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叙事策略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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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苏青以一个女性的坦率笔触描写了日常生活的俗世人生，以亲身的生命体验来揭示女性在日常生活下的隐秘和渴望。在立足于女性叙事学的基础上，本文从苏青作品的叙事声音、叙事背景两个方面分析苏青小说的叙事特征，挖掘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对苏青叙事选择的影响，并分析其叙事策略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苏青；女性叙事学；虚构的权威

一、叙述声音

叙述声音是指虚构的叙事作品中讲述故事所呈现的言语声音。通过作品中叙述者的讲述，人们可以听到来自于文本故事中的声音。叙述声音影响着所叙述的故事本身、人物等的设置，甚至影响整个叙述过程。[1]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先驱苏珊•S.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将叙述声音划分为三种：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主要指第三人称叙述，即叙述者处于故事文本之外；个人型叙述声音指的是故事的叙述者和故事主体言语呈现的人物为同一人的第一人称叙述；集体型叙述声音是指一个群体的共同声音，这是一个仍有待深入开发的领域。

（一）个人型叙述

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是指那些以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主的叙述者。在个人型叙述声音中，讲故事的“我”同时也是故事中的参与者。个人型叙事声音对女性自我隐秘经验的大胆揭露，凸显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苏青的小说《结婚十年》及其续，采取第一人称的个人型叙述声音，讲述了“我”十年的婚姻生活，在续中又详细描述了“我”离婚后走上职业道路的艰难谋生历程。小说通过苏怀青的视角讲述女性一直犹豫的女性私密生活体验，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渲染，有的只是将女性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对爱的渴望期待和对欲望的坦率直言，家庭生活的压力和夫妻间的矛盾，然而正是在这琐细而平凡的书写中，女性成为话语声音的主体，真实的女性经验在这种平凡的叙述中打破了男性为中心话语权威对于女性意识的有意遮蔽与忽略。由于个人型叙述声音的虚构与自传在形式和表达内容方面的相似性，因此女作家常运用此种叙述声音来光明正大地建构自己的权威，表达出女性自身鲜明而独特的欲望，掌握女性自身的话语权，从而解构男权话语对于女性的认知偏见和虚构。苏青的小说正是通过第一人称的个人型叙述声音的自传型叙事来掌握话语权的，小说中怀青以叙述者的眼光来评判理想男性的标准，塑造自己理想中的男性形象。她理想中的男性是像赵云那样英俊又高大魁梧的形象，而自己的丈夫却稍显软弱。怀青眼中谈维明、赵瑞国、谢上校是自私的，都被描述为缺少个性而成为令其失望的存在。所以，小说在以“我”进行叙述时，并没有局限于对“我”的日常生活的简单陈述，而是时常跳出文本对自我生活进行评价与反思。面对婚礼上丈夫与人的调情及对自己的冷漠处置，怀青在痛苦和无奈下便觉得“婚姻虽然没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便再没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也不能全然的相安无事吧？”①这既是此时“我”的心理活动，又可视为是叙述者置身事外的客观性评论，因而叙述者也就顺理成章地拥有了声音的权威，具有判断评判虚构故事中人和事的能力和权利，从而更具有可信度和感受力。既发挥了个人型叙述声音的权威优势也通过这一形式揭露了女性在婚姻和欲望方面的不平等地位。女性欲望的释放和满足只能通过让女性走入更深受压抑和捆绑的婚姻中来实现，这更突显和加重了女性在男权社会受压迫的状况，这种个人型叙述声音也体现了苏青女性意识的觉醒。

（二）个人型叙述

声音权威的虚构性个人型叙述声音由于不像作者型叙述声音那样可以第三人称形式采取无性别的巧妙掩饰手段。因此常会有逸出自我形象的叙述，而面临着当时强大的男权社会权威的压制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下的读者抵制的危险。因为在现实社会的各个领域，掌握着话语和各种权力的仍是男性。苏青作品的个人型叙述因其以女性视角叙述女性在男权社会长期压制下被忽略的个人体验和感悟而获得自我意识的话语权威，挑战了男性权威，正因这一点而易被强大的男权社会视为不了解这个世界而只能限于写女性自己，不具备男性的宽广的视野和宏大叙事能力。甚至因其公开承认女性欲望和宣扬女性主体意识而被视为传播淫秽思想的不道德行为，而遭受当时社会非议。正如苏青自己曾说过的:“女性作家的生活范围比较狭窄，因此取材也就多不能广泛，因为作家总是爱拣自己所熟知的东西或事情来写，而且写起来也比较容易成功。”②苏青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以家庭婚姻为主，在描写中表达自己对家庭婚姻独特的体会和看法来虚构女性话语的权威。“话语权威”由“作品、作家、叙述人、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③苏青冒险运用个人型叙述声音以“我”的身份来讲故事，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效果，发挥女性声音优势和话语主导权。现实是：一方面，道德化批判个人叙事声音的真实性而拒斥它的有效权威性，这种分歧正说明了叙述声音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场所，这个场所的权威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历史上男性的宏大叙事。因此，苏青因其回避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而叙述女性的隐秘和真实的欲望而受到非议和恶毒的言语攻击，被视为“文妓”，在当时社会抗战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认为是低俗的。采取个人型叙述声音对于女性作家来说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因为她们的作品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自传作品。苏青的作品就是因为其第一人称的个人型叙事，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还使她的私生活受到诟病。终究还是没有树立起其女性意识的话语权威得到男权社会认同，导致其人其作品长期在文学史中被淹没的命运。加上当时上海沦陷，许多已成名的作家或逃亡或搁笔沉默，也在无意间给苏青这样的女性作家提供了创作言说的机会，也是在很多男性作家无法涉及或不屑涉及的女性日常生活的婚恋主题下，苏青日常生活化的个人型叙事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是男性权威在战时的一种暂时性让渡。因此，她试图通过个人型叙述声音模式的女性叙事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在虚构作品中实现女性意识的张扬和情感的坦诚流露，突出女性生存的困难图景，以唤起广大女性妻性和母性回忆的叙述方式来争夺女性的话语权，只是在战时特殊环境下沦陷区的上海得到了短暂的话语权。其个人型叙述声音仍以显示出权威的虚构性而无法获得所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权威性认同。

二、叙述背景

苏珊•S.兰瑟称：“我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具体的文本形式来探讨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述声音的一些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关键的表达形式来加以解读。”④即将叙述声音本身视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通过把形式与社会历史背景、性别等联系起来分析女性叙事方式策略所受到的特定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制及所呈现出的不同于男性的特有的话语形式。叙述者对本时代权威创作要求的自觉跟随或抵制的叙述声音，隐含表达了作者的情感倾向，以及对话语、历史等意识形态的迎合或拒斥心理。因此，通过叙述声音来发现性别政治、社会历史语境、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等对女性叙事策略选择的影响，来分析苏青采取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所呈现出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一）沦陷区社会环境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正值抗争时期，战争背景下人们对战争的焦虑和恐惧暂时缓解了女性的紧张地位，暂时地放松了对女性的压制，使苏青等女作家在战时的上海得以有一息尚存的发声言语空间。当时上海处于日伪政府统治之下，许多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意识的文化人南下、搁笔沉默，以表示对于当局的不合作的态度，出版界和创作界一片萧条。加上日伪文化的宣传使民众反感排斥，为了弥补和改善沦陷区文化萧条的境况而营造一种文化盛世来粉饰战争，统治当局放松对报刊等的严密管制而允许鼓励一些市民喜闻乐见的不涉及政治的轻松文化刊物的发行。如，苏青的《天地》、周瘦鹃的《紫罗兰》等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刊物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在沦陷区，男性作家纷纷的沉默和失声，给女性作家提供了一个战时状态下发声的机会。苏青追求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写作在这个时候出现，没有观念的说教和意识形态的重负，有的只是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那种与人推心置腹地唤起普通人天涯若比邻的亲切。将世俗生活的合理性、艺术化地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文章思想当中，体现了对日常生活细致的敏锐的观察与描摹。恰好在战时抚慰和消解了民众对战争恐惧，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的安慰和切实的温暖，使其女性的自我叙事有了存在的可能。

（二）市民社会下的谋生

苏青最初创作是为了生活所迫。就像她自己所说纯粹是为了钱，为了设法解决温饱问题，生活的困窘激发她创作的动力。从20世纪初就开始盛行的稿费制和报刊业的发达为苏青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稿费制度和经济现实不仅激发苏青走上了创作道路，而且还影响着苏青的写作形式、创作策略和内容。苏青调整创作策略，也就是在与李钦后离婚后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她开始创作小说，从此便真正走上了卖文为生的职业道路。因此，苏青调整创作策略，以第一人称的个人型叙事拉近与读者的距离，采取吸引型的叙述手法。苏青活在当下的生存本能就注定她是现实的，因此作品开始主动贴近市民生活经验，迎合市场需求。作品主要是以家庭婚姻生活和亲身体验为主，即从女性的视角看待婚姻、家庭、丈夫、儿女等日常生活的种种问题，内容上也开始有意迎合大众，这让苏青的作品有广泛的读者群，也是沦陷区的上海市民所需要的精神慰藉。

（三）创作心理的变化

个人型叙述声音在拉进与读者的距离、获得广大女性的情感共鸣的同时，也将叙述者推至一个危险的境地，一个叙述者势必连累和危及作者的境地。经历婚姻的失败，作为职业女性的谋生的艰难而谋爱更是不得，其个人型叙事声音的大胆女性言说方式，被误认为自传而使叙述者陷入遭到攻击的危险处境。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于是她开始心虚地自辩开脱。她借助文学创作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获得社会的认同，她试图通过创作来保护自我为自己辩解。既然是因为其个人型叙述的自传性色彩这种大胆的叙事言说风格而遭到非议，她仍以个人型叙述延续自我固执的存在其文本中，对自我经历进行还原型的叙事，企图以这种叙述方式的个人话语权威性来为自己辩解。苏青在沦陷区的上海写文章、办杂志，与汪伪政府的头面人物都有密切往来，且其主编的《天地》受到陈公博的资助，以及《结婚十年》和其它大胆暴露女性欲望的作品。这使苏青极易成为受到批判和打击嘲弄的对象。于是《续结婚十年》通过重构自身与社会的关系，调整叙事策略，这种急于自我辩护的动机和处境使她忙于叙述个人经历中的一些具体事实，少了《结婚十年》中细致的个人观察与感受，更多的是像纪实般的自我经历的有效调整与陈述。因此，《续结婚十年》中个人型叙述声音的怀青已经不能代表一般女人的声音了。而且当时的上海滩，以一个集女作家、编辑与投稿人于一身的风光，在叙述中却对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避而不谈，甚至以一直不厌其烦的叙说怀青作为职业女性的艰辛和困境。借怀青的叙述声音来为自己辩解，不敢或不愿承认自己作为职业女性的成功。一是如她自己所说不希望自己在男人的眼中不像个女人，因其太能干而对自己望而却步，使自己谋爱而不得；另一方面是为了低调，避免锋芒太露而遭人攻击，使自己谋生而不得。这种叙事上的自我调整与有意回避的策略更加深了人们对那个时代中女性言说的尴尬处境和女性意识受男性为主导的权威社会压制的认识。包括后来的《歧途佳人》更是从题目就已经为自己过去误入歧途而开脱。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女性叙述声音的权威性。在女性声音被普遍压抑、忽略的年代，女作家不得不采取与男性写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曲折的叙事形式，来表达个人的心声。因此，随历史进程而变化的文本写作策略也是权威话语在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反映或折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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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青.饮食男女[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3]苏青.苏青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

[4]毛海莹.苏青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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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恽.缘来如此——胡兰成、张爱玲、苏青及其他[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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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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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凌芝.苏青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1）.

[11]朱念.试论抗战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的叙事策略[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4）.

作者：张婉婉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