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与民间艺术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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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方法对民间艺术研究的介入

对于民间艺术的研究与界定一直是一个困难而讨论广泛的论题，各类辞书有很多表述，专家也各有论说，但归结起来对于民间艺术的主要观点是“民众间流传的艺术”，民间艺术是民众直接创造的艺术，如果所谓民间艺术不能在一定的地域(区)，一定范围内广为流传，并且有所传承，只在一个年龄段中或一个历史阶段里了结，那么严格意义上就不能称之真正的民间艺术。在《中国民间美术史》中的观点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把民间艺术和精英艺术之间划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任何民族的文化，任何模式的文化，都是整合的机制，它可以把不同区域、民族、阶级的文化按照自己的文化目的整合成为有新的特质的文化。①陈哲等人的观点则认为民族民间艺术中存在的“神、气、韵、写意、风骨、抒怀”等美学概念，民族民间艺术中保存的“粗、俗、野”的成分，民族民间艺术中融会贯通的乡风、乡音、乡情等普通老百姓的审美追求，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也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思想内涵。[2]学术界对民间艺术原生态的理解和定位是“原始状态的东西”、“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形式”；一些学者用更通俗标尺来认定，即“那种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曾学文认为，对于“原生态”的解读，应是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事项本身“原始的生存的状态”，二是事物的背景“原始的生态环境”。无论强调前者还是后者，不外乎都以一个“原始”为出发点。

民间艺术在本质上无疑仍是一种精神活动、精神生产，民间艺术史是一部民间的精神史，是民间精神、观念、明确意识和潜意识的传承，是随着时展而不断变化的精神产物，是不断“生长”的艺术形式，与“民间工艺”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而在《中国民间艺术论》认为，所谓“生长”的民间艺术，是指那些在民众的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4]相对具有权威的概念则来自于辞海，它认为“民间工艺”是指劳动人民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和精神需求就地取材以手工生产为主的一种工艺美术品。[5]对于民间艺术的研究目前也主要有两种，一方面从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美术学角度，这类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对民间艺术进行把握，对民间艺术的定性、定位、作用、意义的把握相对来讲要严谨一些，如张道一《论民艺》、潘鲁生《抢救民艺》、唐家路《民间艺术生态论》等，其他如张海霞《中国民间美术社会学》等，从纵向和本体角度对民间艺术的研究角度进行把握。另一方面是对民间艺术具体的考证研究，大量通过对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艺术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和特点、如何进行保护、开发的角度进行探讨，这一类研究主要对于实证考察和实地进行的分析、证据作为重点，事实充分，获得的基本上是第一手的资料，如单红龙《山西威风锣鼓研究》和《奄上坊》等是社会学和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案例。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定性和定量方法。定性研究的前提是实地调查，包括参与观察、直接观察和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定性研究的“术语丛林”中，居于首位的是“现象学”，其基本理念“回到事实本身”成了定性研究的理论原则。定量分析方法的特点是：它是从一组单位中收集各单位的可对比的信息，只有对这种信息才有可能进行计算，并进而对资料作更广泛的定量分析。运用定量方法就是要对多少可比较的一组单位进行观察，这些单位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机构。[6]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民间艺术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图表（表1）表示：表1社会学方法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关系在《奄上坊》中，研究方法的运用虽然不能简单地用这个图表来说明，但是通过这个图式我们可以更加简明扼要的来认识社会学方法与民间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认识《奄上坊》在整个研究的方法与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

二、文字、图像与实证

《奄上坊》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对该牌坊历史文献和实证研究，从一个故事入手，如民谣中说：“天下无二坊，除了兖州是奄上”[7]。并且对明清以来甚至从唐代《历代名画记》开始以来对牌坊及其装饰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对该牌坊的相关文献也进行了研究，对《绪安丘新志》和《支谱》①进行细致的分析。牌坊作为一种民间纪念和标志性的建筑物，体现了一种传统文化的方式与地域文化表达的方式，民间艺术的文本除了从传统民间艺术中进行必要的延续之外，更重要的是进行符合大众审美需要的结构和风格的重构。民间艺术的文本建构和文本魅力的维护，是社会文化逻辑对自身做出的延伸性扩张，也是传统民间艺术自我瓦解、文化魅力和边界消解从而走向大众的过程和结果。这种结构“混杂性”是民间艺术文本与图像在结构和内容上是由多种艺术类型、不同文化现象、多样话语体系、异样文化层次共同积聚交融而成的。这也反映了豪泽尔的观点—当艺术反映人的理想和规范的时候，当它创造了新的习惯，道德和思想方式的时候，它对社会构成了规范和榜样。[8]文献的研究及文本、文字与实证方面从《奄上坊》的研究中看出从民间文化到民间艺术的延伸。《奄上坊》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对该牌坊的图像研究，图像不仅仅是对现在存在实物的考证，更重要的是图像视觉形象和图像本身表达的更多信息。这种对图像的研究，不仅仅有人工的性质，而且具有原生态的意义。原本意义上的“原生态”应该是指未经改变的、原封未动这样一种原初文化语境，它一旦被泛化应用之后，就成为一个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词，对它的想象和描述，只能在某种相对意义层面上，“原生态”才能显示出实质性参照意义和对比价值。

如在《奄上坊》中对绣球的描述如下：其一，在民间，绣球是爱情的信物；其二，常见雄师滚绣球，则寓意统一寰宇。对此解释通过《“绣球纹”考》作延伸的意义，绣球常常被解释为女性的符号，在横向和纵向连续组合的绣球锦中，又寓意为生命不断，子孙繁衍，因为与金钱纹样相似，又可能有引申为财富的象征。如果对民间艺术图像的研究仅仅限制于表面形象的解释，不能够和民间生活相联系，图像本身的解读则不能对具有传统生命力的民间艺术形式做出充分说明。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人们不是从个体自然本能愿望和普遍原则，而是以自身所处的现实经验环境来构建整个价值和认知体系的。[10]因此民间艺术图像的研究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则更进一步。口述、文字与图像是《奄上坊》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也是社会学研究中田野调研法、直接观察法、系谱调研法、比较调研法、文献研究的综合体现，也体现了作为当代艺术、视觉文化、个案及交叉学科研究的可能性。表象繁复的讨论实则不外乎是两个维度的拓展：一是从被看者或艺术家的角度，如何从个体价值诉求转向公共问题；二是从观看者的角度，一方面如何站在社会公共的视角对艺术本身做出判断，具体而言就是社会学理论、视角在当代艺术研究中的应用，它依然是艺术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学方法在当代艺术研究中的介入和应用。[11]在新史学中交叉学科的介入，对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结论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社会学方法在民间艺术研究过程中的应用问题，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是民间艺术研究视野的扩展问题。对于民间艺术的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造型艺术、图案、纹样、风格等方面来进行研究，如果不能够和民间生活相联系，民间艺术也就成为无本之木，对于民间艺术的保护也失去了本身的生命力，民间艺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是随着民众生活方式、审美方式而变化的。潘鲁生认为，对传统民间文化、民间艺术的保护并不意味着让它永久停留在时间的某一刻度上，也不意味着拼命挽留住一些与现代生活极其不协调的艺术或文化，也就是说，“保护”不仅是“保留”。

从社会学的角度与方法来看，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对发展其生机与活力提供了有力的方式。社会学研究方法与艺术学研究方法之间的交叉对民间艺术的深入挖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成熟性及其逻辑思维得到艺术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巫鸿先生的《武梁祠》等著作都为当代艺术研究的转变提供了另外一种途径，甚至像早期作为无名美术史的研究者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也体现了考证、文字、图像在美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样，社会学方法运用在民间艺术研究方面不但是可能，而且是重要和切实可行的。

作者：李宪锋张琦单位：常州大学艺术学院苏州大学城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