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媒介生态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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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九期

媒介生态学借用自然科学生态学的概念和论点，是“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负责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达到生态平衡”的一门新兴学科。［1］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提出了“媒介生态”这一概念。按照他的“媒介即讯息”的理论，对于媒介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它的内容，还应该强调媒介在它的内容之外，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按照他的说法，媒介构成了人们行为、思想和认知等方面的规范性因素，如同民俗或者法律一样，媒介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形成制约。［2］(P．148)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尼尔•M•波兹曼(NeilPostman)对媒介生态学进行了规范研究，在他看来，媒介生态学是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的科学，它要探询媒介给我们定位了什么角色，媒介如何建构我们看什么，为什么媒介令我们觉得身临其中。

其弟子———美国媒介环境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林文刚(CaseyManLum)进一步阐释为:“作为媒介研究领域之一，媒介生态学的独特性是其将重点放在研究传播技术本质的符号和物理结构如何对文化产生深远而根本的影响。从这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媒介生态学关注的焦点之一便是考察媒介的结构如何影响或定义其传递的信息，这种信息的结构如何塑造人们思维的过程，反之，人们思维过程中媒介导致的变化又如何决定社会的各种进程。”［3］本文将从这个意义出发，研究和探讨我国西部媒介生态环境对我国民族关系构建的影响，旨在维持和加强媒介生态系统的平衡，以期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新型的民族关系。

一、我国西部民族关系建构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以外，共有55个少数民族。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并相互交错居住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民族关系必然存在复杂性和特殊性，民族问题普遍存在。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4］而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5%。如此大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使得西部理所当然成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代名词，也成为解决民族问题、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关键。西部民族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中国的民族关系大局。民族关系是中国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层面，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民族关系进行了集中阐述，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5］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民族关系既具有广泛性，又具有有限性。总体上来说，西部的民族关系是和谐的，在整体上是稳定和团结的，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相互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局面。但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内外交错因素注定我国的民族关系构建依然存在着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其一，历史地理自然条件不佳。由于西部地区没有东南沿海地带的便利交通和温和气候，西部地区处于相对封闭和半封闭状态，气候恶劣，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受地理位置限制，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西部的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也相对落后。其二，矛盾的不可避免性。我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阶段局限性，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间互助合作等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关系的各种问题引发的冲突和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活跃期。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逐渐增多，无论是从地理区域还是社会生活的领域，交往的范围和程度都较之过去广泛而频繁。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较之过去有增无减。在科学分析当前的形势后作出了重要判断，认为我国民族工作是成功的，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的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6］各种问题的存在必然会成为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促进民族关系的团结、和谐显得尤其重要。民族团结是社会团结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涂尔干在《论社会分工》一书中提到:“社会团结”是指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正是靠着这种联系，社会才获得完整的存在和独立的生命。［6］民族团结是建立和谐民族关系的关键，但民族团结的实现是一个过程，需要不断的磨合走向成熟。在促进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正确可行的舆论引导将有助于缩短磨合的过程，早日实现和谐统一。然而，纵观西部地区媒介环境，西部地区整体媒介技术欠发达，自身在信息传播方面没有优势。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前，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媒体很少有关于西部的报道。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初，全国乃至全世界媒体都比以往向中国西部投来了更多关注的目光，并掀起西部报道的一股热浪。但随后热情逐渐减退，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媒体应有的积极舆论导向和助力新型民族关系构建的作用。西部地区媒介对当地信息的传播，会直接影响当地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对于西部地区，以及各民族之间的认识，必然在民族关系的建构上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而要实现多民族世界社会整体的和谐，平衡、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是其必要的基础和保障。

二、我国西部媒介生态环境对于民族关系的构建

在这个传媒化生存的时代，传媒及其负载的信息已经深刻地侵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媒介生态环境对于民族关系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众对于媒介的高度依赖使得绝大部分受众选择相信媒介所建构的传媒现实，人们习惯于将大众媒介再现的环境当成真实环境对待。绝大多数人对于西部民族关系的认识和了解，只能是通过媒介获知。媒介的结构必然影响信息的结构，而信息的结构直接塑造和影响人们的思维。媒介建构了怎样的民族关系，人们就认识到怎样的一种民族关系，“拟态环境”在传媒化生存的时代愈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生态环境如何影响和建构民族关系，在国际和国内塑造了怎样的民族关系的镜像，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关注程度，直接影响到人们看民族问题的角度并对此作出反应，其结果必将影响现实的民族关系。媒介生态环境建构的民族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民族关系而产生，而又反过来影响现实的民族关系。西部媒介生态环境隶属于我国媒介生态大环境当中，又呈现出西部地域性特质，对于民族关系的构建起着直接的作用。媒介生态是诸多因素的集合体，从宏观层面理解，它是媒介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微观层面理解，媒介生态环境则是将媒介自身作为环境来研究，这种环境不仅仅是一个容器，而且能改变其中内容的过程。媒介生态的维护不但要依赖媒介生态的平衡互动与整体联系，更要依赖诸种媒介生态资源其内部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稳定而有规则的资源流动与循环。

(一)西部媒介生态环境的宏观层面分析就媒介外部生态环境而言，主要是指能与媒介产生一定互动的非物质环境，主要为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在政治方面，西部民族地区本身的一些民族问题、宗教矛盾以及边疆安全等问题使得政治成为西部媒介生态环境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西部政治问题突出表现在:民族政策调整滞后导致社会发展的脱节、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引起的民族矛盾、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宗教格局的挑战、以“人权”为借口挑起宗教事端、三股势力对边疆稳定的影响等。这些政治问题因极容易被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而成为国内外媒体十分关注的焦点。国外媒体往往会抓住一件事情而做大做足政治文章，西部地区媒体如若不积极营造正面舆论场，主动放弃媒体的“社会雷达”功能，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西部地区媒介宏观上以国家的方针政策、微观上以民族政策为指导来组织各种报道，就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积极给予关注并进行舆论引导。在经济生态环境上，我国民族地区总体上经济欠发达，经济环境有待大力优化，这使得西部地区的媒介生态环境受到较大影响，不仅媒介技术水平无法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相提并论，媒介运行中必要的物质条件保证也不及中东部地区，自身在信息传播方面没有优势。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央一项基本方针。中央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发挥民族地区特殊优势，提高自身发展能力，这势必使民族经济大环境得到有力改善，从而更有利于民族地区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阶段，各民族间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之间文化也会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相互交流、借鉴、促进并共同发展。西部民族文化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文化生态的环境。媒体较多地将关注和报道指向新文化与西部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的互动与碰撞，以及在开发和利用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当流失导致的民族事件。西部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显著特质，为西部各类媒介生存、发展，提供着一些独特条件和氛围，有助于它们的传播运行。这恰是西部民族地区媒介生态中的优势因素，能为民族地区媒介提供独有的传播题材，生长传播优势，值得民族地区媒介机构充分挖掘。

(二)西部媒介生态环境微观层面分析对西部媒介生态环境不只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包含了视觉、听觉等各类媒介的混合环境。因而，对于微观层面的分析，我们从西部各类媒介自身入手，了解西部的媒介生态发展状况。西部的各种媒介机构及其传播行为、传播规模和传播效果，形成了具有西部特点的媒介生态体系，在对民族关系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中国传媒集团发展报告》等相关资料显示，2005年底，我国有报业集团45个，其中西部5个;广播电视集团21个，其中西部2个;电影集团7个，其中西部1个;出版集团23个，其中西部5个，大部分媒介集团集中于中国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城市。“中国的媒介地理版图的形势正好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版图形势相反，前者是东高西低，后者是西高东低”。媒介这种东高西低的分布情况说明，西部媒介集团的数量与其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相比严重失衡。［8］就西部地区本身的媒介环境而言，媒介构成成分较为单一，近几年新媒体的发展对西部媒介信息传播环境有一定的影响，但受限于地域、市场、资金以及技术等原因，无法与传统媒体抗争，传统主流媒体舆论仍是西部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但传统媒体在西部的发展也存在阻力。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作为传统媒介之一的报纸发行受到很大的影响。并且，西部贫困地区多，人们无法订阅报纸，直接导致媒体消费市场的缺失，进一步影响了媒体舆论的规模效应。但从整体上看西部媒体以党报为骨干，传统的正统舆论是西部舆论的主要形式，舆论口径高度一致，它们表现出强大的舆论稳态与惯性，舆论声势平缓、舆论行为对立因素减弱，社会反应平静。［9］从这个层面上看，西部本地媒体利用当地的舆论阵地和地域接近性，在西部民族关系的建构上积极地发挥着作用。如，以四种文字出版的新疆党报《新疆日报》，深受新疆人民的喜爱，它指导着新疆人民进行有序生产生活，保存地方文化特色的同时传承多元文化，一直致力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西部新媒体方面近年来也有一定成效。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第四季度十件“舆情热点事件”的政府应对、处置能力做出了评估，结论是新疆兵团“最牛团长太太”事件政府应对满意度最高，新疆网络舆情能力在不断地加强。另外，2013年1月10日，新华社新疆分社与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在乌鲁木齐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决定进一步拓展合作广度与深度，推出适合新疆本地终端受众的新媒体产品，为新疆各行业、各族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新闻信息服务，并适应市场发展趋势，打造符合新华社战略转型要求和电信通信技术发展要求的新媒体产业链，更好地服务于新疆跨越式发展大局。

三、国内主流媒体信息传播对于西部媒介生态环境的影响

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发展，中国媒介出现多样化、多元化特征，中国的传媒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处于中国传媒生态圈中的西部媒介生态环境必然脱离不了大环境的影响，而大环境对于西部民族关系的建构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内主流媒体由于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对于西部民族关系的建构更有说服力，因而本文重点讨论国内主流媒体对于西部的影响。他们对于西部的信息传播，不仅关涉国内民众对于民族关系的认识，更关涉到国际社会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了解，关乎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内主流新闻媒体一方面积极、客观、真实、负责地报道西部地区各类新闻，另一方面也肩负着扶持西部地区媒体积极传播和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的责任。加强西部民族关系报道力度，积极引导国际国内两个舆论场，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国内主流媒介一直致力于西部媒介生态环境的打造。早在1990年9月，新华社曾在乌鲁木齐召开民族报道座谈会。西部地区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广西等12个分社的负责人及有关记者共25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就民族报道的指导思想做了深入探讨，指出:民族报道要始终抓住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一基本主题，从稳定和发展这个大局出发，大力宣传报道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的贡献，［11］在这个指导思想指引下，西部新闻媒体相互协作，共同致力于以新闻报道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加强和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出了很多具体、形象和深刻的宣传报道。西部大开发之初，国内主流媒体主要集中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宣传与解读，围绕西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优劣势着力于经济和市场的报道，并探讨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在此阶段，尽管媒体较少涉及民族关系类的报道，但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报道，帮助国内外更清晰地了解西部的历史、现状，激发人们开发西部的热情，积极配合中央开发西部的战略决策，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媒体舆论环境。从2000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国内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于西部地区的关注从未放松过，主流媒体对于西部地区的重要事件及时作出反应，以排头兵的形式积极引导区域媒介发展进行了报道。例如:《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早已深入人心。作者曾以“西藏”“新疆”这两个具有西部代表性的地区为关键词，对《人民日报》2003年至2012年的稿库进行检索，数据显示出:以2009年为转折点，对于“西藏”的报道，2009年之前平均每年在600条左右，之后平均每年在800条左右;对“新疆”的报道，2009年之前平均每年在800条左右，而之后则上升到1200条上下。就《人民日报》一家主流媒体而言，对于西部这两个地区的报道量和近年来报道的上升趋势，足以显示出主流媒体对于西部地区的重视。国内媒介生态环境与西部媒介生态相对于竞争关系，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西部区域媒介的发展指明方向。我国主流媒体与西部地区媒体在西部和谐民族关系的建构上力图实现合力，在区域和全域形成“镜像”并反作用于现实的民族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团结、合作和共同繁荣，巩固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新型民族关系。

四、西部媒介生态环境在民族关系构建上的建议

西部地区媒介在民族关系构建上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因为，同样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只要放在西部的环境中，就会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加之民族关系类突发事件本身具有敏感性、涉外性，多种问题交织的复杂性、连带性更增加了问题的处理的难度。西部媒介生态环境对于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氛围营造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优化，总体上来说，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媒介生态外部环境的正能量影响。从媒介外部生态环境最主要的三个要素:政治、经济、文化入手，发挥外部生态环境积极的影响，尤其不能忽视精神文化的重要性。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解决文化认同问题是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关键，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因此，国家应加强西部地区政治的引导，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投入，并充分挖掘地区文化资源，为西部媒介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厚实的经济环境和富有特色的文化环境，改变西部媒介生态环境中不利的一面。二是合理进行媒介资源配置。尽管近几年来，西部地区在全国媒介生态大环境的影响下，不断发展新媒介，整合各种媒介资源，但由于地理位置闭塞，经济不发达等原因，媒介技术的发展始终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形成传统媒体独大局面。媒介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媒介种类分布不均造成了媒介生态结构的失衡。加之西部不同的少数民族在地域、语言、文化、触媒习惯等方面都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受媒体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这使得西部媒介对于民族关系的构建并未达到十分理想的水平。在这方面，还应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加强对西部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的媒介投资和建设，均衡媒介资源。三是缩短媒介对于市场的适应期。西部大开发带来市场经济的开放，而西部媒介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存方式，对于市场缺乏一定的认知度，反映在市场体制下就是对社会舆论问题的预测引导缺乏深刻的体会与认识，缺乏必要的经验，很难形成对民族关系的指导和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意识。西部媒介应调整思路，尽快适应市场开放与竞争，建立合理的媒介运营机制，在市场中进行有序竞争与合作，积极优化媒介生态环境。四是拓宽视野放眼于国内国际大环境。由于地域和文化优势，西部媒介在对于构建民族关系在西部本地区的镜像上，有突出的贡献，在加强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力方面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于塑造民族关系在国内国际的镜像上力量很弱，无法与国内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辐射面相比。国内主流新闻媒体一方面积极、客观、真实、负责地报道西部地区各类新闻，另一方面也肩负着扶持西部地区媒体积极传播和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的责任。国内媒介生态环境对于西部民族关系的构建，不仅关涉国内民众对于民族关系的认识，更关涉到国际社会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了解，关乎到中国的国家形象。西部媒介应积极学习和配合国内媒介生态大环境，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积极引导国际国内两个舆论场，这在现在的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五是进一步加强西部媒介自律。从媒介生态内部环境来看，重点还在于媒介自身的素养与品格。就媒介从业人员来说，应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和职业修养。有些媒体从业人员因文化素养不高，欠缺对宗教、民俗民风应有的了解，导致报道中违反禁忌出现失误，严重的甚至自身成为引发公共事件的源头。最为典型的是1989年《性风俗》事件和1993年《脑筋急转弯》事件。两起公共事件的起因都是媒体出版物中涉及侮辱少数民族、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内容，从而在西北穆斯林聚居区甚至全国引发了穆斯林群众较大规模的抗议风波，对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媒介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也不能忽视。部分西部媒体报道的关注度集中在热点、新奇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报道多属于表象、肤浅、散乱类型，系统性、连续性、深度挖掘的报道较少，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媒介从业人员应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

作者：殷瑜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