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科学哲学思想的演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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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认识论的构建

社会认识论这个概念,在西方最初由一位美国图书馆学家提出。他把知识看作是一种商品来研究,这种商品存在于社会中并且是通过不同的方式生产、分类、积累和扩散的。富勒把社会认识论这个概念由图书馆和经济学引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富勒对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是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语世界哲学发展状况的探索开始的。受尼采和罗蒂以及美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富勒认为,“知识是一种社会产品和商品,人们的认识活动是一种类似于生产活动的有组织、需要协调和规划的社会性活动。”不同认知活动领域中的参与者的知识背景、认知能力、生存环境都存在很大差异,各领域间评价尺度的区别,知识的积累以及更新的速度,使得富勒认为,“传统哲学的任务已经被各种具体科学所取代,科学哲学家现在的任务应集中于进行各学科间的沟通,进行一种‘人类的对话’。”他强调:“科学哲学的当代任务在于理清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扮演不同认识领域之间以及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他认为,社会认识论是与知识的社会生产和认识活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关的一种哲学,因此它主要研究各个具体学科间尽可能多的合作,并且这种合作是以知识为最终目的。富勒在《社会认识论》中写道:“在我的社会认识论中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进行组织,从而使整个知识的生产活动更加高效。”他并不满意科学组织和生产的现状,认为这是没有效率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而他提出了“知识政策研究”的说法,也就是研究如何制定出高效的知识生产政策。“科学理论与知识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是,科学的社会理论提出规则,这些规则允许知识政策的研究者来预测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科学家和科学家团体的总体行为。”富勒认为,研究知识政策的学者要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通过对知识的再组织,总结经验用来指导社会内部的知识目标。也就是说他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组织科学的生产,形成科学制度的新规则,并使其高效运行,进而探索出什么样的模式最有利于知识的生产。因此,富勒的社会认识论倾向于政治定位,同时又是规范性的。他认为:“作为一种调节手段,规范是无形的,隐藏于社会最底部,同时它又并不是必要存在的,只是社会行动在进行自发的调节时而产生出来的。”富勒所认可的对于知识的分析,带有很强的规范性特征,他除了描述当前知识生产状况外,更着力于使我们清楚知识生产实践的过程,以及通过何种手段、方法对这一过程进行改善。我们不能仅局限于对科学现象单纯的解释与描述,更重要的是,要使大多数人更深刻地理解知识,最终实现加快知识生产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分析单个的人在认识能力、知识背景以及社会环境上的异同点,总结出在一定社会环境内相对较为统一的知识目标。

二、科学修辞学的引入

在知识的社会生产、认识活动的社会组织过程中,各学科间乃至科学共同体之间沟通渠道的不畅和效果的低下,导致我们急需进行一种“人类的对话”。富勒认为:“在科学研究中,这些不可通约的规范不可能转换成为共同的语言,他们只能分别适用于那些很少交往甚至相互排斥的各个科学团体中,这对知识的生产起到了巨大的阻碍作用。”为弥补社会认识论对如何沟通缺乏指导的不足,消解学科间的分歧,增进各领域间的相互理解,富勒走向了科学修辞学,运用此项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来解决科学知识在交流、沟通中出现的话语问题。在传统的认识论中,我们通常并不认为知识是跟随不同的语境而做出一定变化的,相反我们认为它是持续积累然后永久保持的。但富勒认为:“STS研究的基本指令:科学应当像研究其他社会现象那样来研究,这才可以说是科学的(不必依赖于非批判性的权威陈词或具有案例特征的证据以及诸如此类)。”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杰出的STS研究者最终发展成为社会学家,但这些研究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带有社会学色彩的学者,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科学之于社会其他部分来说在历史、分类和方法等层面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些带有社会学色彩的研究者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多样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优点与缺点:优点在于他们从更多的视角来考察事物,所得的思考结果也更加全面;缺点在于由于考察的视角过多,从而缺乏统一的规范,最终形成相对主义结果的尴尬。STS研究者以现场观察的方式、分析科学家的言辞和行为间的分歧,这样的调查研究缺乏统一的规范,其结果也必将使STS研究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富勒认为,当前阻碍STS向前发展的,主要是其研究者对当今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时所形成的自相矛盾,而STS研究者对一些特定的哲学上的科学概念的怀疑,为这种矛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富勒把这种矛盾表述为:“(T+)哲学家的观点认为,语言并不存在于自然秩序中,只是在被动地进行表达,因此语言的功能只是一种所谓的‘自然之镜’。(T-)STS研究者主张,自然秩序中包含语言,而且语言也具备和其它事物一样的能力:运动与被运动。归根结底语言只是无数原材料的集合,自然也正是在如此众多的原材料的基础之上被建构的。”富勒指出,哲学家认为语言是自然的镜像,而STS研究者认为语言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两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富勒运用修辞学呈现哲学家与STS研究者的矛盾,通过科学修辞学找到解决学科间和各领域间的不可通约性的途径(T1):“(T+)哲学家认为,理性的语言被应用在概念上是一个假定,它假定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可以理解同一段对话,这与语言使用者的兴趣是无关的。(T-)STS研究者主张,理性的语言在应用方面与特定语言使用者所共同遵守的标准相关,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者间的兴趣差异,其最终将导致无法理解彼此间的对话。修辞学家就是为存在兴趣差异的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克服语言分歧、找到相互理解的方法。”可见,富勒认为:不存在作为镜像的合法的语言概念;不同学科的科学共同体有不同的理性语言应用(即科学概念),存在不可通约性问题;只有科学修辞学,才能帮助不同学科的科学共同体克服语言分歧、实现相互理解。富勒试图借助于科学修辞学为社会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当今社会中的应用打开新的通路,并最终成为更加职业化的研究领域。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改变科学在大众中传播的方式、方法,为社会认识论创造出一种实践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修辞学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同时它也弥补了社会认识论中对于科学沟通方式的指导的欠缺。借助科学修辞学的桥梁,将STS研究向社会认识论转向。

三、对智慧设计论的支持

修辞学的引入,弥补了社会认识论对于各学科及各领域的沟通障碍,推动知识更加快速、有效的生产,但科学知识生产的公众参与问题并未能很好地解决。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掌握着大量的知识,他们作为科学的权威、知识的垄断者而存在着。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的范式理论,正是这种科学权威的典型代表。因此,富勒将目光转向了智慧设计论,进一步发展作为其科学哲学思想基础的社会认识论。所谓“智慧设计论”就是主张生物甚至宇宙都是某种“超级智慧”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整个宇宙中,如果使用某种智慧因素对生命体的固有特性加以解释,将比运用自然选择来解释更加合理。一场被看作是神创论和进化论的又一次碰撞的审判,于2005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庭,富勒作为专家参与审判,并且公开对智慧设计论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富勒认为,在传统的智慧设计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分化、综合、演进才逐步发展成为当今的西方科学,所以说现今的科学课程中必然包含神创论学说。富勒在2007年出版的《科学对宗教:智慧设计与进化论难题》中认为,如果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源头加以追溯,可以发现其思想缘起是以智慧设计论被假定成立为基础的,可以看到智慧设计论在整个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还是相当重要的,因此不论对于智慧设计论的支持与否,都应当对它表示真切的感谢。这一论断充分表达了富勒认为科学应当包含智慧设计论的理论主张。富勒为什么会大力支持智慧设计论呢?在笔者看来,富勒属于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者,他的社会认识论在本质上是反对科学权威主义的,是反对库恩的范式理论的。要想进入特定的科学共同体并且掌握一定的范式,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在较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经验,而这些对普通人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的,因此库恩所定义的科学共同体,终究只能是适用范围狭小的、只属于小部分人的共同体。由于各科学共同体间存在不可通约的特性,使得大众很难对科学形成整体性的认识,认知的权威、知识的垄断也就由此形成,最终的结果也必然导致科学认识中缺乏人性的光辉。富勒认为,将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型视为理性的典范存在一定问题,因为结构的汇合涵盖科学史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而这些在社会层面上是相互排斥的,这就使得库恩的模型不够连贯。他认为库恩的范式理论最大的缺陷在于“曾经用技巧对付过去的问题,又返回来困扰现在的研究共同体”。他看到了库恩“科学范式”的局限性,即新一代的科学家总是在解决老一辈科学家所遗留下来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并且这一局面不能改变。这样就形成科学局限在一个范式内部、不断往复循环、最终直至僵死。富勒通过引入修辞学来倡导大众科学,反对科学权威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转而将目光投向了智慧设计论。也许智慧设计论会像伽利略一样最终得到世界的认可,也许不会,但是富勒利用这一观点为科学知识生产的公众参与开启了更多的空间。

四、简要的评论与批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富勒的科学哲学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化:1988-1993年,从社会认识论思想出发,开辟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领域;1993-2006年,通过科学修辞学的引入,试图解决各学科间乃至科学共同体内外进行“人类的对话”的难题;2006年以后,通过对智慧设计论的支持,试图克服库恩的范式理论的缺陷,为大众广泛参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争取必要的空间。社会认识论是富勒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构建新科学哲学的基础。富勒的以社会认识论为出发点和思想核心的新科学哲学,使得知识生产的整个过程更加完善,初步建立了效果卓著的奖励与惩罚机制,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分配等各个环节都能充分体现出公正与民主,这一知识评审体系的建立对当代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想要赢得公众对科学决策的信任,并且保证科学研究的结果尽可能的真实与准确,就必定要求科学决策走向公正、公开与民主。富勒的社会认识论,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能为我们提供有力的帮助。但富勒的科学哲学思想也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缺陷和局限性:

(一)过分强调现实的不确定性,根本否定科学有其权威性的一面。富勒认为:“科学权威性的特征不在于一系列深奥的技能或对实在的特殊理解上,而在于对科学自身只是形式的要求上,这使得其他人感到也必须为他们自己的活动做合法化论证。”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同样主张:“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所有事情是某些人对挡住其前进道路的群体进行攻击的结果。”拉图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解构了科学权威。现实社会固然存在极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在各种社会现实的压力下对于真理的追求,并不完全如富勒所讲,认为将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精神,必将产生趋向经济利益的科学成果。

(二)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富勒完全把科学研究放入到社会因素和社会过程中。我们知道,随着各种社会因素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科学界,学术腐败便油然而生。例如:在经济因素的影响下,有些科学研究工作者势必会被经济利益所驱使,研究成果也必定会代表某一特定集团的利益,使科学本应是对真理的纯粹的追求,转而变为一种对物质利益的渴求的手段。显然,在当代社会中,科学的发展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许多消极影响。但是,科学本质上是真理性探索,不能片面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

(三)过分强调科学修辞学的作用,忽视科学修辞学的消极影响。诺贝尔奖得主,英国化学家、生物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Perutz)指责科学修辞学是“如同化妆舞会一样,来进行欺骗的一个学科”。这一指责过于偏激、有失公允。科学修辞学有其学术基础和社会价值。但也应当看到:科学修辞学的引入使得大量的江湖术士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在科学光环的照耀下招摇撞骗,最终,导致大众对科学失去信任,这将更加阻碍知识的生产。确实,通过科学修辞学来倡导大众科学、反对科学权威是有消极影响的。

(四)过分依赖超自然的因素,拥护具有反科学性质的智慧设计论。富勒是为了倡导大众科学、反抗科学权威而支持智慧设计论的,但智慧设计论并不被广泛看作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在2005年12月20日美国中部区联邦法院关于智慧设计论的裁决中,法官琼斯提出了139页的判决书,认定智慧设计论就是创世论的一种,智慧设计论不是科学理论,同时在公立学校教授智慧设计论是违法的。凡此种种,我们有必要对富勒的科学哲学、尤其是作为其思想基础的社会认识论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反思,以求寻找一种适应当下时代的认知模式,形成一种富有时代气息、面向社会发展的新科学哲学,真正形成一种符合时展要求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间的崭新关系。

作者：葛岩吴永忠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