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社会城乡结构的变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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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杂志》2015年第六期
城乡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子结构之一。“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1］(P175)陆学艺将社会结构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包括五个核心要素:社会成员、资源、机会、组成方式、关系格局。作为子结构，城乡结构当然是以追求社会资源在城乡社会成员的配置中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公平性)的结果为目标。结构化的研究是要说明这些规则和资源如何在日常惯例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以及如何将社会整合和社会系统联结起来。［3］(P9)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利奇(Edmund•R．Leach)在其名著《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中，对社会人类学的平衡论提出了批判，他通过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探讨，强调社会结构并非有一致的连续性，社会间不仅是一种裂变和融合，也包含结构性的变迁。［4］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深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进步成了发展中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是单方面强调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后果之一，城乡资源和机会配置不平等导致城乡结构失衡。社会资源配置过度集中于城市(如城市化、工业化等)，农村社会成员获取资源的机会大大降低(如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获取财富和收入的机会等)，必然导致城乡差距过大，城乡结构失衡。缅甸城乡结构的失衡主要体现在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有些方面有所改善，但总体而言，缅甸城乡结构的转型没有摆脱独立后逐渐建构的框架。
从蒲干王朝到1885年以前的缅甸为缅王时期，政治制度表现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社会结构表现为贵族与政权相结合的封建等级制度。国王是“大地之主”“全部水和陆地之主”“万物的所有者，水和大地的主人”，该时期全国的土地均视为国王的财产，在土地王有的原则下，缅甸历代国王又实行了一套土地分封制度，国王只是直辖部分地区，其余地区均以采邑的形式分封给王室其他成员、贵族、官吏或寺院。分封与行政区划相结合，以“谬”为单位，一个“谬”包括一个中心城镇及其所管辖的诸多乡村。国王对广大劳动者的统治主要有劳役和物租两种表现形式，一类叫作“阿姆丹”(意为服役者)，一类叫作“阿台”(意为普通农人)。缅甸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萌发并形成于殖民时期，殖民时期的缅甸政治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印治缅时期(1885～1922年)、二元政治阶段(1922～1937年)、印缅分治阶段(1937～1942年)，殖民者为满足其统治需求，随着政治制度的变迁改变了缅甸传统的土地国有制度。缅甸社会城乡结构的显著变迁也是开始于近代殖民时期。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载体，城乡结构的特征主要是由城乡人口的比例确定的，而城乡人口的比例，又为产业化的发展程度所制约。英殖民者为填补缅甸劳动力的不足，从印度移入大量劳工，导致缅甸城乡结构发生变化，开始了缅甸的城市化进程。缅甸印度劳工的数量从19世纪末的数万人增至1927年的400，000人，其中350，000人留在了上缅甸。
人口流动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20世纪30年代每年有20～35万人进出缅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往返于大城市之间。同时出现了大批缅甸农民移居的现象。缅甸三角洲的开发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吸引了来自干旱地区的大量人口，1901年下缅甸410万人口中10%来自上缅甸，这成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缅人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随着商业化步伐的加快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出现了周期性和短暂居住的人口迁移，如大量来自上缅甸呵叻高原的农民进入缅甸三角洲从事水稻收割。人口流动使英国人深感不安，用“都基”的当地世袭酋长来对农村居民强化管理，村社和农村成了受英国影响的经济发展区，更为重要的是成了产品和原材料的产地。在西方生产和贸易制度的推动下，城市的商业和地域管理两大职能在缅甸被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其周围的农村地区，在1872年到1921年年人口增长率为3.5%，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然而城市的地域空间主要是被英国人占据，其功能只是将缅甸产品输往世界市场和将西方产品输入缅甸国内的通道，并未促进工业的发展且造成“首位城市”现象，成为独立后缅甸城乡结构发展的巨大隐患。
(一)吴努执政时期的缅甸社会城乡结构(1948～1962年)吴努执政时期缅甸的城市化在东南亚地区处于较高水平，且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而影响缅甸城乡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城市化)的相对优化和国内政治形势。吴努执政伊始，缅甸经历了社会结构的改造，表现为吴努政府在发展国家、集体所有制的同时，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大力发展农业，实行土地国有化政策。独立之初，由于缅甸大部分财产由国外垄断资本家所控制，缅甸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相关调整，土地国有化政策由于受到各种阻挠，于1959年宣布放弃。吴努试图在综合佛教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佛教色彩浓厚的政治结构，但迫于各方挑战最后失败，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是他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无奈之举。由于共产党被宣布违法而转入农村从事武装斗争和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使得该时期缅甸城乡结构的变化深受国内战争的影响。独立后缅甸的首个城市化高潮出现在1950年左右，由于国内战乱，农民大批迁入城市，城市人口剧增，给城市的住房、就业、基础设施造成很大压力。1950年，缅甸的城市化率为16.2%，城市化水平在独立之初为中南半岛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泰国。据有关资料估计，1954年缅甸人口约为1900万。以仰光为例，1958～1960年的看守政府在郊区建立了一批卫星城，以安置难民并减轻仰光的压力。卫星城的建设，使仰光的城市不断向东、南扩大。当然，吴努时期的经济计划比较注重结合实际，自独立以来缅甸就已经为实现工业化进行了努力，1950年到1962年，缅甸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6%，部分工农产品恢复到战前水平，工业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吴努执政时期的1950年到60年代初，缅甸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大约3%，但城乡体制导致城乡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问题同样突出。
(二)奈温执政时期的缅甸社会城乡结构(1962～1988年)城乡体制的构建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奈温执政时期缅甸城乡结构呈现出缓慢发展的、固化的特征，固化主要体现在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交流。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军人掌权，缅甸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大幅调整经济所有制结构、推行并实行农村合作化政策，取消市场作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样的城乡体制，不但将已经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固化，且严格管制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交流，将城乡差别演变成社会地位的差别。奈温时期缅甸实行农业集体化、资产国有化，通过计划经济的发展促进工业化。奈温时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但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缅甸的工业化成果有限。缅甸的城乡结构在奈温时代的1973～1983年呈现出，缅甸的城市化速度有下降的趋势，直至1990年仍为24.8%，二十年增长了2个百分点。考虑到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城市的扩张、70年代中期缅共势力减弱后的缅北大移民，总体而言缅甸在该段时期农村向城市人口的迁移几乎是停滞的。从1950年到1970年缅甸的城市化水平从16.2%提高到22.8%，而1970年泰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20.9%。［10］1983年人口统计结果显示，全缅人口总数为35，313，905人，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95%，农村人口为76.05%，全国人口最多的三个城市人口数量为:仰光245.8712万、曼德勒53.2895万、毛淡棉21.9991万。这一城乡结构奠定了今日缅甸城乡结构的基础。80年代中期缅甸经济迅速衰退，失业率迅速上升，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均受到严重影响，80年代末，缅甸的人口死亡率仍在15‰左右。
(三)新军人政府执政时期的缅甸社会城乡结构(1988～2011年)1988年以后随着缅甸政府的改革及民族和解的逐步展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加速，城乡结构发生了现代转型，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4.8%增至2000年28%，2010年达到33.9%。1988年新军人政府上台后，放弃奈温时期的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发挥市场作用。［12］(P199～200)实行鼓励私人和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工业的政策，私营经济、外向经济发展起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结构转型进入新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带动了城乡结构的变动，打破了城乡二元产权制度的束缚，1988年起缅甸对农业政策和分配逐步改革，1988～2003年，调整配给制度，减少配给受众和粮食数量，农民积极性有所提高;2004年以后取消大米配给制度，农民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粮食盈余逐渐增多。1988年开始进行国企改革，90年代开始，政府将一些国企租给外商经营或合作建立合资企业，1995年1月，缅甸成立私有化工作委员会和资产评估委员会，首批私有化的企业有30多家，截至2004年，缅甸共兴建了18个工业区，吸纳9191家企业，这些措施的实施增加了城市就业人口，降低了缅甸城市贫困人口率。2004年工业产值占GDP的10.5%，2005年工业产值为17.5%，2006年工业产值约占GDP的19%，直到2009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43.2%，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0%。工业化的低水平成为限制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四)新民选政府执政时期的缅甸社会城乡结构(2011年至今)2011年新民选政府上台，加大民主改革力度，放宽了经济政策。对缅甸社会城乡结构的不合理性、不公正性问题，全社会有了广泛的共识，缅甸政府重视民生问题。政府计划在2015年将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26%降至16%。根据2014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当前缅甸总人口约为5140万，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农村人口仍然约占总人口的70%，但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理性的反思，缅甸城乡结构已经在向一体化这一方向行进。缅甸的城市化比之20世纪80年代提升了约6个百分点。但缅甸贫困人口基数大，工业化基础薄弱与城市化的结构性错位并没有得到完全改观。
二、缅甸社会城乡结构的现状及问题
(一)城市化虽有进展但发展缓慢缅甸城乡结构的形成和变迁，造成了工业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化水平。城市不仅展现了权力和秩序，更是一个社会关系与问题的复杂场域。［15］经济发展的社会代价就包括农村人口和资源向城市的转移，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工业化却没有与城市化同步，明显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截至2012年，根据缅甸政府的统计，在区域内经济体中，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最小的就是缅甸，仅26%，而其他国家如老挝31.7%，越南41.1%，泰国45.6%，印尼46.4%。［16］该年缅甸农业产值却占到36.4%，由于缅甸特殊的国情，统计结果和方式也不尽相同，普华永道在2012年8月出版的《缅甸商业指南》中的统计结果为2010年农业产值占GDP产值的43.1%，工业为20%，2011年农业为38.2%，工业为18.2%。①只就2011年的工业产值来看，缅甸政府和普华永道在农业所占比重的统计上差距悬殊。2010年缅甸的城市化水平为32.58%，低于2010年世界50.9%的城市化平均水平，而工业化水平为20%左右。工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体现。缺乏工业化的城市化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工业化的发展有赖于城市聚集效应的发挥，缺乏城市化的工业化会丧失发展的基础，难以为继。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显然，缅甸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形成这种良性的互动。
(二)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较低，首位城市独大的情况呈现出城市发展的不平衡缅甸是坐在“聚宝盆”上的幸运儿，自然资源丰富，二战前，缅甸曾是东南亚的“经济明星”，20世纪80年代却沦为“捧着金碗要饭”的世界最穷国之一，1987年被联合国评估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1988年的人均GDP是200美元，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370美元的水平，2013年人均GDP为869美元，是东南亚地区收入水平最低的国家，普通阶层的人均收入只有2～3美元，60%以上的收入用来满足日用消费，农村情况更糟，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数的26%。［17］城乡结构问题表现出城乡之间的严重失衡和不公平，实质是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城市化滞后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西方依附论认为，剩余价值的转换和不平衡交换导致了社会剩余价值在第三世界大城市地区的集聚。［18］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是城乡关系最为实质的部分，正常情况是三者相互协调和匹配，其中城市化高于工业化水平，非农就业比例与产业的非农化水平相一致。缅甸的城市化的确是高于工业化水平，但差距过大，其工业化水平为区域内最低，即便按缅甸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只达到26%。工业化带动农村人口的迁移从而实现更高的城市化，但百分之二十多的工业化水平不可能带动高水平的城市化，除非是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而缅甸是中南半岛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与其相对应，2010年城市化水平约达34%，这就不难理解城市居民生活整体贫困，原因在于过低的工业化水平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缅甸工业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化，尽管其城市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去甚远，但缅甸的城市化水平不可能在近期内有大的改观。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十分缓慢，农业产值至少占GDP总产值的35%以上，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过大，就业结构的非农化也就十分缓慢，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的影响十分有限。从表中可以看出，2007年缅甸第二、三产业人口占从业总人口比重仅为31.9%，而农业占到68.1%，缅甸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非农转化任重而道远。最近几年公布的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仍然为25%左右，中产阶级处在萌芽阶段，城市化的低水平及城市居民的贫困导致非农非城困局出现，成为缅甸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首位城市现象主要是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首位城市的优势明显，而政府的平衡政策也会由于首位城市的优势引发各种阻力。像仰光这样的大城市人口由社会方面的优势，如教育、医疗等，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953年仰光的城市人口为82.6万人，而1989年缅甸政府公布的人口数为540万。这主要是由国家经济状况造成城市经济状况不佳所致。2000年仰光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数的30.8%，而近年下降至28%左右。缅甸的城市化水平虽然不高，但仰光占全国0.09%的国土面积上聚集了全国8%的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近30%，人口规模过大造成城市的畸形发展，边缘地区的贫困进一步加深。仰光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垃圾和废水被集中处理，其余为非正常循环，倒入沟渠、河流或简单堆放腐烂，对城市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仰光在尚未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之前就已染上了‘现代病’———公共设施严重落后于人口的增长比例”［21］。城市单极化成为制约缅甸城乡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从农村和城市居民拥有的耐用资产来看，仍然是城市拥有水平高于农村，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信息，1997年缅甸城市家庭拥有和获得收音机、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水平为35、8、6、54，而对应的农村为24、1、1、38。①从城乡居民享受到的公共资源来看，存在一定差距，如医疗、教育、交通等。从基尼系数来看，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41，城市的则为0.56，当然基尼系数并没有反映出农村的贫困，只是反映了城市贫富差超出合理范围，缅甸的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权贵与平民之间的差距，城乡二元经济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分工和水平的不同，城乡社会结构体现的是城乡社会地位不平等，如权利不平等、资源配置不平等、发展不平衡等。2012受罢工等影响，缅甸工人最低工资从此前的8000～30000缅元涨至56700缅元，即最低工资额度为56700缅元。农村基本上没什么变化。2001年，全国平均250人一部电话，大部分农村甚至没有一部电话同外界联系。2014年之前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电信基础设施不发达，缅甸的手机覆盖率不足8%，2014年2月，吴登盛政府启动电信改革，大幅降低话费收费标准及手机SIM卡，但由于SIM卡的投放数量有限，只能采取抽签的形式发售。［23］大多数城市人口只能望“卡”兴叹，农村更是无从谈起。“久居缅甸的人都会对当地的电力短缺有深刻的感受，从城市到乡村，停电司空见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曼德勒、仰光等大城市的供电设施也十分落后，难以满足居民的正常用电。截至2012年7月，缅甸失业人口约900万～1000万，失业率为28.4%，贫困率为23.6%，在广大缅甸农村，26%的农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和城市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权利的不平等，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同样明显。缅甸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城市是国家的利益核心，1971年度工业投资占公共投资的40%，农业投资不足导致农业增长率落后于人口增长率，工业投入大、产出小，投入工业的投资主要从农村攫取。2011～2012年度投入在石油、电力、天然气三大产业的投资总额占总投资的93.08%。虽然缅甸的城市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过去十年，城乡人口分布格局改变缓慢，由于工业化水平较低，城市失业问题、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问题较为严重，城市化高于工业化水平。整体而言，缅甸的城市和农村发展均相对落后，富有的只是城市少数的特权阶层，缅甸几乎不存在中产阶级，至少是中产阶级所占人口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从基尼系数来看，农村的平等处于合理状态，但这一合理是极度不发达状态下的平等，城市贫富差距较大，且大多数居民还在为解决基本生存而奔波的阶段，这样的城乡不平等格局，造成城乡发展的“多重困局”。
三、缅甸社会城乡结构的未来走向
社会结构是对社会做静态分析的终点，也是做社会动态分析的起点，通过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分析可从本质上把握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变动的状况和趋向，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更是断言: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社会结构包含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派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机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流动。城乡结构是社会资源和机会在空间配置上形成的最重要的结构状态之一，是串联社会结构其他九个方面最为重要的一环，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均必须基于城乡结构这一空间分布结构。“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城乡关系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影响全局的环节。
(一)缅甸城乡结构短期内无法发生较大改变城乡结构变迁首先表现为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成为发展中国家城乡结构变迁的一种趋势。尽管缅甸从1980年到2005年人口增长率以每年大约0.4%的速度下降，但2005年到2010年呈现上升态势。②从缅甸人口密度来讲属于人口稠密区，农村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约十分之七，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国，缅甸城乡结构的形成与人口结构的现状关系密切。据2008年的统计结果来看，缅甸城市户均人口数为4.9人，农村户均人口数则为4.7人，家庭结构呈现出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态势，即城市人口户均数大于农村人口户均数。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在上文中已经有所论述，主要体现在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差距上。而缅甸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是中产阶级并未真正形成，特权阶层的大量存在也导致了缅甸社会流动性极小，不同产业之间的人员流动缓慢，绝大部分人口只能聚居农村。城乡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过程，需要假以时日。
(二)从自身实际出发，建构城乡一体化制度体系对缅甸政府而言，最能着力且有效的措施就是城乡体制改革，目前的城乡结构导致了缅甸城乡之间的严重失衡。当然，城市化绝非简单的人口迁移、城市规模扩大等，城市化进程并非一个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人口聚集的简单过程，而是融合了国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政府管理人口分布、规划权力、族群关系、社会层级、空间生产等多因素的实践体系，因此，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显得动态、复杂。缅甸城乡结构的不合理性自独立以来就已经显现，缅甸政府一直在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事实上却是通过对农业产值的“掠夺”支持工业发展。从结果来看，农业产值高居不下，工业产值却仍旧极其低下，随着文人政府的上台，缅甸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明显快于经济改革，人均GDP仍是东盟诸国中最低，民众生活改变并不明显，尤其是农村，“农村基本上没什么变化”。缅甸受西方民主化思想影响较深，从政府来讲，不敢将民主化步伐迈得太大，否则导致更大的内乱甚至分裂，而对部分民众而言，“民主”和“自由”高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甚至是国家的利益。事实上“利益蛋糕”的重新分割肯定需要时间，诚如前文所述，缅甸社会经济发展真正的受益者是约10%的特权阶层，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些形势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但并不明显。城乡结构以追求社会资源在城乡社会成员的配置中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公平性)的结果为目标。农村人口中有近26%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关于缅甸社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趋向，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从认识上把握缅甸的社会结构，就可以从根本上认清这个缅甸社会变迁的原因和趋向，而城乡结构是社会结构最直接的体现，缅甸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结合自身情况的城乡一体化建构将会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结构性错位，可能会导致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缅甸的历史发展进程导致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脱节，使缅甸的城乡结构陷入结构性困局。缅甸工业化水平过低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低水平使工业化的发展缺乏基础，缅甸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处于较低水平，无法接受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工业化初级阶段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阶段，只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良性互动才能真正解决缅甸农村的贫困现象，而缅甸工业化严重低于城市化的格局，使得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迫在眉睫。缅甸政府也注意到这一问题，政治改革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从其对第二产业统计所占比例较高就可看出端倪。而缅甸产值的工业化并没有带动劳动力的非农化，不但增大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负荷，降低了农业的劳动效率，农业的产量也得不到较快提高，同时增加了农村的负荷水平，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无法带动社会结构的变化，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自然无法缩小，反而不断扩大。
(四)农村人口将是缅甸中产阶级壮大的主要来源缅甸中产阶级的力量过于弱小或只是萌芽。尽管波士顿咨询公司对缅甸中产结构的成长给予了乐观的估计，认为到2020年，缅甸将会有1000万的中产阶级出现，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中产阶级力量还极其弱小。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是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即要培育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缅甸除军事利益集团外，还形成了一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精英阶层。但一些商业精英本身就是由政权高层子女蜕变而来，这一特点，注定了它与政府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从1988年至今，商业精英集团已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共同利益，他们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垄断排挤了中小民营企业的空间，对缅甸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缅甸商业精英的特权特点明显。缅甸的弱小的中产阶级大都生活在城市，而缅甸大学讲师的工资每月仅为80美元左右，随着经济的发展，欧美国家制裁的放松，情况肯定会得到改观，但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口只有通过进入城市、城市化才能源源不断地为中产阶级提供新的成员，才能使缅甸的中产阶级的壮大成为可能。城乡结构不合理不只会导致农村居民的利益受损，城市的发展也会受到极大限制。
作者：刘军 单位：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