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二重性格的文化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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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现实的妥协者

周宪教授曾指出，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他们有三个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即他们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大众的关系以及和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政治中，他们是处于逐渐边缘化的疏远过程，而且与政治的关系也是最为复杂的一环。④巴金笔下的李冷、觉新和汪文宣便是处于激烈的社会运动时期，他们的理想和生活是无法与当时的社会运动剥离的。社会运动带给他们的冲击覆盖了生存条件、思想和家庭环境等诸多方面，而这里的每一环对他们的命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李冷，处于初期，大革命受五卅惨案的影响，由刚开始的高潮转入低谷。正在此时，他遇到了情绪低落的杜大心。他与杜大心的认识是一个转折点，杜的出现带给他一种全新的认识———他接触到了底层人的生活。这种生活与他优裕的个人主义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当他的旧思想被冲击之后，他陷入了出走与原地不动的矛盾中。他妹妹李静淑和恋人张文珠提前加入革命，他的世界变得小了许多，他变得更加孤独，时常在梦境里寻找安慰。梦是有着预示的，也是他潜意识中意愿的表达。他憎恶许许多多人走的“单调的路”:出生、成长、保身、传种直到死亡。他从思想上决定走另一条路，但这路与他的妹妹、他的爱人和杜大心们所走的路是不同的。周围生存环境的继续恶化，使他走不通自己的路:自私的个人主义。他最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投身于革命，去拯救自己的亲人。当然，这种不自觉的妥协恰好符合了时代与历史的脚步，他充当了中国社会进步、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个社会性的“多余人”。李冷受社会运动与环境催化的影响或许不是很明显，但在《家》中觉新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人”。他的不断退缩生成的悲剧从自己身上一直延续到妻子瑞珏。作为长子长孙，他肩负沉重的传统束缚，自己在内心也时刻用传统价值观要求自己，并且没有觉得这有何不妥。但当经历了婚事之变和妻子的难产死后，他似乎从逐层加深的痛苦中清醒，这一清醒的过程同时也受到了当时时事的影响。风暴和它催生出来的新思想不断冲击着他的大脑，冲击着固守已久的传统观念，将他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他有了决心反抗的勇气，这种勇气体现在对待觉民的婚事和觉慧的出走中。如觉新在觉慧出走时暗中资助路费，并说:“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可以替我出一口气。”

⑤可以看出，在他懦弱顺从的背后，还潜伏着叛逆抗争的性格元素。但这种元素仅停留在他的大脑中，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只能认定觉新是一个懦弱的反抗者。觉新在动荡的局势与混乱的高氏家族中，形成了趋新与守旧、自卑与自信、懦弱与反抗等一组组对立统一的性格因素。他在复杂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搏斗、徘徊、动摇都合乎他的性格和地位。他受到新旧两方面的夹击，在长辈随心所欲的指责、捉弄甚至责骂以及弟弟们的不满中默默忍受和挣扎，最后只能在不能调和的矛盾中自我了结。他的性格，即在环境重压之下妥协的性格，还有着超越具体时代、具体历史环境的普遍性。他虽然是长子长孙，但他不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强大旧世界的习惯性自我压抑促成了他悲剧命运的形成。他的悲剧式二重性格包容了20世纪初中国新旧交替的鲜明时代特征。透过觉新这一悲剧人物的悲惨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想走调和折中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对旧势力抱有幻想、屈服、妥协便是自我毁灭，觉新最后的命运便证明了这一点。从《家》到《寒夜》，时生了巨变，而觉新和汪文宣人生的前后表现却一脉相承，未见汪文宣的喜人变化，相反悲剧意味越来越浓重。汪文宣如觉新一样受过西方现代思想的熏陶和启迪，甚至比觉新受到的更完整，在个性解放的信念下，也追求过自己的幸福，如与曾树生的自由恋爱。但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外部压力的增大，汪文宣转而成为失去反抗精神的弱者，只能屈从命运。汪文宣的个人精神分为两部分:其一是青年时期，他和觉民觉慧一样，是有梦想和追求的，憧憬着办“乡村话、家庭化的学堂”;其二是当他步入中年时期，他的思想便和觉新靠拢，为了家庭、为了生存、为了等待抗战结束后就会到来的新生活，处处妥协忍让。殊不知抗战的结束并不能改观他的生存状况，大的社会实践往往对小人物的命运并不能完全转变。汪文宣的中年是在矛盾挣扎后的不断牺牲中一点点被蚕食的。他已不像巴金以前所描写的软弱者那样，仅仅承受着精神上的压抑之苦，他更要忍受生活上的拮据之难。⑥随着时局的不断动荡，不但理想无法实现，连日常生活都须苦苦维持。物质的匮乏导致了身体的虚弱，而精神的空虚和矛盾又加重了身体的消耗。所以，汪文宣的首次妥协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这种妥协又加重了生存的精神负担，他不断改变处事原则，痛苦地适应环境。他也因此变得自卑、胆小怕事，他陷入恶性循环的忧郁和矛盾中。汪文宣的忧郁是黎明前的黑夜一个绝望的忧郁，觉新在大家庭里的不愉快可以在小家庭里得到些安慰，而汪文宣的忧郁、焦虑来自家里家外，更有觉新所未尝体验过的经济压力和自身的不幸，他变成了一个病在精神的灵魂，一个身心全病的人。恐慌和苦闷、希望和绝望、反抗和沉沦无不是动乱的局势、困顿的生活在人物个性心理上的反应。残酷的现实也磨钝了一切生活的锐气，他的意气越来越消沉，最后成为一个懦弱安分的小职员，更可悲的是他心理被扭曲，变得“小心翼翼”、“担心害怕”，借酒来压抑自己内心的反抗意识。最后，他虽然受到过新文化教育，但中国几千年来固有的礼教传统却在他身上仍然有着很深的烙印，形成了厚重的心里积淀，他无法逃离这种多重的束缚。所以，他只能在悲惨中死去。

二、文化转型的承载者

巴金曾说:“我作品的大部分都写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是我最熟悉的世界。”⑦巴金从《新生》中的李冷到《家》中的觉新，再到《寒夜》中的汪文宣，沿着创作的发展轨迹，完成了对几代知识分子的塑造，他们也是巴金不同时期对人生的感悟。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知识分子困境重重的时代，这种困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现代化转型是需要文化裂变的推进，而文化裂变的完成是建立在知识分子巨大的精神阵痛上，他们的精神游走在抗争与妥协这两个极端状态中无法自拔。有学者曾提出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可以形象的概括为“堂吉诃德型”和“哈姆雷特型”，前者更多的是信仰、追求与献身;而后者更多的是犹豫、怀疑和悲观。而李冷、觉新和汪文宣是游走于这两种气质之间的徘徊者。他们给人的最强烈的形象是他们的堂吉诃德精神，而不是传统研究中着意强调的哈姆雷特气质。他们执着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他们也知道自己置身其中的平庸生活不是自己所想要的。但是，他们所追求的知识生命意义，不可能外化为一种具体的社会现实。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也不能创造一种现实，所以哈姆雷特式的气质又在他们身上被充分表现出来。这也成为了他们具有“多余人”特质的典型标志。这些中国式“多余人”追求的意义，不是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因为新的制度也不能保证公正与幸福，给生命带来真正意义，也不是道德完善及其在此基础上的世界和个人的拯救。他们身处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他们只不过是用一种世俗意义的社会理想置换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价值。所以，他们的人生只在那个特定时代有意义，是世俗的意义。作为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承载的社会责任不仅仅只有这些。作为时代交替背景下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冲击中的这一群知识分子，他们要完成的任务超越了他们自身的人生定位。每一个世纪交替时期总会带来文化动荡，新旧文化、不同国度文化间会产生一个断层，这个断层是必然要被弥补的，而这个弥补的任务就交给了这一个群体。正是他们在断层中产生的不适感而导致的困顿，才给文化融合带来了缓冲。这一现象并不是20世纪初的中国所独有，在19世纪初的欧洲也曾有过这样的交替，它的产生也带来了“世纪病”这样一个词语。忧郁成为一种病开始蔓延，这种病不是个人或哪个国家独有的，它是一场由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的瘟疫，就像中世纪常常传遍整个欧洲大陆的宗教狂热一样。而受到这种“忧郁”病传染的群体———“世纪病患儿”就成为文化转型期的承载者，他们孕育于18世纪末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成长于19世纪。他们的通病在于，处于时代的悲剧中而无法自拔，从而陷入了心灵的迷津，迷失了方向。

他们如“多余人”一样，有着无法调和的思想与行动上的矛盾，即仰慕父辈的战绩和辉煌，但王权和神权的恢复使他们失去信仰，无所追求，在厌倦和无聊中打发日子，生性孤僻、内向忧郁，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在灵魂的孤独漂泊中消耗着生命。所以，“世纪病患儿”与中国式“多余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富有才华却因受新旧文化冲突、社会转型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他们虽然身处在两个不同时代，但却有着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氛围，这就促成了他们共同具有的精神危机。他们游离的两个选择是不同的，或是反抗与妥协之间，或是回顾辉煌与重新追求之间，但无论是“多余人”还是“世纪病患儿”，他们的社会责任和人生意义就是为其所在的时代转型过渡和融合充当载体。中国式“多余人”要完成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思想的融合，李冷、觉新和汪文宣都试图将传统文化中的一点———或是无为，或是孝道，或是中庸与西方民主结合起来，但他们都不甚成功，他们的切入点就已经错了。但并不能就因他们行为的失败而否定他们努力的过程，因为结合的过程是有意义的，这需要他们去用一生来实践完成。而“世纪病患儿”也是如此，他们有着浓厚的旧贵族没落情绪，在贵族权力旁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登上政治舞台后，他们有了昔日光环不在的失落感，内心的巨大恐慌直接导致了行动上的消极无为。但正是这种冷漠与消极将同时流入他们身体内的两种文化进行了调和，即贵族时代的浮华和资产阶级的新生之间的融合，成功的使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冲突得以调解，达到平衡。荣格曾说:“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⑨这种镂刻不是以充满内容的意象形式，而是最初作为没有内容的形式，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而已。就以此句来关照“世纪病患儿”、“多余人”、中国式“多余人”他们之间的延续，不难发现，他们的出现有着时代的必然性和文化的传承性。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文化冲突必然造就了“世纪病患儿”、“多余人”、中国式“多余人”这些畸形人群的出现，他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平衡创造了条件。作为载体，他们个人的完结也是社会责任的完成，所以，他们的生命是有着终极意义的，而不是虚无的、无意义的。

三、结语

无论是18世纪末欧洲社会制度转型期产生的“世纪病患儿”，还是19世纪俄罗斯贵族没落时期的“多余人”，以及20世纪早期受中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式“多余人”，他们都表现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也深刻表现了一些对新事物敏感的思想者在社会变革、文化冲突中的焦虑与探索，展示了他们思想无法与行动同步的人生矛盾。但他们终其一生，都是为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调和不自觉的贡献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余人”形象中体现的对生命价值的探索是具有超越时空和国界的普遍意义的，这些形象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坛的奇观。

作者：刘楠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