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式散曲家的个人境遇与心态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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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四期

摘要:

杨廷和、杨慎、黄娥是明代中期特点鲜明的三位家庭式散曲家。个人境遇与心态的变化使杨廷和的闲适曲背后蕴有一种不安、郁闷的心绪;长期谪戍云南的痛苦经历使杨慎的离思曲表达出了痛切、感人的真情;三十多年的独守生活与女性独有的心思使黄娥的离思曲中舒泄出了悲苦、幽恨的情怀。

关键词:

杨廷和;杨慎;黄娥;散曲;心态解析

生活境遇的变化会影响到作家思想、心理的转变，特别是在遇到一些重大变故时，这一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与深刻。具体到文学创作，这些影响与变化会程度不同地波及到题材内容的选取、艺术形式的选用与复杂、微妙情感的表达。明中期的散曲家杨廷和、杨慎、黄娥分别为父子、为夫妇，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对这一显赫家庭，尤其是对这三人的境遇与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沉痛的打击影响到他们各自心态的变化，也影响到了他们的散曲创作。这里，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与个人境遇，我们从解析散曲文本入手来探寻他们曲作中蕴载的个体心态，以助于对三人当时困苦心态的了解与体察，也助于透视震惊朝野的历史事件———大礼议———对一个官宦家庭成员命运的影响。

一、闲适、淡泊背后的不安与郁闷———杨廷和闲适曲中的心态解析

杨廷和(1459—1529)官至内阁首辅，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位重臣。据《全明散曲》计，杨廷和现存散曲作品117首/套，涉及9种题材类型。其中，仅咏怀、闲适类题材就有98首/套，占现存曲作总量的83．7%，表现出题材狭窄、思想单一的特点，与同时代关中曲家康海散曲题材的24类、王九思的17类比，有着明显差距，这也是杨廷和在明代散曲史上地位不够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杨廷和的曲作中没有涉及当时多数曲家关注的言情曲，而是以表达隐闲、自适情感的闲适曲为主，表现出了自己的创作特点。如［北双调•殿前欢］《阅耕亭写怀》十首之三:阅耕亭，茆亭小小盖初成，旋移新竹开三径。水墨围屏，莺啼不住声，蝉噪相呼应，鸟下无争竞。闲情称我，我称闲情。［1］745又如［北中吕•红绣鞋］《竹亭写怀》四首之四:谷雨深含雨意，名花正是花时。田园幽兴两相宜。布谷寻高树，提壶拣嫩枝。引诗情多赖此。［1］763—764

再如［北双调•清江引］《竹亭漫兴》十二首之二:虚亭坐来天欲雨，闲看云生处。行蚁上阶除，飞雁穿帘庑。芳辰几何春又暮。［1］764由上面的曲作，我们不难体悟到杨廷和闲适、恬淡的心绪，也领略到了其曲作“词俊而妥，调殊而谐”［1］770《乐府余音•小序》的风格特点。可是，通过对杨廷和全部散曲细加研读、体悟之后，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不安、忧愤的情绪，如曲句“惠在农桑，威在豺狼”中以“豺狼”为喻表达对言官的痛斥;“急流中扁舟归去难”“盼归期不知是何日也”“上竿时不知竿上难”对仕途中身不由己的感叹;“利名途祸患端”“常记三缄口”“怕人情翻覆波澜”对京师儿子安危的挂念;“消闲只用这些儿，此外别无事”“相当初年少时”“费尽了千般力”，“做少师，兼太师，都未宜”的无奈喟叹等。显然，杨廷和这些曲句中所表达出的思想情感与他多数散曲中显现出的平静、闲淡的情怀不相协调。于是，我们就产生了疑问，杨廷和的多数曲作中流露出的恬淡情怀是其真实的内心书写吗?结合杨廷和的生平经历、致仕缘由、家庭变故等因素，我们认为杨廷和大量曲作中表现出的闲适情怀具有一定的表面性，选取抒发闲适情怀的题材进行创作，应是他借以舒泄内心苦衷的一种表现方式。大家知道，在明朝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中，杨廷和因与明世宗意见相左，于嘉靖三年(1524)初被迫退出官场———致仕归田。在杨志仁为杨廷和撰写的《行状》中说他归田后:“绝口不及时事，日与亲戚故人行田野，话桑麻，端虹司马(杨廷仪)兄弟，倡和为乐，泊如也。”①

结合杨廷和致仕前显赫的宦途，以及面对强大皇权被迫辞官归里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归田后不问时事、及时行乐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的真实外显，而是委曲求全的一种表现，是“治疗”其内伤的安全方式，也是做给朝廷看的一种自保式的“表演”。美学家鲁•阿恩海姆说:“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2］345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杨廷和创作此类曲作的深层次原因和目的。像杨廷和曲作中“消闲只用这些儿，此外别无事”“有诗能自遣”“自吟自和，谁人闲似我，潇洒，快活”等直言式诉说，除了在现实中确实能起到充实自我、消磨时光的作用外，以此转移痛苦的内心需求恐怕是他大量创作此类散曲的主要原因。如果仅言“石斋之曲，多为晚年归休后自娱之作，非以曲应歌或以曲泄愤之篇”，［3］175恐未能体悟到杨廷和内心的真正苦衷，未认识到他创作此类散曲的真实动机。我们试想嘉靖三年(1524)二月，因“大礼议”事件，杨廷和被迫致仕归田，其长子杨慎也因此事在当年的七八月份间便踏上了流放云南永昌卫所的征程，这对他的打击能小吗?由杨廷和的曲作《八月十六有怀寄京师两儿》中对两位在京为官儿子的担忧看②，杨廷和当时的心情恐怕并不象他的曲中所展示的那样悠闲自得。事实上，表面悠游的闲适生活并没有真正缓解杨廷和长时间的压抑、担惊与烦闷，嘉靖五年(1526)五六月间他终于扛不住了，身染重病。后来，虽经治愈，但紧接着嘉靖六年次子杨惇被“褫职为民”，对杨廷和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久，他内心预感“大礼议”之事对杨家的打击远没结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诏定议礼诸臣罪。言廷和谬主濮议，自诡门生、天子、定策国老，法当僇市，姑削职为民。”［4］5039

应该说这对他更是致命的打击。杨廷和为大明江山辛劳大半生，作为首辅大臣，还为迎立嘉靖即位稳定大局，然而，最后却被嘉靖帝定格在耻辱柱上，这让他能心平如水吗?嘉靖八年(1529)五月因幼子杨恒去世，恸悼过伤，卧床不起，终于是年六月二十一日撒手人寰。综上，面对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对于久经宦途、圆熟而执著的杨廷和而言，他能真正保持着像曲作中所以表现出来的那样洒脱与自适吗?我们认为他越是在曲作中大写闲适之趣，越是暗示出了他内心无法解脱的苦闷与不安，他把散曲创作作为疗伤的一种手段，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后，在打击、担忧、郁闷、恐惧中，杨廷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至于隆庆朝为他所作的“平反”也只能算是对死者在天之灵的一个告慰罢了，更是统治者收买人心所惯用的一种伎俩。由此，这也为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作家内心的真实情感与文学作品中所表达出的情感之间是存有一定距离的。与同时代的关中散曲家康海比，杨廷和之所以没有像康海那样把自己的愤懑与不满通过散曲毫无遮拦地发泄出来，而是采取较为委婉的形式抒写忧闷，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杨廷和曾官居一品已经历过仕途的辉煌，迫于皇权的压力自己主动提出致仕请求，其心中的怨愤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强烈，而康海正值壮年有为之时，却被冠以“阉党”之名罢官归田，内心有着强烈的冤屈、愤慨之情;二是，杨廷和所面对的是一位不惜杀生通过“正名”来确立其统治地位的新君———嘉靖帝，而康海罢官时的正德帝并无心思对付大臣的一些不敬行为，故杨廷和以谨小慎微的心态度过其致仕后的生活，康海则采取了狂放不羁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家居生活，现实、心态的不同影响到了他们创作的内容与风格;三是，杨廷和性格中有“柔顺”的一面，而康海具有西北高原上的“粗豪”性情，个性差异使两人的散曲创作表现出了一隐一显的方式来消解内心的郁闷。

二、流放“路上”的悲歌———杨慎离思曲中的心态解析

自幼警敏、聪颖的杨慎，以其广博的才学一举夺得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的好成绩，被授予翰林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因谏阻武宗微行，不称己意，随以养疾告归。世宗即位，充当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事起，杨慎“偕学士丰熙等疏谏”，“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又“及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纠众伏哭”等举动，使得嘉靖帝大为震怒。在遭受两次廷杖之后，“(杨)慎、(王)元正、(刘)济并谪戍……慎得云南永昌卫。”［4］5082时年三十七岁。因“大礼议”事件被谪戍云南的重大变故，使杨慎“男子志四方，焉能守一丘。壮游轻万里，逸迹凌九州”③的宏大志向瞬间化为了泡影，留给他的是屈辱、恐惧、孤独、悲愤等无尽的肉体与精神折磨。然而，客观上的人生悲剧在他主观的坚毅斗争中变成了文学创作的动力，他把“胸中实不知有几斗热血，眼中实不知有几升热泪”④化作篇篇佳作，时时沉吟着“久戍劳行恻，天高奈若何”“飞蓬无根株，飘飘随风起。游子辞家乡，流落在万里”⑤的伤感，呐喊出“他乡虽好不如家”“故乡咫尺是天涯”“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作滇南客”⑥的悲情。从历史史实看，杨慎和他的内心一直走在流放的路上，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终老戍地才得以安顿。正是基于这种流放的生活，在杨慎现存的242首(套)曲作中，有116首(套)曲作书写了自己怀思、孤寂、愁怨的情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表达他对家乡、亲人思念之情的离思曲。长期流放“蛮荒之地，瘴疠之乡”的悲惨遭际使他始终存有一种漂泊他乡的客者心态，朋友的接济使他免受物质上的困苦，与朋友酬唱、游赏也一时冲淡了他孤寂的情怀，可这些都难以消除其内心的苦痛，多数时间还需他面对影单、灯孤的情景，忍受锥心、裂肺的思念之痛。当他把思痛化为文字时，便为我们谱写出了真切动人的悲歌。如［南南吕•罗江怨］四首之一:空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1］1397又［北双调•对玉环带过清江引］:长夜如年，孤灯相伴晓。海角飘零，风尘何日了。春梦不曾成，枕上闻啼鸟。青镜慵看，朱颜容易老。东风寂寥南望杳，望断星关道。心摇似旆旌，愁乱如烟草。百般不如归去好。［1］1420长久的别离，使他不得不思念，而一年年的盼望变失望，又使他肝肠寸断;长期的孤寂生活、飞蓬心态使他心绪难平，“百般不如归去好”的呼喊是他内心真实的表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谪戍者的悲苦心态，体悟到了他真切的愿望———与家人的团圆。像这样的曲句还有:“形骸放浪，到处是家乡”“万里客衣单”“可怜寒食清明，长是他乡外井”“百般归都归到家居”“思乡泪，远戍人”“有信书难寄，无言泪暗流”等。这种对亲情、家人的渴盼，表面看是对物质的家和充满伦理亲情的家的渴求，从深层次讲则是作者心中的一种精神需求，“是陷入困境下的个人对归宿的询问”［5］58。杨慎之所以在他的这类曲作中能表达出如此真切、动人的真情，除了谪戍离家的现实因素外，应与他歌谣“出自肺腑”、诗歌“质任自然”⑦的文学创作观有着一定的关系。在为杨慎这类作品中的真情感动的同时，我们觉得他的这类作品多停留在对具体情感的抒写上，未能像苏轼的此类作品上升到哲理层面达到对人生思考的目的。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谪戍云南之后，杨慎爱读老庄之作，也曾有“丹心炯炯，一寸成灰……儒术于吾何有哉?”［6］37《［沁园春］己丑新正》的感叹，可总体看来儒家用世思想仍是他思想的主导，从而束缚了其曲作在思想上的超越;又有，杨慎“不善谈，对人言甚謇涩。其服饰举动，似苏州一贵公子”［7］159的儒雅个性，与苏轼的达观、自放有所不同;还有，北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文化繁荣与理学兴盛的社会氛围以及广泛的兴趣与爱好，使宋朝的士夫文人即使被贬官谪居，也乐于寻找超越苦闷、获得适意的精神旨趣，已为明代士夫文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精神追求所不能比。当然，散曲文体的特点与作者的文学观也应是影响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

三、独守者的思怨———黄娥相思曲中的心态解析

作为杨慎继室，黄娥自幼聪慧，“博通经史，能诗文，善书札”，［6］439被誉为蜀中才女。嫁于状元杨慎，一时成为美谈，由黄娥“万点落霞明照眼，彩衣金屋正相宜”［6］431《庭榴》高兴情愫的流露可见其婚后生活的幸福美满。可惜这一幸福的时光太过短暂，自正德十四年(1519)黄娥嫁入杨门，⑧至嘉靖三年(1524)杨慎因“大礼议”事件被流放滇南，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仅有六个年头。在杨慎流放云南的三十多年里，嘉靖五年(1526)杨慎回乡看望病重的父亲，黄娥曾与杨慎一同前往云南(嘉靖五年七月)，嘉靖八年(1529)六月杨廷和去世，她便随杨慎返回新都，主持家务，自此二人再也没有长时间团聚过，即使杨慎偶尔回到新都，也只是短暂的相聚。这种分多聚少、天各一方的境况，加之女性相对狭窄的视野、细腻的心思，使黄娥散曲中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一种痛苦、细婉的寄思情怀。据《全明散曲》计，在黄娥现存的63首小令、6套套曲中，有66首(套)是书写寄思、幽怨情怀的。其中，或直抒会少离多的现实，或直绘影只形单、独枕孤眠的情形，或抒发恨满怀、寸肠断的心情等。与男性曲家借女性口吻代言的曲作相比，黄娥的这类曲作取消了作者与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距离，使作品中抒发的情感更为真切，更具穿透力。如［北双调•卷帘雁儿落］:难离别，情万千。眠孤枕，愁人伴。闲庭小院深，关河传信远。鱼和雁天南，看明月中肠断。［1］1757又［南中吕•驻云飞］《足古诗四首》之三:暗想娇羞，往事牵情不自由。帐薄灯光透，寒峭花枝瘦。休，一日比三秋，人在心头。两字相思，锁定双眉皱。残梦关心懒下楼。［1］1747在这里，黄娥把长期的孤独、苦闷、渴盼与次次的失望、不断的哀叹化作粒粒文字，直写自己的离思、孤寂之苦。人常言:人生最苦是离别。大凡有过长期离别经历的人，读到此类曲作都会为之动容心伤的，更何况黄娥与丈夫离别长达三十多年之久!这些看似平常的话语，却是他悲苦情怀的一种具体外化，是用血泪凝成的不幸的人生悲歌。又如“分散西东，会少离多，天也将人弄”;“无福也难消，泪染红桃。欲寄多情，鱼雁何时到”;“万水千山梦，三更半夜心。独枕孤眠分，这愁怀那人争信”;“梦峡啼湘，千古多情两断肠。眼穿心碎，影只形单，意惨神伤”等曲句，无不是她血泪的诉说。再有，一些书写黄娥幽怨、恨愁情怀的相思曲，颇能睹见其爱之深、恨之痛的情愫，如［北双调•折桂令］二首之一:寄与他三负心那个乔人，不念我病榻连宵，不念我瘴海愁春。不念我剩枕闲衾，不念我乱山空馆，不念我寡宿孤辰。茶不茶饭不饭全无风韵，死不死活不活有甚精神。阻隔音尘，那个缘因?好事多磨，天也生嗔。［1］1754又如［南仙吕•皂罗袍］:为相思瘦损卿卿，守空房细数长更。梧桐金井叶儿零，愁人又遇凄凉景。锦衾独旦，银灯半明，纱窗人静。罗帏梦惊，你成双丢得咱孤另。［1］1756—1757

长期的渴盼是黄娥的精神支柱，可一次次的失望使她的内心倍受折磨，如果说这还可以在忍耐、期盼中承受的话，那么丈夫对爱情的背叛则是任何一位女性都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即使在允许拥有三妻四妾的封建社会也是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可以用各种制度、学说、手段构建、维护一个男权社会，进而把女性变为男权社会的附属，但它没有办法改变女性要求男性从一而终的心里诉求。虽然这种渴求对于古代女性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更多的是在忍受中丧失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可不同历史时期总会有一些女子做出或激烈、或委曲的反抗举动。上面所举两曲，则是黄娥闻知杨慎纳妾后，用自己的笔对杨慎这种“背叛”行为的控诉⑨。杨慎的两次纳妾对黄娥刺激强烈，是对其尊严的一种冒犯，也是对其长年苦守的两次否定。因此，她在［折桂令］中连用五个排比句喊出了自己内心的压抑、凄苦与痛恨，［皂罗袍］中也发出了“你成双丢得咱孤另”的牢骚，表现出了与她的其他相思曲不同的味道，由此可以感受黄娥的激愤情怀。杨慎、黄娥离思曲中表达出的情感深、痛、切，可谓是真实感人、令人动容。不过，杨慎以罪人的身份流放云南，是一位身在异乡的客者，加之他特殊的家世、才学，使他交结了许多朋友，因此也就使他离思曲中的思念对象相对宽泛，除了对家园、亲人的思念外，也含有对朋友的别思。相较于杨慎，黄娥长时间生活于四川新都家中，交往范围相对狭窄，离家、思家的情愫较弱，思念的对象也较为单一，因此在她的这类曲作中不存在对家乡、对朋友的思念，仅是表达了对丈夫杨慎强烈的渴盼、思念之情，以及得知杨慎纳妾后由思转怨的情感。综之，杨廷和以创作闲适曲为主的特点代表了致仕曲家的一种创作倾向，但在这类曲作背后蕴有一种苦闷、无奈、不安的心绪却不同于他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使杨慎在离思曲中表达出了真切、感人的效果，黄娥以女性独有的个性与笔法表达出的思念与幽怨之情也颇具“杜鹃啼血”之效，为明代其他散曲家所不及，都值得进一步研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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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英波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