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的善与恶研讨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计划生育的善与恶研讨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西北人口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人口爆炸：中国“百年屈辱”的总根源

【大国空巢】人口停滞增长是中国在近两百年落后的原因，人越多成才的几率越大。日本战胜中国（甲午战争）并在二战中与中国相对抗的力量来自快于中国的人口增长[1]46-48；传统文化被冲击、人口停滞增长是中国在近两百年落后的原因[1]318；注重“素质”的希腊文明没能延续下来，强调“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中华文明却一直延续下来；数量与质量不是对立的，人越多，成才的几率越大[1]201。【回应】“人口爆炸”是中国“百年屈辱”的总根源；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反相关；过剩人口使社会总剩余与有效总剩余“脱钩”而严重障碍国家力量的形成。

1.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人多而气分，禀赋遂薄”“人多而气分，禀赋遂薄”[5]120。在可利用资源一定情况下，“分母效应”对质量形成物质基础的直接弱化，使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反相关；“人多才多”则因“规模效应”对质量形成物质基础的间接弱化（破坏生态／环境稳定性）和成才环境的破坏而只是一种最愚蠢的人才会相信[5]72的“主观臆断”。在传统农业的极限内，汉唐盛世、“四大发明”时的中国，人口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有几千万，近代的人口爆炸，则把以“五口百亩之家”为背景造就的“器宇轩昂”，出则骑马佩剑、入则扶犁耕田的古代农民（秦始皇“扫六合”力量之所在），变成了鲁迅笔下浑僵、木讷的“闰土”；1901—196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也多来自小共同体而基本与大规模人口无缘[6]101-104、117-118。

2.“有效总剩余”与“国家力量”形成的规模障碍国家力量是“有效总剩余”、国家效率、国民素质、社会和谐度的函数。个体消费水平与个体素质，进而国民总体素质正相关；国民素质与社会和谐度正相关；人口规模与社会复杂程度正相关，超过一定限度的复杂化则会阻碍国家效率的提高并由于各种因子的“纠结”而使之显著下降。总剩余是个体剩余之和；相同的总剩余，既可是大量低个体剩余之和，也可是少量高个体剩余之和。与大量低个体剩余对应的是低国民素质、低社会和谐度；与少量高个体剩余对应的是高国民素质、高社会和谐度。由是，“有效总剩余”便由于形成过程中素质、和谐度、国家效率的障碍，与总剩余“脱钩”而具“非加和性”。在总生产一定或相近的情况下，小规模共同体的“有效总剩余”、国家效率、国民素质、社会和谐度，进而国家力量，必定显著大于一个大规模，特别是人口过剩的共同体[3]253-255①。

3.中国与西欧：不同的人口、不同的道路低的人口密度，使西欧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得以保持粗放的农牧混合食物系统，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较低农业生产率下较高的农业剩余率，进而一定的生活质量，并为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率先在西欧发展了起来。相对高密度人口对食物系统的压力，使中国自战国以降，从农牧混合经济走上了精耕细作的集约型道路，随之而来的，是对生态／环境沉重而持续的压力，低农业剩余率、低生活质量，弱化了的社会凝聚力和低的社会和谐度。较高密度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率，使“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保持了强盛而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而低农业剩余率对交换的阻碍和近代人口爆炸的重压，则使的商品经济“先天不足”而“扼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3]255-260。

4.人口爆炸：中国“百年屈辱”的总根源导致无力应对“挑战”的异常政治腐败和社会发展停滞的“农业内卷化”[3]277-278，是历史上每一王朝在末年的共性问题，且都与社会的规模化和复杂化高度关联。中国在近代落伍的总根源是人口在优良品种支持和政策鼓励下的爆炸性增长———1681年9935万，1840年41281万，1851年43216万。由之而来的，是人口与土地、就业矛盾的尖锐化———“量腹而食，度足而居”（洪亮吉，《治平篇》），“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5]149；是土地兼并、阶级矛盾、政治腐败的加剧；是“高位—低水平均衡陷阱”对国力、民力和自然力极其严重的耗竭———“天地之力穷矣”、“人事之权殚矣”[5]148-149；是人口“规模效应”、“分母效应”、“空间胁迫效应”对文明自然、社会基础的严重破坏；是对“有效总剩余”，即国家力量形成的严重障碍，和社会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塌”的“一盘散沙”态。自然的“辩证法”即在于：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必定会转化到她的反面———玉米、番薯、马铃薯成就了“康乾盛世”，也因对人口大规模繁殖的支持而埋下了加速晚清衰退的种子①。

二、“计划生育”的道德性

【大国空巢】控制人口是国际阴谋，计划生育是万恶之源，停止计划生育“一举多得”控制人口是美国和发达国家以“人口增长快会导致饥荒、疾病和战争”[1]68为共识的“一箭三雕”的国际阴谋②；人口学（包括环境学）是披上人道主义、科学外衣的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优生学[1]64-67、200；人口学家是制造“人口爆炸”假象，构造“紧急避险”理论“陷阱”的“灭口专家”③；计划生育是万恶之源，停止计划生育“一举多得”④；“婴童经济”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起搏器”[1]312-314，“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发展人口”[1]353⑤。【回应】计划生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必须和道德的———在高层级、总体上直接就是“善”，低层级、部分的“恶”也指向和被转化为高层级、总体上的“善”；自由生育将会把中国推向毁灭的深渊。1.“善”与“恶”的“利奥波德判断”善、恶是一个与伦理主体关联的概念———对谁而言的善或恶。主体不同，善恶的具体概念也就相异，但皆是围绕目的、欲望和需要，或快乐、幸福———简单来说对主体的“好”所表述的。亚里士多德将主体视为万物，“所以，善被合理地认为是万物所追求的目的”（《尼各马可伦理学》Ⅰ.1）[7]566。是故，对地球生物圈而言，“一个事物，只有在她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她就是错误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在60多年前写下了这段著名的话并指出：“所谓和谐，是指这个共同体的完整和复杂———保留至今尚存的一切生物；所谓稳定，则是土地的完好无缺———维持生物链的复杂结构，以使其能具有发挥功能和自我更新的作用；美丽，则是伦理上的动力———不仅要着眼于经济，还要从更高的价值观上去看问题”[8]233-234。

2.“计划生育”：高层级、总体上直接的“善”———计划生育：保护生命、关爱穷人、善待（人类）自己，增进社会和谐。家园———栖息地的破坏、缩小、破碎化是生物面临灭顶之灾最为根本的原因。控制、缩减人口规模使人类将侵占的栖息地归还于生物成为可能，由之减少对生物圈的索取和生物灭绝，保护多样性而“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由是，计划生育可推动生命保护，是对已延续38亿年之久地球生命的负责和生物、生物圈而言的善。脆弱和应对能力的缺乏，使穷人成为“全球变化”除生物之外的最大受害者———是故，控制、缩减人口规模有利于环境保护，减小“全球变化”的影响而是对穷人的“善”和关爱。富人可避免被水“污染”，但“雾霾”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鉴于环境退化、“全球变化”大部分影响的普遍性，以控制、缩减人口为宗旨的计划生育，也是人类善待自己之举（人少—车少—“雾霾”少，晴天多）。文明演替中反复出现的“空间胁迫”———在生物界是“种内斗争”在种群过剩时的加剧———表明，计划生育亦可有效减小“空间胁迫”而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计划生育”：对战争、饥荒、瘟疫的道德替代。“自由生育”／“死亡调节”是以“空世界”、小规模人口为背景的人类数量变化的传统模式。其特征是“自由生育”（还有鼓励生育）下持续性的高出生率，和以波动性为特征的高死亡率。持续性的高出生对高死亡（疾病、杀婴）的些许超越，推动着人口的缓慢增长；饥荒、瘟疫、战争则以短期内的大规模死亡，中止人口对历史极限的逼近和超越……如之周而复始，保证着文明的延续。在这一模式中，与饥荒、瘟疫（疾病）、战争、杀婴同时存在的，还有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和低寿命。对“自由生育”下“死亡调节”的客观性，上帝也是“洞若观火”：在号召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大地”（《圣经•创世纪》1：28）的同时，派“四骑士”（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去消灭他们的“三分之一”（《圣经•启示录》6，8，9）。“计划生育”／“出生调节”是以“满世界”、大规模人口为背景的现代模式。其特征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并稳定在较低水平，人口数量变化取决于出生率。为避免对历史极限的逼近和超越，即避免“死亡调节”的“他律”，便必须实行“自律”———“计划生育”以调节出生。与这一模式关联的，是低出生，丰衣足食、医学进步和低死亡，“治平之世”和长寿。“计划生育”是对战争、饥荒、瘟疫的道德替代。选择“自由生育”便是选择“死亡调节”———如果有人坚持自由生育，他便是人类的罪人并使人类成为生物的罪人。人类有权选择自由生育和毁灭，但无权代表其他生命选择毁灭，也无权把其他生命拖进毁灭。

3.“计划生育”：指向和被转化为“大善”的“小恶”———生物界：低层级／部分的“小恶”，转换（化）为高层级／整体的“大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血淋淋”的“丛林社会”是人对生物界的误读。“丛林社会”在本质上是“善”———发生在低层级的“恶”，通过“丛林法则”（食物链、食物网）转换为高层级／整体的“善”：种群对个体行为限制的“恶”，消解于群体（种群）对个体生存的必要性／“善”之中；由营养关系在局部（个体）上造成的“恶”（狼吃羊、羊吃草），转化为对群体（种群）生存的必要性／“善”———若羊拒绝被狼捕食、草拒绝被羊啃食，则羊群便会因膨胀、草地便会因疯长而衰退；物种、群落、生态系统之间因相互妨碍产生的“恶”，则在生物圈层面转化为“大善”。生物圈的多样、稳定、和谐、美丽，生物界38亿年之久生生不息的延续，即是生物界“小恶”转换为“大善”的“铁证”[9]164-165、228-232。———“计划生育”：低层级／部分的“小恶”，高层级／整体的“大善”。在人类社会，由强自律“计划生育”带来的“恶”存在于从人口结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毋庸讳言”。但如同在生物界所发生的那样，皆属于低层级／部分的“小恶”，且都（即使是在博士眼中“罪无可赦”的“恶”也不例外）转换为高层级／整体的“大善”———在保证文明延续即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避免历史周期性衰退带来的人类生命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自由生育”是“小善”，且必定会转化为导致文明崩溃，将人类、国家、民族推向“灭顶之灾”的“大恶”———这同样是由文明兴衰和生物演化反复证明而“毋容置疑”的。

三、“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1.“他组织”：文明延续和生命演化的必须———以周期性衰退为背景的文明延续。自组织的人类历史对我们的“启迪”是：其一，历史周期性衰退是人口—经济规模反复超越历史极限的使然，也是文明延续的保证———在低度发展期，经充分“休养生息”而肥力得到恢复的土地，为文明的再兴或新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其二，历史周期性衰退带来的人类生命和物质财富损失是极为惊人的———隋唐之际（15年）人口下降55％，年递减率53‰为历史之最，“太平天国”运动（23年）人口净减少7326万，年均319万为历史之最；其三，在历史的长河中，文明的辉煌期短暂、低度发展期漫长———对两河流域和中国历史概略估算的结果是：辉煌期与低度发展期的持续时间约为1∶3[3]118、133。———以“地质灭绝”为代价的生命演化。自组织的生物演替提供的“类比”是：其一，生物在多样性高峰期（“饱和期”）发生的灭绝（背景、地质灭绝），既是生物超越环境容量（物种种数也是存在界限的），在“生态链效应”作用下的使然，也是为生物进化———复杂性增加开辟道路：复杂生物在被地质灭绝周期性“清理过”的地球上“适应辐射”、盛发，并最终演化出人类；其二，每次地质灭绝，都会导致生物极为惨烈的损失———自生物登陆以来的5次大灭绝中，被灭绝的物种种数高达76（±5）％－95（±2）％；其三，生物界由灭绝后的恢复到多样性高峰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灭绝则甚为迅速而呈极不对称的“钟形曲线”（迈克尔•博尔特）[9]49、142、147、151。

2.“计划生育”：从“自组织”到“他组织”，从周期性衰退到可持续发展“没有免费的午餐”，文明的延续以周期性衰退为背景———没有土地的休养生息，世界也许早已成了荒漠；生命的演化，则以惨烈的“地质灭绝”为代价。要避免历史周期性衰退带来的人类生命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并保证文明的延续，便必须以“他组织”替代“自组织”，即“计划生育”替代“自由生育”———否则，谈论可持续发展只能是“痴人说梦”。作为“他组织”的自我控制（自律），之于生物界（从种群层面看）有行为、内分泌和遗传调节，我们通常看到的有动物的“集体自杀”，植物的“自疏”；之于人类，有延迟哺乳期、性交禁忌、堕胎、“杀婴、弃婴”、晚婚、独身、“弃老”、“杀病”、避孕等。当代的“计划生育”，即是对人类传统的延续和生物的效法（“仿生学”）且更为有力的自律。

3.“计划生育”与“自由生育”“没有免费的午餐”，“计划生育”和相应的“恶”，即是为可持续发展支付的“餐费”。如果说计划生育工作者是被误解的“天使”①，那“自由生育”的鼓吹者便是“面慈心黑”的“魔鬼”。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停止计划生育，而是要改进工作作风，特别是要强化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必要性的研究和宣传———“人口研究要为计划生育服务”和由之造成的对理论研究的重视不足，进而宣传的偏位———重经济、轻环境，重人类、轻生物，是计划生育面临困境极为重要的原因[6]161-165。为深化民众对计划生育的认知②，应更多地把人多―狼少（多样性下降／生物灭绝）和人多—车多—雾霾多（环境破坏）联系在一起。（主张）放弃计划生育表明，自视万物之灵，能“上天入地”的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和决定自身命运的根本问题上，既抛弃了传统（博士不是口口声声要尊重、发扬传统文化），又愚蠢到连一只“毛毛虫”和没有“脑袋”的“圆白菜”都不如———这也许是自然“有得有失”的辩证法，在一些方面使人变得绝顶聪明，在另一些方面使人变得极端愚蠢。

四、《大国空巢》批判

1.《大国空巢》：一本“拾荒集”而非“不能不读的人口学经典”———主要观点“拾人牙慧”，且皆属“空世界”思维的产物而站不住脚。《大国空巢》中的主要观点，从人多生产多（“大人口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③到人口—消费—就业的循环（“有效需求”），从人口缩减、老龄化即是衰亡（索维）到人多资源多、不受限制的发展（西蒙、卡恩）和“扩张规模”的应对，从“西方文明衰落”到“伊斯兰文明崛起”（亨廷顿）和印度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从人口是第一资源、人多才多到人口优势使中华民族“巍然独存”……皆属他人“老掉牙”且站不住脚的东西。———结论多属主观臆断而可信性甚低。对文明兴衰人口因素（第2章）的讨论，基本属于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对中国人口承载力（第6章）的讨论，更是以对环境学和中国资源、环境的无知为背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背景（第3章），则是作者讨伐造成“神州陆沉，百年丘墟”，“谋杀”了“鲜活中华文明”的万恶之源———计划生育的变味（无正义可言）“檄文”，长期的“忧愤”乃至“泪水长流”[1]自序3，也许扭曲了作者的心态，致其“清算”、“泼脏水”、“挫骨扬灰”之心太切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污蔑（人口学、环境学、优生学）、阉割历史（国际节制生育运动）和炮制（美国）“阴谋论”；中国人口危机全面爆发（第5章）对问题看的太过而“危言耸听”；中国人口展望（第8章）则对停止计划生育的结果，做了与（能）事实基本相反的判断。是故，全书的结论多属主观臆断而可信性甚低。———缺乏对观点的逻辑（自洽）论证（周密性根本无法提及），事实之间的关联也多属“似是而非”，全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由“拾荒”而来的东西粗略地码在了一起。如，在人口与就业关系的讨论中，作者“言之凿凿”地指出，“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少就业机会”，并由之断言：停止计划生育有助于拉动内需、增加就业[1]300-301。事实上，“人口—消费—就业”的循环在“满世界”中是根本无法持续的，提高出生率既无法缓解中国劳动力的总体过剩（按作者的见解，可能有助于缓解“高端”／年轻劳动力的结构性不足，但根本无法触及，且还回增加“低端”／中老年劳动力的结构性过剩———新增人口不可能都成为“高端”劳动力），又徒增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当作者指出停止计划生育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2011年中东地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的政治巨变，都与高失业率有关[1]305-306———时，又似乎忘记了这些国家皆处于“自由生育”状态，（2010年）除突尼斯外（1.71）外，总和生育率都在3以上。———回避了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问题———土地承载力对“紧急避险”理论的检验和计划生育必要性、道德性的判断，《大国空巢》除“骂娘”外毫无价值。通过土地承载力（有限性）检验“紧急避险”理论和判断计划生育的必要性、道德性，是停止计划生育主张能否成立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问题，作者却只用主观臆断和“热昏的胡话”———“即便中国的人口达到15亿甚至20多亿，粮食也不是问题”，“15亿或更多人口的中国，比只有11亿或更少人口的中国有更充足的人均资源、人均收入和更好的生活环境”———进行搪塞，有意回避了土地承载力问题①———也许是自觉无知（尚有些许自知之明）而不敢涉及。由是，除大肆的“骂娘”（与香港版的“泼骂”相比，大陆版已有很大程度的“收敛”）而得到对计划生育“糊涂的不满者”的“喝彩”外，《大国空巢》则毫无价值而只是一堆废纸。———一些观点折射着“狂躁”而“缺乏理智”，“荒唐”而“匪夷所思”。以上各点和作者长期“忧愤”对思维的压抑，使《大国空巢》的一些观点折射出“荒唐”而“匪夷所思”、“狂躁”而“缺乏理智”———与香港版相比，程度也许随年龄推移的成熟而已有显著减弱。如，苏联因生育率下降而解体；维护“出生权利”的“放言”———真的出现极端气候，“也宁愿让孩子与全球孩子一样灿烂地活几十年甚至繁衍几代而不能让其死于母腹”②[1]238。对单身、不生育者征税（而且要较高）的建言③；投资“造物”不如投资“造人”的建议[1]297-300。———有限性、规模概念缺失和扩张人口的误国、误民、误人（类）之议。人口由2000万增至4000万、2亿增至4亿，乃至5亿增至15亿，在有限性和规模概念缺失的作者看来，似乎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由是，中国能养活15亿甚至20多亿人口，必须，也能够扩张人口。事实是，一只小狗可在它的背上携带和它一样大的两三只小狗，一匹马则驮不起与它重量相同的另一匹马[12]121。当面积与中国相近的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美国、巴西也按1／5或1／8的份额，世界200多个国家以1亿为目标增加人口时，地球就成了“人类的饲养场”（保罗•艾里奇），人类也将因“正反馈”（系统失稳之源）的人口扩张而开启毁灭之门。1949—2010年，中国人口由54167万增至134091万，年递增率达14.97‰———与近代中国“百年屈辱”总根源的第一次人口大爆炸（1681－1851）的8.68‰相比，高出72％、6.29个千分点；与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根源的人口大爆炸的11.69‰相比，高出28％、3.28个千分点。爱尔兰人接受了马铃薯饥荒血的教训，1950—2012年人口（300－420万）增速低至5.46‰；一些中国人仍念念不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将“百年屈辱”抛在了脑后———在增速高出爱尔兰同期1.74倍、9.51个千分点的情况下还要放弃计划生育。《大国空巢》是一本“拾荒集”而非值得力鼎，“不能不读的人口学经典”。如果中华民族要由易富贤这样的博士来“拯救”，那她的国民的“智商”就堪忧了

2.“言者有责”、“任其责”和“味同嚼蜡”的作品“言者无罪”但“言者有责”，在指责别人制造“人口爆炸”假象、“紧急避险”理论“绑架”民众、决策层而“误国”而须“任其责”[1]128，联合国人口基金需要承担历史责任———20世纪面临的是人口爆炸和经济繁荣，21世纪面临的是人口坍塌和经济衰退[1]22而“杀气腾腾”来“兴师问罪”的同时，作者自己是否也应对给计划生育“泼脏水”，为“泼脏水”而对事、对人、对国际机构的一系列污蔑，和自杀性的人口扩张之议“任其责”？人口决策涉及广泛领域而既需有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学、人口学、物理学、热力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也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研究方有发言权。显然，从《大国空巢》中所展现的知识面、综合能力看，作者是无法做到“言者有责”的。张敏才说他没有资格研究人口问题和“业余速成的往往是劣质产品”[1]129（作者的“草率”和急于求成，可能同他对人口现状达到“泪水长流”的“忧愤”[1]序言3有关），虽显刻薄却也中肯。数量原理表明，事物的质量（品质）与变化的速度反相关：极缓慢的结晶方能生成晶莹剔透的“钻石”；粒子的快速结晶只能生成美丽但一见阳光就化的“雪花”，速生的杨树只能做“劈材”，“流水线”上的鸡则“味同嚼蜡”[3]141-144。

3.不值一读而读，不值一批而批：“钟馗打鬼”和“正视听”6年前（2007年11月），在香港机场的书店里浏览了《大国空巢》的香港版。感到尽属攻击计划生育的“老生常谈”而给人以“拾人牙慧”之感，是一本“不值一读，不值一批”———浪费时间而既无所获，又徒添不快———的书而未买。即使如此，在计划生育侵犯人权的讨论中[6]181-182也有所涉及：“一些中国人现在申请移民到美国避难，理由是基本的人权即自由生殖权在中国得不到充分认可。他们现在想在美国实现生殖自由”；“对人权的侵犯（大部分同生育无关）应该受到批评，但人权的话题常常被用来回避人口控制本身的必要性。显然，不存在任何可以选择出生在一个人口不过剩的国家的人权。如果意识到这样一种权利，将意味着承担不使国家人口过剩的责任”（美，赫尔曼•E•戴利）。20世纪初，一位受到政治迫害的科学家对劝他离开美国的朋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妈的，谁让我是美国人”———不知道一些以“生孩子”为由申请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对戴利和这位科学家的话作何感想？一些人不仅为生孩子（也许只是托词）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而且还“得了便宜又卖乖”，在人口控制的后果（如人口老化）和所谓的计划生育人权问题上，（像《大国空巢》的作者那样）对之进行攻击（无知的胡说）。《大国空巢》在大陆的出版，是否意味着有人要效法“钟馗打鬼”的故事，用《大国空巢》这块“砖”，“砸”大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这个“鬼”。作为中国计划生育忠实支持者起而“正视听”，即是笔者对《大国空巢》“不值一读而读，不值一批而批”的个中原委———时过6年，在友人相邀下买了、读了《大国空巢》并写下这篇批判文章。

作者：原华荣 单位：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