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追求与文学价值的裂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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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商品化

到了19世纪，文学的商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文学作品的经济利益变得更加直接，创作题材和艺术形式能否被大众读者接受和喜爱直接决定着作家的经济收益。如1877年《小酒店》的出版使左拉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20世纪至今，名利双收早已成为衡量作家成功与否的标志。显然，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家的身份定位和价值实现成了作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如何定位自己的作家身份?这主要看作家所依赖的市场与读者之间的消费关系。在《新寒士街》中，贾斯帕将自己的作家身份定位为商人或生意人，其作品的消费依赖于大众读者，写作就是赚取更多的利润。里尔登则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艺术家，将作品消费寄望于高雅知识分子，其职责是确保艺术的严肃性。可见，市场和读者之间的消费关系决定了贾斯帕和里尔登不同的身份界定，而作家的身份定位与价值实现总是联系在一起，那么，作家该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呢?作家要么像贾斯帕一样专事于世俗化的写作，以最廉价的文字产品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要么像里尔登那样远离市场，坚守文学艺术的严肃性。哪一种是吉辛所赞同的呢?作品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结合吉辛的创作和经历来看，吉辛的天平更加倾向于里尔登。里尔登等反对文学商品化的追求说明，当时的文学创作已经失去了文学应有的品格，趋于媚俗化。其实，随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读者大众接受视野的变化，以靠写作为生的作家势必会受其影响。同时，文学的市场化机制将不同作家的文学作品与社会消费趣味逐渐离析，而文学商品化所带来的双面效益使文学艺术的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由此在作家群体中出现大部分“唯利益而艺术”的作家和一小部分“唯艺术而艺术”的作家的分离。商品化作为《新寒士街》的一种故事背景和叙述功能，吉辛对其的呈现从一种客观环境转变为一种控制社会主体认知的话语模式。在此话语模式下，吉辛在文学(艺术)、市场、道德这几个相互独立的元素中建构出一种因果(或等级)关系，即文学的市场机制被归为一种经济学的动机，文学的商品化则被归为一种消费主义的欲望，而其中的道德则按照文学艺术与市场商品化的关系链接起来。

二、金钱之魅

文学商品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金钱在文学创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家对待金钱的方式直接与其价值选择和生活处境相联系。金钱在《新寒士街》中不仅是作家成功与否的符号象征，也是小说叙述功能的戏剧体现。金钱所导致的贫困(贫穷)是吉辛作品着力所体现的。可以说，认识了贫困，也就理解了吉辛。在《新寒士街》中，贾斯帕认为自己天生不是写小说的料子，若学做生意，一年之内赚个一千英镑是很有可能的。因此，贾斯帕靠金钱和朋友起家，从牛津挤进了惯于吹拍逢迎之能事的人海中，短时间让自己的名字在印刷刊物上出现了六次。在贾斯帕功成名就之时，里尔登却连半打文章还没有写出来，依然处于贫穷的生存困境中。因为里尔登从来就没有被文学市场和大众读者真正地接纳过，他第一部作品的成功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并不会摆脱他社会底层的经济困境。吉辛在作品中借玛丽安之口曾说:“贫困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贫困的存在，甚至是造成由财产而产生的不幸的原因。穷人是带着脚镣劳作的人。我敢说，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哪个词会象‘贫困’那样让我听起来深感毛骨悚然。”［3］里尔登在新婚燕尔之时就已经预料到可能会出现没钱的困境，因为在他看来，“把一门艺术变成生意!我正好被选中来尝试这样一种残忍的愚蠢行为。”

里尔登将文学的市场写作看作是一件颇为痛苦的事情，他的家庭关系由此也变得冷淡起来。妻子艾米曾经以他没有写过庸俗的东西为荣，而现在艾米却愈来愈对里尔登的创作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艾米害怕贫穷，里尔登对贫穷也感同身受———“他深知贫穷是什么玩意儿。冷冷清清的脑和心，畏畏缩缩的手，可怕的无可奈何的感情，可鄙的世态炎凉，以及对于恐惧、羞耻和物理的发怒的缓慢集聚，贫穷!贫穷!”［5］贫穷的生活困境导致了里尔登理智的退化，里尔登多次想写好小说的开头，可每次都不尽人意，一切事情的正常路线都被贫困的恶性循环打破了。而在贾斯帕眼中，金钱被当作文学作品生命的一种延续方式，严肃的文学创作和粗俗的市场之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是否善于钻营，口袋里是否有钱。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存在一种观念，即作家和写作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和境界，如果与肮脏的利润有了联系，他(它)们就会被玷污了。”［6］因此，类似于贾斯帕的一些作家名声不佳。

金钱本来没有善恶之分，作家要养家活口，通过写作获得金钱回报无可厚非，但文学的商品化和写作的职业化使文学创作受控于金钱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学者王兆鹏曾指出:“当它(稿费)作为一种创作目的而被追求时，能够刺激作家的创作欲望，促进文学的生产;当它作为一种额外的经济来源而补贴作家的生活时，它能够改善作家的生存条件，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7］尽管这段话谈论的是中国宋代文学与文学收益(金钱)的问题，但是对于西方19世纪后期的文学创作仍然适用。如何对待金钱和贫困，是新寒士街的作家们无法避免和直面冷对的问题。吉辛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危机四伏的时期，维多利亚时期曾经的经济繁荣变得日趋缓慢，社会失业率增加，时尚与金融繁华的伦敦变成了一个被金钱和财富统治的世界，贫民区居住着英国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吉辛对此有过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他对寒士街的书写一方面展示了贫穷是当时众多作家普遍的生活状态，一方面显示了金钱作为一个符号象征在作家群体中的映射。吉辛所展示的文学创作与被表现主体之间的联系，已经潜入作家主体的深层心理，是最真实的故事和最现实的生活叙述。

三、裂隙之思

如果说金钱与文学所建构的符号系统使创作主体处于一种现实和幻想的夹缝地带，那么，金钱与市场体制的联袂则取代了审美取向和文学价值，开始支配作家的创作。当创作主体需要不断地解决现实问题时，文学符号系统所建构的意义被赋予一种不同于主体追求的价值需求，打破了艺术追求和文学价值之间的平衡。平衡之所以被打破，其原因在于客观现实并不像文学符号系统所建构的那样崇高和乐观，因此作家的艺术追求和文学价值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裂变。为何发生裂变?则要看作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裂变的程度则取决于作家获得金钱和依赖市场的程度。通过贾斯帕和里尔登的鲜明对比可以看出，物质欲望与艺术忠实之间的张力常常强烈地撕裂着原本和谐的社会和家庭关系。同时，在市场和艺术之间的“边缘地带”，若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撑作为坚守艺术的后盾，作家的生存就会变成一种负担，作家很有可能就会被金钱放逐。因此，小说中里尔登曾无奈地对贾斯帕说:“你目前正被贫困激励着，而我却被贫困压倒了，我生性软弱、贪图享乐。在我的一生中，总是绝路逢生，从来没有克服一桩实实在在的困难。”［8］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一位作家写不出作品，一个男人(丈夫)养活不了他的妻女，他在社会和文坛中就会受到嘲弄和蔑视，贾斯帕因此认为里尔登在文学创作方面认真的近乎荒谬。事实上，在商品化和金钱面前，不同的艺术追求使生活其中的作家在满足不同的艺术目的时，产生了艺术价值和表现形式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其实就是作家生存危机的表征，并且最终指向文学的存在危机。

吉辛在《新寒士街》中通过隐喻、象征、对比的方式将底层作家的贫穷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富有进行对照，形成强大的艺术反讽。其目的在于向读者展示一种社会认知的矛盾和在同一生活环境中人类生存的不同境况:一种是以贾斯帕为代表的利益追求者，一种是以里尔登为代表的艺术追求者。吉辛明显地是通过贾斯帕来凸显里尔登，从吉辛到里尔登再到作家比芬，是作家角色的两次变化。吉辛从俯视到平视的创作态度，使社会底层的文人知识分子变成了作品的主人公和讲述者，进一步强化了平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艾尔弗雷德•尤尔和女儿玛丽安则是新寒士街的另一类代表。尤尔曾经胸怀大志，坚守文学理想，勤奋钻研语言，尝试韵文翻译和文学创作。但尤尔的文学理想是在他研究詹姆斯•鲍士韦尔(JamesBoswell，1740－1795，其作品《约翰逊传》被认为是传记文学的经典著作。)的阶段形成的，而过去的时代并不能使他免受消化不良等疾病的折磨，以及由此导致的急躁脾气和紧张的家庭关系。在父亲的指使下，玛丽安则扮演着翻材料、抄文章近似机器的角色，活受罪一般的生活压得玛丽安苦不堪言。在一定程度上，对寒士街的大多数作家来说，寒士街犹如众多作家心中的一个迷宫，既显现着生活的噩梦，也寄托着逃离的愿望。吉辛凭借自己的经验将寒士街所体现的社会现象组成一个整体，并试图寻找到一种拯救心灵与社会的药方，但是这种拯救处于商品化的社会边缘，受到社会形态和消费文化的压制，其结果注定是失败的。

当我们在文学商品化的背景下审视吉辛的《新寒士街》，可以看到，吉辛关于作家创作与文学价值之间的裂变在文学商品化、金钱及其关系中找到了逻辑的对应。吉辛就是想通过这种裂变来激发读者对作家生存现状的思考。《新寒士街》的现实意义也在于此，即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在文学商品化的大潮中应对文学出现的危机，实现文学的艺术价值。在现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艺术追求与文学价值之间出现的裂变现象更加值得我们反思。

作者：宋虎堂单位：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