日本朝廷，为古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据人民网2013年4月13日题为《西安发现世界唯一汉文鲁尼文双语唐代墓志》的报道，西安新发现一块唐代回鹘王子墓志，经学者研究确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唯一一块唐代汉文、鲁尼文双语石刻墓志。墓志汉文部分清晰可辨，记载了葛啜的父亲曾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显赫家世，介绍了墓主人的祖父、父亲和兄长的名字以及安葬的时间，还记载了这次安葬是由唐德宗皇帝安排的，长安城的回鹘大多参加了葬礼。在汉文的墓志之后，还用鲁尼文刻了与汉文内容大致相同的文字，但相对简单。这或可看作是文字不同而导致的信息传播受限的例证。

二、从传播的授受双方分析

文化交流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不论是古代日本的主动摄取和模仿，还是中国文化的不自觉输出，都是蕴含着目的和意图的，只是这种意图和目的往往不显山露水，但“传播的目的就是希望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传播信息，更不会莫名其妙地接受信息”。中日文化交流高潮出现的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经济发达、制度完备、科技先进、文化灿烂的唐帝国对亚洲乃至世界都产生着吸引力和影响力。一方面，中华帝国的天子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他们把国内的封建君臣关系延用于周边各国，这种“中国世界”观，并非仅仅是直接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方式，有时体现为中国王朝对周边各国的“册封”，封以官号、爵位，结为君臣关系，以宗主国对藩属国的立场置之于从属地位，其表现形式就是朝贡。在隋唐时代，日本朝贡中国达到高潮，也为中国文化海外流布提供了条件。纵览古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历程，每当出现大的跨越和变革时，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摄取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实现的。

①文化传播的特性，即文化总是从先进的、发达的地区向后进的、欠发达地区流动，而且后者不必要经过前者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这种传播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必将处于文化流动的上游，况且隋唐时代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愿望较之前任何时期都显得迫切，这是与当时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整体形势密切相关的。自6世纪中后期开始，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发生改变，半岛各国为争夺发展空间不断相互攻伐，而且一直作为日本在朝鲜半岛据点的任那最终为新罗吞并，与新罗关系的恶化使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同时，日本国内也面临着中央权威受到威胁，皇权为贵族所掣肘，由于地方豪族兼并土地而导致国家经济受到影响等的困境。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尽快跻身先进国家行列，日本遣使入隋，目的就在于掌握佛教以服务于国内统治，并在对外关系上赢取战略主动。迨至唐代日本朝廷听取隋朝时来华留学的学问僧惠齐、惠光、医师惠日的建议，②开始大规模派遣遣唐使，随后开创了古代日本的“遣唐使时代”，这是中国文化之所以广泛流播东瀛的内在动因。自630年至894年长达二百多年的漫长时期里，日本持续不断地派遣遣唐使摄取中国文化，并以中国社会为模板，通过改革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虽无直接的文献资料表明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却有着深层的推动力，即“以文化之”，将日本纳入到中华帝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内，期待最终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

三、从传播的功能分析

传播功能是指传播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及其对人和社会所起的作用或效能。传播活动具有多种功能，文化功能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广泛而普遍的。正是因这一原因，传播对文化的影响又被当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传播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承接和传播文化，选择和创造文化，积淀和享用文化。承接和传播文化可以将文化中的精华继承下来，使之世代相传并与其他文化相互作用;选择和创造文化，而非一味地被动接受文化，可以结合本土文化优势加以发展。当我们翻开日本文化千百年来的发展史，就会发现日本文化一路走来，正是印证了上述特点。从最早的“王仁献书”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学习汉籍，引进大陆技术人才，到圣德太子遣使入隋，再到大规模的遣唐使派遣直接摄取中华文化，古代日本终于在奈良时代(710—784)出现文化发展的新景象，可以说是积累量变到发生质变的过程。此阶段日本摄取大陆文明表现出继承有余而创造不足的特征，所以奈良时代又被看作“唐风文化”时期。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依稀看见在消化、吸收、运用大陆文明的过程中，已经在孕育着结合大陆文明而创新的日本文化的胚胎。通过平安时代(794—1192)前期的继续吸纳，即使在遣唐使废止之后，孕育在“唐风文化”中的日本本土文化开始有了明显的、独立发展的倾向，并最终发展成为和汉折衷的“国风文化”。这种文化形式是在吸收前一种文化形式养分的基础上的改良，例如由汉字发展而来的假名文字，和歌以及物语文学的繁荣等均属此种情况，也反映了文化在传播过程之中和之后被选择和再创造的特点。另外，文化的文化功能又表现为积淀和享用文化，它可以使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得以沉淀和堆积。文化传播的时间愈久远，文化积淀愈深厚，而悠久深厚的文化又为文化享用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有文字记载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肇始于两千多年前。公元前周秦时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已经载有“盖国在钜燕之南，倭北，倭属燕”。

公元1世纪《汉书》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已明确记录东海“倭人”朝贡之事。从公元3世纪的《三国志》到《清史稿》，中国历代官修史书都专门记载日本的情况以及中日交流史实。两国间的文化信息传播从最初通过朝鲜半岛的接力传递，到隋唐时代大规模的直接摄取，再历经宋元明清时代的变化，前后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伴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日本列岛文化形态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享用中国文化的同时，中国文化的基因也浸透到了日本列岛的些微之处，转化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因子。在此笔者特别指出，近代以降，日本推行维新变革、殖产兴业，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实现了强兵富国的目标。但是，国力增强之后的日本出现了歧视亚洲其他国家的倾向，理论家和思想界鼓吹“脱亚入欧”，试图从文化上否定日本作为亚洲一员的现实。实际上，日本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不断摄取、选择、消化、创新、享用以中华为代表的大陆文明的历史，并在上述过程中，逐渐培育出了日本民族特有文化的。这也从文化的形成基理上，根本性地决定了日本虽欲“脱亚入欧”，而又无法彻底脱离的尴尬。

四、从传播的效果和反馈分析

传播效果在广义上是指信息传播行为所引起的客观结果，包括对他人和周围社会实际发生作用的一切影响和后果。在自然地理上日本列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端，悬浮于海上。在古代交通尚不发达的条件下，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日本列岛内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当亚洲大陆文明快速发展时，日本列岛仍然保持着缓慢的发展节奏。譬如公元3世纪前后，大陆上已经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秦朝时，日本列岛仍处于从采集狩猎的绳纹文化时期向以水稻农耕技术应用为主的弥生时代的过渡时期，而且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并非由内部产生，而是受到外来的大陆文化的影响所致。根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观点，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隋书•东夷传•倭国》载:“无文字，唯以刻木、结绳为手段，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日人斋部广成的《古语拾遗》序文亦讲:“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而大陆上的中国，在殷商时代出现的甲骨文已经证明了文字体系的源远流长。“大约到秦汉之际，汉字随着中原民族的频繁向外迁徙，流播到了未及自然萌发出本民族文字的周边诸国，打破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文明的渐进秩序，使其从蒙昧或野蛮阶段跃入文明社会。”以汉字的传入为标志，日本逐渐进入了“汉字文化圈”，同时汉字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也在日本流布开来。迨至中日文化交流高潮出现的隋唐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以制度文化为代表的唐文化流播到日本的各个领域，涉及社会制度、政治机构、生产技术、思想宗教、文学史学、科技历法等诸多方面，是中华文明在东瀛传播盛况的表现。

另一方面，传播活动具有信息的交流和沟通的特征。既然是“交流”，信息传递就应该是双向的。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就不仅仅是传播者简单地输出信息，受传者也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信息，还应该包括主动地反馈信息。如前所述，隋唐时代是中国文化对日本传播的高潮阶段，一般认为在这个阶段以中国扮演输出者的角色，而日本扮演着输入者的角色，单纯地接受和享用中国文化。实际上，日本文化也曾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有所影响。以往学界大多认为日本能在文化上对中国进行某种“逆输出”是到了宋代才开始的，尤其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面表现突出。“这些现象标志着两国的文化关系到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交流。但是并不排斥早在隋唐时代，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已在影响中国，不过程度和范围上还很有限，不如宋代显著，不太受人注意罢了。”推古朝圣德太子作为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笃信佛教，曾亲著《胜鬘经义疏》等。该书曾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由随遣唐使来华的日本学问僧带到中国，送给扬州龙兴寺的灵祐。约一百年后，入唐僧圆仁在扬州看到此书，并发现扬州法云寺僧空明已在该书上另加批注。李白在《赠王屋山人魏万》的诗中云:“身披日本裘，昂藏出风尘。”李白自注:“裘者朝卿所赠，日本布为之。”可见布并非寻常之物，值得特别指出。隋唐时代之后中国再次陷入分裂状态，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机南下，对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冲击。随着国力的减弱，文化的影响力也逐渐衰微，但是从中日间文化交流的主流看，仍然是以中国文化的输出为主，与前代不同的是来自于日本的文化反馈显著增多。宋代日本输入中国的物品除了工艺品、佛教用具、食品药材和水银金银以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典籍书画。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中国典籍失传严重。而唐代日本学问僧、请益僧等回国时往往带着大量书籍，因此许多书籍得以完整保留。在宋代，国内一些失传的珍贵古籍通过入宋日僧和商人之手重新流入中国。在宋太宗时“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

另有源信的《往生要集》、源隆国的《安养集》，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纪》等著作均由入宋僧带入中国。之后的元明时代，中日文化交流持续开展，渡日华僧和入华禅僧不断往来，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①迨至清代，日本典籍西传中国进入全盛时期，日本文化对中国影响日渐显著。从隋唐至明清，在漫长的历史中，一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逐渐清晰地展现出来，而日本文化也以不同的形式反馈于传播者，最终完成了一项关键要素具备的信息传播活动。综上所述，自史前时代起，亚洲大陆东部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摇篮之一，尤其以汉字符号为载体的中华文明的传播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巨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古代日本通过积极引进摄取中国文化逐渐追赶上亚洲文明发展的进程。根据传播活动构成的核心要素，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不自觉地承担了信息传播者的角色，日本主要承担了受传者的角色，传播的信息即为蕴涵在汉字中的中华文明，以书籍等为媒介，使中国的文物制度流播东瀛。经过持续不断的引进和吸收，在模仿的基础上逐渐创造了独特的日本文化。在这项文化传播过程中日本并非一味接受，而是积极地有意识地反馈信息，使得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得以完整呈现。传播学就是动态的整体的人类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及用开放的发展观念综合研究人类传播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运用传播学分析古代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为更加全面地理解古代中国文化流播域外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王坤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