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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述言语和反身语言
逻辑语言方法对真命题或者命题的真值条件的过于关注极大地限制了其研究范围。由于它把语言仅仅看作由陈述或者真命题构成的关于世界的知识的载体,其兴趣几乎总是局限在对语言的指称或者描述功能的讨论和演算上,而很少探讨作为人类活动的话语的各种其他功能。因此,逻辑语言方法无法对转述言语在社会生活和心理中的功能和重要性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文学文体学方法不像逻辑语言学方法那样关注语句的真值,也不像符号功能方法那样重视言语交际的必要条件,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不同的组织结构、言语转述和话语描述方式的美学价值,注重这些不同方式所能产生的艺术效果或语用效果以及制造这种效果的意图或目的。例如,“直接言语”(directspeech)和“间接言语”(indirectspeech)作为两种言语转述的形式,无论在结构还是在功能上都有很多明显或不明显的区别。直接形式是从被转述者或者原始话语情景的视角来模仿或呈现被转述的言语事件,而间接形式则是从转述者或者当下转述事件的视角来分析或解读被转述言语事件。由于直接言语采用的是原话语(即被转述话语)事件的情景视角框架,它与当下的转述事件不一定有任何联系。直接言语明示了要如实呈现该话语事件,因此被转述的话语在再现原话内容的同时着意凸显了原话的形式特征。例如,有些话语现象(如不完整的句子、祈使句、感叹句、称呼语、属于不同语言的成分等等)在间接言语里是难以想象的,但却可以通过直接言语来呈现给当下话语的接受者。与直接言语不同,间接言语采用的是当前话语事件的情景视角框架,被转述话语与当前的言语事件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因此,间接言语凸显原话语的相关内容,在形式上与原话语的相似程度可大可小。
除了直接言语和间接言语,还有一些转述形式介于两者之间。例如Volosinov(1973:129-159)提出的“准直接话语”(quasi-directdiscourse),也叫“自由间接风格”(freeindirectstyle)或者“被表征的言语和思想”(representedspeechandthought)。请比较:(5)aJohnsaid“Oh,amItired.”(direct)bJohnsaid(that)hewastired(.indirect)cJohnsaid:ohwashetired(.quasi-direct)准直接话语的语序和其中包含的感叹成分都类似于直接言语,但是其时态和代词的选择却类似于间接言语,在这种意义上,准直接话语往往被视为直接和间接形式的混合。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例如,这种形式表达的是谁的视角?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上面的第一个例子表达的是John的视角,第二个例子表达的是转述者的视角,但第三个似乎是John从自己的视角转述自己的话语,但用的又不是第一人称,更不是现在时。由此可见,文学文体学方法所关注的主要是转述言语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是如何交替使用来产生美学效果或语用效果的,尤其是作品的叙事者和作品中人物的视角的轮换交错所产生的对比效果。巴赫金曾表示,话语的权威性和直接言语或“逐字引用”之间存在着联系:“他人话语地位越高,越具权威性,其边界就越清楚,越不容易受到外来的转述和评论倾向的侵入。”(Volosinov1973:123)这无疑低估了语篇尤其是政治语篇中说话者在转述权威者话语时的创造力。首先,在具体语境中对他人话语的引用是要制造出具体有效的修辞效果。政治家引用他人话语的目的是要为当下自己的交际目的服务的。其次,使用直接言语而非间接言语,表面看是为了客观真实或者表示尊重权威者,但其真正用意往往是利用权威者的原话来为自己的话语或思想争取合法性或权威性。引用谚语、经典等和引用名人或权威者的话语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二、转述言语和新闻语篇
转述言语在新闻语篇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记述人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是怎样说这些话的,“新闻的这条基本原则可以表述为‘某件事如此是因为某个人说它如此’。”(Fishman1980:92)在新闻报道中引用谁的话,不引用谁的话,为何引用这些话,采用什么样的引用方式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语言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新闻语篇转述言语的分析研究,这方面的著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然而,国内迄今对汉语新闻话语的研究或者依然局限于句法层面或者把重点放在制约新闻生产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等语境因素上,而语篇层面的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却很少。传统上,对言语转述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文学语篇,以至于每当提到转述言语,人们就会想到文体学家对文学语篇中的引语所概括出来的那些形式特征和修辞功能。但是,随着非叙述性语篇分析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转述言语的性质与功能会因语篇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在文学语篇中被转述言语的来源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新闻报道中其来源的真实性则极为重要。虽然巴赫金的主要兴趣在文学语篇,但他非常重视研究他所谓的“修辞体裁”(the“rhetoricalgenres”),包括新闻话语、政治话语、宗教语言和法律话语中他人话语的对话性作用。巴赫金认为,文学语篇与这些修辞体裁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中的转述言语浸透了作者的意识形态,而后者中的转述言语因其固定性(fixity)、客观性和权威性能够抵制这种操纵并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见Volosinov1973:123)。转述言语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我们甚至可以此为标准来对新闻语篇进行分类。国内对汉语新闻语篇的分类基本照搬西方的传统,例如Bel(l1991)区分了四类新闻体裁:(a)硬消息(hardnews),(b)特写(featurearticles),(c)特殊主题新闻(special-topicnews),(d)标题(headlines)、小标题(crossheadsorsubheadings)、作者姓名(bylines)、图片解说(photocaptions);张建(1994)把新闻体裁分为消息、特写和新闻评论三类,消息又分为单一事件报道、综合报道、连续报道和深度报道。这种分类最大的问题是分类标准不一致。硬消息是按事件的性质分类的,指比较严肃且具有一定时新性的客观新闻事实,例如事故、冲突、犯罪、通告、发明和发现等;特写是按采写方式分类的,它往往只摄取新闻事实中最富有特征和表现力的片断进行生动地刻画,使之具有强烈的感染效果;而特殊主题新闻则是按内容分类的,例如体育新闻、商业/金融新闻、艺术新闻等等。张建的四类消息也是按报道方式分类的,它们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大的重叠性,例如连续报道是对重要事件或人物在一定时期内的追踪报道,但是其每一次报道的方式与单一事件报道很可能没有多大区别。另外,从综合报道和深度报道的区分中我们也很难看出两者在语言、语篇和体裁上有何明显的独特之处。至于Bell的第四种体裁中列举的例子通常只是一篇报道的构成成分,其中一些(如小标题和作者的名字)从来不会单独构成一条消息。辛斌(2007)从言语转述和语篇对话性的角度把消息分为两类:事件消息(eventnews)和转述性消息(speech-reportingnews),前者旨在向读者展示发生于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或现象,后者则旨在“投射”(project)重要人物、权力机构或社会组织的话语。在转述性消息中,报道者一般尽量避免个人的观点或评论,以给人以忠实于原话的感觉。其中原因不难理解:这样的消息所转述的话语通常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其中许多有可能在国际和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记者在报道时一般都非常严肃谨慎,唯恐偏离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转述性消息通常有如下特点:(a)转述形式比较单一,主要以间接言语为主;(b)转述风格拘谨,报道者态度严肃,绝少评论;(c)转述动词选择范围比较狭窄,含有‘指示’‘、要求’‘、强调’等意思的动词比较多;(d)每一个转述词的管辖范围明确,边界清楚。转述性消息又可按其对话性程度分为独白式的和对话式的。辛斌(2007)的分析表明,消息因其报道的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对话性,报道者是否和如何转述他人的话语对新闻语篇的对话性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不过,对话性和独白性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个程度问题,最终取决于发话人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受话人和其他声音的存在并把这种考虑在语篇中表现出来。每一种语言都有各种手段供发话人选择,以表达受话人和其他声音在语篇中的存在;在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便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三、对比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Lucy(1993:28-29)在谈到转述言语研究的发展方向时指出:我们必须对转述言语做出形式上的描写;我们必须澄清转述言语的功能;我们必须探索转述言语的局限性;我们必须解释转述言语的创新性用法。由于我们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尽量比较全面地反映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的异同,因此至少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1)汉英转述言语的分类和在报纸新闻中的分布转述言语形式多变,功能复杂,对比研究需要首先梳理以往对转述言语的分类,然后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对汉英报纸新闻中的转述言语做出新的分类。转述言语的分布、性质与功能会因语篇类型的不同而不同,这不仅表现在作为一个大的语类的新闻语篇与其它语类之间,例如在文学语篇中被转述的言语的来源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新闻报道中其来源的真实性则极为重要,也表现在新闻语类内各次类之间,例如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经常会出现在新闻特写中,而很少出现在事件消息中。(2)不同新闻体裁和语境中汉英转述言语的形式与功能各种转述言语的形式和功能并非固定,而是会随报道的内容和目的发生变化。某一转述形式在特定新闻语篇中的具体效果往往取决于上下文中对其他转述形式的选择。例如,在各类软新闻(softnews)中间接言语往往具有交待故事背景、引入故事情节的铺垫衬托功能,而直接言语因其真实生动、活灵活现,能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从而增强语篇的互动感和对话性。再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在间接引语中被转述言语(即从句)中动词的时态受转述语(即主句)中动词的时态支配。但事实上转述者往往从自己的视角,以自己的说话时间为参照而违反这一规定,以达到某种特殊的交际效果(见Sakita2002)。(3)汉英转述言语与汉英新闻语篇的对话性分析Tannen(1986:311)将转述言语叫作“建构的对话”(constructeddialogue),因为通过对所讲故事或会话中的对白话语的考察,许多所谓的转述言语并不是真正说过的话语,它们就如同剧作家和小说家所创造出来的对话一样。言语一旦从原有的语境移植到另一个语境,即使完整准确地被引用,也仍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所以在Tannen看来,被转述的言语实际上都是对话,确切地说,是被重新建构的对话,是叙述者自己的改造品,因而他或她要负全部的责任和解释权。转述言语其实是语篇互文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构成语篇对话性上具有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随新闻语篇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事件消息和转述性消息按其对话性程度可分为独白式和对话式的。消息因其报道的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对话性,报道者是否和如何转述他人的话语对新闻语篇的对话性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每一种语言都有各种手段供发话人选择,以表达受话人和其他声音在语篇中的存在;在新闻语篇中的转述言语便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4)汉英报纸新闻中转述言语的社会语用阐释汉英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在形式与功能上表现出来的异同和变化最终需要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上加以解释。例如“纯粹引语”(purequotation)和直接言语在汉语新闻语篇中要比在英语新闻语篇中的出现频率高,或许一是因为国际新闻报道基本由欧美几家大报所主导,它们通常构成国内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二是国内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经常受到西方某些势力的指责或攻击,使得国内影响较大品位较高的媒体机构更加谨慎和自律,更加倾向和善于利用直接言语的言据性功能。特定的研究内容和目标需要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我们在研究中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有具体语境下的个案研究,又有基于规模大小不一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分别从词汇、句法、语篇和语用多个层面来考察转述言语在汉英报纸中使用的异同。在新闻语篇分析中语料的多寡从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分析者所要达到的分析目标。vanDijk(1988)分析了选自99个国家138份报纸的700篇新闻报道,他最终总结出的新闻故事的图式特征(newsschemata)和宏观结构规则(macrorules)对此后的新闻语篇分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更通常的做法是仅仅分析几篇、十几篇或者几十篇,以说明某个或某几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的对比研究选取中、美、英等国家的十余家报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新闻报道为语料来源,考察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的语篇及语用功能的共性与个性;这些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现代快报》、《南京晨报》、《中国日报》(Chi-naDaily)、《环球时报》(Global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和《华盛顿邮报》(TheWashingtonPost)。分析着重沿着历时轴和共时轴同时展开,既分析这些报纸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的转述言语的使用情况,又分析它们就某些特定事件的报道中转述言语的使用情况。我们在篇章语用学和新闻传播学的指导下建立了原始语料库,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和工具对语料进行标注,发挥WordSmith这类软件的语境检索功能,以各类转述言语标志词为检索对象来统计语料库中报纸新闻语篇里各类转述言语的使用情况,以便考察各种形式的转述言语在这些报纸新闻中的分布与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就汉英报纸新闻中各类转述言语在语篇/语用功能上的异同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的分析特别强调转述言语与转述语境或转述者话语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具体为:(a)被转述话语和转述者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即转述者在多大程度上把转述言语的声音与自己的声音融为一体或者相互分开;(b)转述语境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或影响对转述言语的理解;(c)转述言语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原话的人际功能意义;(d)各种形式和来源的转述言语如何按照报道的目的来相互搭配、相互作用。我们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考察上述动态关系:词汇层面重点分析转述动词及其修饰语、情态词等;句法层面重点分析人称、时态和语态;语篇层面重点分析消息来源、转述动词的管辖范围、各转述形式的使用比例和分布,以及它们之间动态的相互关系和语篇功能。
四、一些初步的发现
本研究在对转述言语进行理论界定和分类的基础上,首先考察了中文报纸新闻标题中转述言语的形式与功能,认为我们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定义来理解各种形式的转述言语,而应该根据原型理论,将其视为各种典型形式;各种形式的核心地带足够清晰,但它们之间的边界十分模糊,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各种典型形式会发生变化,转述者以此来达到各种修辞效果,完成各种交际目的。然后我们分别从转述方式、转述动词和消息来源三个方面对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的转述言语进行了比较分析,初步获得了一些较有意义的发现。下面只简要介绍。中英文报纸新闻中言语转述的数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在英文报纸中的出现频率远高于中文报纸。从转述形式(reportingmode)看,间接言语的出现频率在中英文报纸中均为最高,其次是直接言语,而“自由直接言语”(freedirectspeech)、“自由间接言语”(freeindirectspeech)和“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narrativereportofspeechact)都出现得相对较少。中文报纸中间接言语在各种转述形式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其在英文报纸中的比例,而直接言语和自由直接言语在英文报纸中的比例则远高于中文报纸。英文报纸中的自由直接言语经常出现在段落的结尾部分,而在中文报纸里则往往出现在段首,经常充当主题句。警示引语(scarequotes)在中文报纸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尤其在新闻标题中,数量远远多于英文报纸。我们将转述动词(reportingverb)分为三类:言语转述动词(speechreportingverbs)、心理/思想转述动词(mental/thoughtreportingverbs)和言语行为转述动词(speechactreportingverbs)。我们也参照Geis(1987:93)和Lucy(1993),从转述动词经常带有的感情色彩上区分了积极(positive)、消极(negative)和中性(neutral)三类转述动词。分析表明,英文报纸新闻语篇中出现的转述动词数量远远超过中文报纸,前者约为后者的四倍;其中,中性转述动词、心理/思想转述动词和言语行为转述动词在英文报纸新闻中的出现频率均高于中文报纸。心理/思想转述动词在中英文报纸新闻中的出现频率均最低,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转述动词在意义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与新闻追求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相抵触。转述动词在汉英报纸新闻语篇各部分中的分布也有所不同。虽然英文报纸中转述动词的总量远多于中文报纸,但是后者的新闻标题中转述动词的出现频率却远高于英文报纸,其中频率最高的是“强调”这个词,数量接近总数的一半。“消息来源”(newssource)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本研究中指的是被转述言语的来源。我们把消息来源分为党政机关、记者媒体、专家学者、社会团体、公司企业、普通民众六类。统计数据表明,英文报纸中的消息来源总量大约为中文报纸的四倍,其中政府机关、专家学者、公司企业和普通民众四类消息来源的数量都明显超过中文报纸,而记者媒体和社会团体两类消息来源的数量则大体相当。党政机关消息来源在汉英报纸新闻中都出现得最为频繁,在《人民日报》中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政府往往占据着社会信息和传播的主要渠道,在当今社会,政府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是官方信息的重要途径。英文报纸中的专家学者消息来源更多,而且对这类消息来源的交代都非常具体明确,包括姓甚名谁、身份、职位、所属机构、地点等。公司企业在中英文报纸新闻中一般很少作为主要的消息来源使用,但如果它们与政治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就很容易成为主要的消息来源。我们还区分了具体明确的消息来源(specifiedsource)、非具体明确的消息来源(unspecifiedsource)和不能辨别出处的消息来源(unspecifiablesource)。第一类消息来源在中英文报纸中的使用频率均最高,第二类次之,频率最低的是第三类;其实,中西方媒体对于后两类消息来源的使用都有明确的规定并采取具体的措施加以限制,以体现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
五、余论
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中转述言语的形式与功能也不相同。例如,与英语不同,日语和俄语的间接言语中的时态可以和直接言语或原话里的时态相同(见Barentsen1996:15;Boogaart1996:215)。再例如,动词时态在识别印欧语言中自由间接言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Flowers?Yes,flowers,sincehedidnottrusthistasteingold…”。但是,由于汉语没有时态,叙事者话语和人物话语的界限远不如其他语言里那样明确,因此汉语中自由间接言语的确定在更大程度上要依赖语境(见Hagenaar1996:293-296)。通过研究其他语言或通过不同语言的对比分析来揭示本族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理论价值和跨文化交际的实践价值。
作者:辛斌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