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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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人口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选择及数据收集参考以上对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的界定因素，本次调查制定调查对象的入样标准是：1.具有农业户口；2.调查期间为他人或者组织从事农业或者非农业劳动获取劳动报酬；3.就业单位没有为其缴纳三险—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以及住房公积金。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才可入样，本次调查包括了一些特殊的样本，如失地农民、自我雇佣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在2012年寒假期间，以方便抽样的方式在山东省17地市选择符合以上条件的18—60周岁的人口，对其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650份，数据缺失超过20%以上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整理出有效问卷479份，采用SPSS16.0进行了数据录入和分析，如没有特殊说明，置信水平是0.05。调查对象具体情况及数据整理情况详见表1，对有缺失数据的问卷在进行相关分析时采用了个案删除的方法。

（二）变量设置及分析方法本次调查以农民工年收入作为因变量，并且按照年收入小于等于2万、2-3万、3-5万和5万以上4个类别把计量数据转化为类别变量，以性别、年龄、婚姻、学历、打工地点距离、打工单位所有制形式、打工单位所属行业、有无耕地8个因素作为因变量，8个因变量分类详见表1。研究首先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程来探查8个自变量对年收入是否有影响（表2），对有影响的因素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以探查其影响的途径。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从表2的似然比检验结果看，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打工单位的性质、所从事的行业及务工地点距离显著影响他们的收入，其他因素则影响不显著。

（一）劳动强度越大的行业务工收入越高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涉及7个行业（表1），7个行业的调查对象年平均收入由高到低依次是交通运输业、其他、采矿业、建筑行业、商业服务业、农林牧渔业、制造加工业。交通运输行业工作强度大、生活不规律且有一定的风险性，有时尚需调查对象自己投资买交通工具，故收入相对较高。采矿业和建筑行业劳动强度最大、作业风险高，收入也较高。制造加工行业和农林牧渔行业是一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从业者要求低，劳动强度一般，务工者收入不高。本次调查虽然显示“其他行业”收入较高，但由于调查对象较少，没有进一步区分行业，无法探查具体情况，这也是本次调查的一个局限。

（二）务工地点越远务工收入越高根据务工地距离家庭所在地的远近，把调查对象分为4类：20公里内、20-100公里、100-500公里和500公里以上，按照山东省的行政划分，基本上可以依次界定在本乡镇范围、县域范围、省内和省外。调查发现随着务工地点空间距离的增加，收入相对增加。务工地点距离500公里以上的年收入在3.2万元以上，收入最高；20公里以内的年平均收入仅2.55万元（详见表1）。虽然如此，42.3%的调查对象仍然选择了就地务工，仅6.9%的调查对象选择了500公里的远距离外出务工（详见表1）。原因是虽然大多数农民工不再以土地收益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但农忙时仍要不同程度的参与农业活动，加之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都在当地，大多数人倾向于就地务工。从“经济人”角度考虑，如果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外出务工者也不会远离家乡和亲人。

（三）不同所有制单位中，自我雇佣者收入最高在表1所示的6种所有制单位中，自我雇佣者作为一类较特殊的人群，收入最高，平均年收入达到4.68万元，是六类人群中收入最高者。自我雇佣者兼具打工者和雇佣者双重身份，需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时间和精力，且往往需要投入不等数额的资金，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收入。其次是外资和合资单位，年平均收入达到3.38万元，外资与合资单位提供的工作往往有一定的技术性要求，对务工人员个人素质如年龄、学历等也有一定的要求，较高素质的务工者应该得到较高的收入。但以上两部分务工者都仅占10%左右的比例，一半以上的务工者集中在劳动密集性高、技术性要求低、规模小、数量多的私营单位，年平均收入仅2.55万元左右。国营、事业单位的务工者年平均收入与私营企业务工者相差不大，原因是这部分务工者就业的部门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形式是临时工、小时工等，如医院的保洁人员、国营企业的保安人员等，国营企事业单位往往把这些非正规就业岗位外包给社会中介，由社会中介雇佣临时务工人员。这些非正规部门的务工者并不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故不享受这些单位的工资福利待遇，但由于工作稳定性较高，较少拖欠工资等原因，故受到部分农民工的青睐。近年来山东省内有的国营大企业车间生产岗位也由劳务中介公司负责招聘的临时工承担，由于农民工的医疗保险是个人在村里缴纳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不享有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人力成本较低，从而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这部分工人与公司在编的生产工人收入差别较大，出现了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四）不同年龄段中，青壮劳动力务工收入较高在5个年龄段的调查对象中，收入最高的年龄段是30-40岁，年平均收入在3.5万左右；其次是40-50岁和20-30岁者，年平均收入在2.8万左右；收入最小的是小于等于20岁者，年平均收入仅2万元左右。青壮劳动力收入较高的原因是农民工从事多是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收入与工龄、工作经验等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青壮劳动力有明显的优势。再者，30-50岁者，大多已经成家立业，他们或有孩子未成年，或有老人需要赡养，生活压力大，迫使他们选择劳动强度大、收入较高的职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小于等于20岁者，大多数尚未成家立业，生活压力较小，更倾向于选择相对轻松的工作。务工行业与年龄段的交叉列表验证了以上的分析，青壮劳力多在交通运输、采矿和建筑行业就业，如在采矿业38.5%务工者年龄在40-50岁，而交通运输行业，42.9%务工者年龄在30-40岁，这些行业对务工者体力要求相对较高。

（五）男性务工收入高于女性调查显示男性收入显著高于女性，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7]。男性、女性的年平均收入分别是2，9484元和2，2614元，原因是农民工从事的多是一些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男性比女性在体力上更有优势，从而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这一点从男女从事的行业中得到较好的验证，交叉列表显示，男性中务工最多的行业是建筑，其次是批发零售，分别是32.9%和18.1%，女性则有30.9%在制造、加工业，25%在农林牧渔业务工。另一个原因是大多数的家庭有土地需要耕种，地里农活的日常打理由女性承担，家务劳动也由女性操持，因此女性务工者更倾向于选择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离家近的工作和单位。

（六）有无耕地对务工收入没有影响本次调查把失地农民列入了农民工的行列，把失地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其他农民做了对比研究。调查发现，有无耕地对务工者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原因是务工者原本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其特点就是边际生产率为零，他们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并不会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其次，随着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减弱，人力投入越来越少，投入农业生产的不再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地里日常农活往往由女性或者年长的家庭成员承担，在夏收和秋收的农忙时节，务工者通过调班的方式获得时间、或者利用上下班的空闲时间来参与家庭的农业生产，土地不会影响他们的非农生产，而这也是农民工喜欢就地务工的原因之一。再次，调查中发现在84.2%的家庭中，最大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土地收入相对于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务工者不会为了农业生产而影响工资性收入。

（七）调查对象婚姻与否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8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婚姻状况对工资性收入没有关系，但由于婚姻状况与年龄有关，为了消除年龄影响，选择年龄23-30岁的调查对象131名，对不同婚姻状况的务工者收入进行了独立样本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调查对象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婚姻状况对收入没有影响的原因是农村部分女性在结婚生育一段时间内不外出务工，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和耕地，其他人员婚姻与否对务工单位选择没有影响，所以两者的收入也没有显著差异。

（八）学历对务工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本次调查发现，11.5%调查对象是小学学历，初中学历者最多，为45.3%（详见表1），存在学历偏低的现象。由于农民工务工行业也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的多是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对学历要求不高，所以务工者学历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务工者的性别、年龄、从业地点、行业和务工单位所有制性质会显著影响他们的收入，但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农民工的自身竞争力。调查发现30.5%的调查对象认为学历低、文化水平低是妨碍自己获得更高收入的首要因素，13.8%的调查对象认为缺乏技能是妨碍自己获得更高收入的首要因素。文化水平低和缺乏技能造成农民工市场竞争力不强，就业选择空间小，他们只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薪酬、福利待遇较低的单位就业，从事的也多是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其次，部分农民工务工单位规模小、科技水平不高、盈利能力不强，因此给农民工的薪酬工资不高，该结果也与其他研究者的发现相一致[8]。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来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1.有实证研究发现职业培训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9]，因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综合政府、用人单位、大中专院校尤其是各类职业院校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有能力的农民工学习必要的就业技能和提高文化素养，通过提高农民工自身的就业竞争力，能够到就业技能要求高的单位就业，从而提高起薪点。用人单位和务工者都是“经济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用人单位在不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降低人力成本无可厚非。但众多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培训能够开发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从而提高农民工的收入[10]，同时使单位持续稳定发展，因此，希望有能力的用人单位能够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参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达到用人单位与就业者双赢。2.由于农民固有的“土地”情结和家庭观念，他们更倾向于当地就业，更倾向于“离土不离乡”、甚至“既不离土也不离乡”，42.3%的调查对象在离家20公里范围内就业就验证了这一点。相对国营大企业和合资、独资企业，乡镇和村办企业科技水平不高、盈利能力差和生命周期短，人才的缺乏是主要原因。当地政府可以出面为乡镇和村办企业建立人才发展平台，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和“横向交流”的方法留住人才。具体来说，由乡镇政府或者县政府出面联系发展较好的企业，外派本地域企业人员外出参观、学习，或请地域外企业派人来指导生产；横向交流则是把本地域内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登记，在本地域范围内定期学习交流，通过以上方法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乡镇和村办企业为了提高本企业员工整体技能和文化水平，也要积极参与政府举办的各类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这样，在本地域范围内形成一种学习的风气，把“科技是生产力”，“技能技术是资本”真正落到实处。3.有6.9%的调查对象反映缺乏就业信息是妨碍他们找到理想工作的首要因素。鉴于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出资搭建或完善农民工就业信息平台。我国农村居民居住分散，最基层的职业介绍中心在县城，不能满足居住在村镇的农民工信息需求，因此，建议扩大基层职业介绍中心建设。另外，目前各城市职业介绍中心和县城的职业介绍中心各自为战，使得农民工缺乏周边地区的用工信息，建议不同地域内的职业介绍中心实行联网，共享信息资源。4.本次调查发现自我雇佣者的收入显著高于被雇佣者，因此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自谋出路、自己创业，针对农民工创业中遇到的资金、技术、场所、信息等问题，相关部门给予优惠政策和必要的帮助。

作者：滕志香赵书峰单位：泰山医学院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