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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城镇人口置换问题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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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城镇人口置换问题探析

1丽江古城的人口置换现象

丽江古城位于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的西部,是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的主体原住居民为纳西族。因此,与内地的历史城镇相比,它的原住居民对它的原真性和整体性保护具有更加突出的价值和意义。自1997年以来,旅游业的发展使丽江古城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置换。根据各方统计的大研古城人口数据,丽江古城的人口置换经历了初期大幅替换到后期趋于平稳的两个阶段:第一个大幅置换的阶段是1997—2005年。这一阶段丽江古城刚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逐渐成为旅游热点地区,显示出较大的市场投资价值。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6年有原住居民3万多人,但到1999年底,已有1527户计5001人迁出丽江古城,并有1350户4051人迁入,而居民数仅剩4156户14477人;到2002年迁出人口达到了6000多[2],之后外迁不断加剧,至2005年时就仅剩下6000多原住居民人口。根据杨福泉对更长时段的数据统计,1986—1999年间平均每年有117.5户385人迁出丽江古城,同时每年又有103.8户311人迁入,出现了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大幅对流(表1)。第二个阶段为2005年至今。这一阶段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速度幅度有所减小,外迁人口减少,在籍居住人口总数稳定在7000户2.5万人左右,如2011年为7371户23829人。但是,从2007年和2011年的统计数据看,人口置换并未停止,且置换幅度也未大幅缩小。在籍总人口和纳西族人口的显著减少,总人口由2007年的24637人减少至2011年的23829人,纳西族原住居民由2007年的14940人减少到2011年的14384人,流失了556人,同时2011年一年内有271名外来人口的迁入(表2),显示出人口置换依然是丽江古城保护中的一大问题。上述数据显示出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验证了杨福泉、李伟、卫跃平和高宇等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证实人口置换确实已经成为了限制丽江古城保护的一大关键问题。

2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成因分析

作为一种双向的人口迁移,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成因极为复杂。根据它本身所具有的人口流动特征,我们可借鉴人口迁移理论对此进行分析。Heber⁃le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推力和拉力引起的。Ranis等指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先决条件。Sjaastad提出人口的迁徙与成本收益有关,ClarkWAV等人发现家庭净收益是家庭迁移的动力,当家庭迁徙的收益超过费用,就会产生家庭的迁移,由此提出了家庭迁徙理论。Stark等发展了家庭迁徙理论,认为家庭迁移不仅仅是为获得预期收入,也是为了减少家庭收入风险。ClarkGL等发现资本的增长使移民出现了向经济增长快的地区流动的现象,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进行分析,总结出人口流动与工资、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相一致的结论。Schierup等人认为移民与国家的公民身份和福利制度有关,将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添加到了人口迁徙的诱发因素中。国内学者也对人口迁徙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杨云彦认为人口迁移是人口流动性和社会活跃度的主要标志,王桂新、顾朝林等人指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是影响人口迁徙的主要影响因素,张苏北等人认为区域的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其流动人口迁出“推力”和迁入“拉力”大小的两大关键变量。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影响人口迁徙的主要因素有:①生产方式的变化;②迁徙的成本和收益;③风险的差异;④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使发展机会不同;⑤制度环境的差异;⑥生活环境的变化等。以此与卫跃平等的研究结论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他们虽然提及了四个方面的人口置换影响因素,事实上却只讨论了两个方面的原因:①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原住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和居住环境恶化,原有狭窄的道路无法满足原住居民的当代生活诉求;②制度环境的变化,如交通、商铺的经营内容、民居修缮改建管制导致生活不便。没有全面梳理出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推力”和“拉力”,特别是没有对外来人口迁入原因进行分析。

因此,为全面厘清丽江古城发生人口置换问题的根源,笔者根据卫跃平和高宇的研究轨迹,再次对其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查(2012年1月—4月),收集一手资料,试图据此全面厘清丽江古城发生人口置换的原因。结合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视角对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影响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因素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丽江古城区域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原住居民的适应性外迁和外来产业开发者的投机性内迁。根据RanisG和FeiJCH的观点,生产率对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有着巨大的影响,丽江古城的人口置换虽然不能算是一种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流动,但是却蕴含着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的产业文明演进的潜在变迁。在1997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旅游开发之前,丽江古城的原住居民多为农民,大多以从事农业耕作为生,包括现位于大研古城保护中心区域的5个社区,而祥和街道办事处的义和、八河社区和西安街道办事处的义正社区更是不必赘言。即使是到了2012年,在笔者随机访谈的417名原住居民样本中,仍有210人自称为农民,占据了访谈对象的50.4%。(案例1,男,39岁,东北人,导游兼酒店老板,2003年到丽江创业)丽江古城发展很快,当时我到丽江古城的时候是2003年,当时的商铺就四方街、新华街一小段等地方有,其它地方都是农田;酒吧就只有河边上几家,规模也很少,只是几个游客歇脚的小地方。古城里面只有三分之一是商铺,三分之二住人。1997年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它的经济价值被充分开发,大量的农地被征用为城市用地,大部分古城原住居民成为失地或少地农民,使他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强制性变迁,职业开始转向工业和第三产业。由于古城的就业人口容量本身受到限制,除了少部分从事旅游服务业和附属产业的原住居民,大部分人口的工作地点都转移至丽江古城外的新城区。与此同时,丽江古城因世界遗产而声名鹊起,游客纷至沓来,旅游服务业及其配套产业成为了丽江古城的主要行业,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经商人员和务工人员。根据李伟的调查,2005年丽江古城共有1127家商铺,其中原住居民经营的比例占40%,外地人占60%,而在商业聚集区内的原住居民店铺就更少,以东大街为例,它共有商铺126户,但是丽江古城本地经营者仅有48户,只占38.1%,来自福建等地的外来商户则有78户,占了总数的61.9%。第二,丽江古城原社区的生活成本提升,变相地增加了迁徙的收益。按照SjaastadLA和ClarkWAV等人的观点,人口是否会发生迁徙与它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两大因素有密切的联系,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发生人口迁徙。卫跃平和高宇观察到了丽江古城人口置换的生活成本提高因素,但是未考虑收益因素的影响,而收益却是制约原住居民外迁和外来人口内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丽江古城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大量的游客形成了巨大的旅游商品消费市场,大大增加了商家的收益,对他们的迁入形成了激励;同时商家的大量迁入也增加了对古城商铺和民居等建筑物的需求,使古城的地租和地价不断上涨,提高了原住居民的居住成本,变相地提高了原住居民外迁的收益。(案例2,男,导游,28岁,原住居民)丽江古城物价上涨很快,房租60万左右一年一院。古城保护区内原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资修缮、不允许商用的20多院民居,现在大部分都出租商用了。大自然保护协会以前40万一年的房租在大研古城租了房子,现在涨到70万,租不起外迁了。在此情况下,原住居民自身如果没有能力充分开发住宅的长期商业价值,那么就只剩下两个选择——出租或者出售古城内的住房获取较高的租金和房价收益,自己搬到到古城外的新城居住。(案例3,男,公务员,31岁,纳西族,原住居民)古城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搬迁了,除了一些比较念旧的老人家、做生意的和在边缘地带的。不搬也不行,你想你到底是要一年拿七八万甚至几十万的房租到外面好好买栋房子生活,还是要住在里面,又不方便。第三,传统产业的急剧转型增加了原住居民家庭的收入风险,导致原住居民规避性外迁。根据StarkO和BloomDE的研究,人口迁移不仅仅是为获得预期收入,也是为了减少收入风险。丽江古城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部分丽江古城原住居民的职业进入了转型调适期,纷纷由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转变为了现代产业的工作人员,但是由于大多未受过现代化的职业教育,转型时间也较短,大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旅游业附属产业,因此抵抗职业风险能力低,收入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而外来商家和务工人员则恰恰相反,由于他们大多拥有较好的商业经验和管理技能,因此迁至丽江古城经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占优战略。

(案例4,女,60岁,纳西族,丽江古城七一社区原住居民)丽江古城以前的农田菜地被开发了,传统的农作没有了,如果旅游业崩溃,古城纳西居民失去了退路。在丽江古城的开发利用方面,本地人不如外地人,在公房外租的竞争中,虽然说对丽江人有优惠政策,但是一个本地人都没有得到。在此情况下,原住居民和外来商户很容易达成交易协议,出现人口置换。第四,丽江古城新区和老区的发展不平衡,新城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导致了原住居民的诱致性外迁。根据ClarkGL、GertlerM和BallardKP等人的研究结论,人口的迁徙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以及工资、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相一致。在此层面看,对于大多数原住居民而言,丽江古城内的产业虽然可以带来较大的经济发展,但是可以从事的职业类型和岗位数量极为有限,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活极为不便。而新区则不同,拥有比较发达的产业集群,较为现代化的住宅小区和基础设施配套,良好的教育条件和商业服务区,工作和生活都极为便利,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外迁动力;而对外来人口而言,丽江古城发达的旅游业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丽江古城形成了发生人口对流和置换的良好条件。(案例5,男,39岁,东北人,导游兼酒店老板,2003年到丽江创业)后面2003年底,游客一下子猛增,旅行社、酒店、汽车公司、饭店都没有准备好,到处排队买票、吃饭住宿。人们看到这样,觉得很有搞头就开始大搞建设,好多民居上周还在住人,下周已经装修完毕开始卖货了,以前的房子外面都是墙,都被打通了改成门窗,改成铺面。酒店也是,刚开始只有很多青年旅社,10块钱一个床位,是三张床,一个房间住十几个人,男女混住,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给人放包。后面开始大搞装修,开始是改标间,没有卫生间,40块钱一个晚上。后面越搞越繁华,房价节节上升,几百几千一个晚上的都有了。第五,随着政府对丽江古城保护性规制的加强,制度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原住居民居住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迫使原住居民作出更符合理性的居住地选择。根据SchierupCU和HansenP等人的制度迁徙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丽江古城保护的加强和制度的健全是原住居民外迁的主要原因之一,卫跃平和高宇对此有一定的阐述。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的保护性管制制度在保护了古城物体性的民居建筑的同时,减少了原住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增加了他们的居住成本。一是住房的修缮、改造受到严格的外观和布局的限制,并有复杂的审批程序;二是古城内限制使用太阳能等影响其传统风貌的现代生活便利设施;三是古城内禁止汽车、摩托车和三轮车等交通工具通行,自行车也只能推行;四是古城内限制大规模发展现代教育设施。这些完备的保护性制度设置,一方面减少了丽江古城经营环境恶化的风险,另一方面增加了原住居民的居住成本和发展成本,双双诱发了他们的迁徙心理。

(案例6,男,31岁,玉龙县人,公务员,在保护区工作)古镇的五分之四的人都在外面买了房子给子女住,老房子只有来人居住。因为外面的居住环境更有利于孩子们将来的发展。第六,旅游业的发展给商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恶化了原住居民的人居环境,产生了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互补性置换。丽江古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丽江古城由原来的居民社区变成了现在的商业区,游客的涌入改善了古城的商业经营环境,同时也带来了噪声等环境污染问题,改变了原来的熟人社区面貌,增加了居住的安全风险,使原住居民产生了应激性的迁徙心理。(案例7,男,导游,28岁,原住居民)古城黑社会很多,也出过凶杀案。还有古城孤儿院,原来在大研古镇保护区里面,政府说环境太吵,要求外迁也搬迁了。(案例8,男,68岁,原住居民)丽江古城太吵了,白天到处都是人。四方街、新华街附近的酒吧街,晚上很吵,政府虽然规定他们营业的时候音响不能开太大,但是管不住,打电话举报,过来看的时候声音关小了,走了又调大了。所以,发达的旅游业产生了对外来商家的吸引力和对原住居民的排斥力,在此作用机制下,大量地“拉”入外来人口,“推”出原住居民,在这两个“推”、“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置换也就顺理成章了。总而言之,丽江古城发生人口置换的原因极为复杂,并不能用卫跃平等人所述的用环境和制度的变化来简单地进行解释。

3结论与对策: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调适路径

丽江古城是当前我国历史城镇人口置换众多实例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它集中反映出现阶段同类历史城镇在传统社区文化保护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经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历史城镇人口置换问题的产生与当代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及其相关的人文休闲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传统农业占据主流的时代,历史城镇的人口结构通常是较为稳定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旅游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历史城镇作为一种极具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观光资源,其旅游业往往可以得到较大的发展。而旅游业的发展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城镇存在的经济基础,导致了它们社会人口上层建筑的同步变迁,由此产生了历史城镇特殊的人口置换现象。第二,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本质是原住居民和外来商家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一种互补性适应反应。丽江古城等这一类历史城镇在利用旅游资源的优势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为之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开发人员,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又导致原住居民与当地社会变迁的不同步,由此对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全面的冲击,使原住居民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断裂”,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从而导致历史城镇的人口置换。第三,历史城镇的人口置换具有特定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事物本身即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代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社会变迁所需的时间缩短,频率加快。

在此过程中,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灭亡,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传统元素不断受到新事物的冲击,甚至被逐步替代,而作为其主体的人口的流动进一步加剧,又进一步加剧了新事物对传统文化的替代速度。作为传统文化保留较为完好的区域,这一现象在新兴的历史城镇显现得尤为突出。但是,历史城镇的原生社会人口结构对它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人类社会必须采取措施尽可能地保护历史城镇的原住民生态。根据人口迁徙的相关理论,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控制、预防和补救历史城镇人口置换规模进一步扩大:第一,促进历史城镇地方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减少历史城镇对旅游业的过度依赖,控制历史城镇的旅游业规模和游客数量,降低历史城镇的商业性,减少对外来经商人员的投资激励,增加历史城镇社区的稳定性和宜居性,全面调整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旅游业基础、制度基础和环境基础。第二,可以从征收的“丽江古城维护费”中抽取部分资金对原住居民进行货币补贴,减免税收,鼓励他们就地从事个体经营、旅游服务、导游等现代职业活动,以此增加经济收入并平衡他们日益上升的居住成本和相对较低收益水平之间的差距,实现历史城镇的经济社会变迁与他们经济收入水平的同步增长,减少他们因历史城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产生的不适应性,削弱历史城镇人口置换的经济基础。第三,对原住居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对现代产业的适应能力,以此实现他们职业转型的进度与历史城镇社会生产方式转型的速度同步,尽量就近置业就业,增强他们抵抗就业风险的能力,削弱人口置换的社会风险基础。第四,平衡历史城镇所在地新老城区发展,缩小他们在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上的差距,促进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生活环境条件差距,削弱人口置换的地区差异基础。第五,在保持历史城镇传统风貌的前提下,适度放松对原住居民的控制和管制,减弱和淡化历史城镇倾向于为游客提供步行观光点的旅游地属性,开发适宜历史城镇传统街道使用的便利交通方式,减少原住居民的生活成本,弱化人口置换的制度基础。第六,控制游客数量,规范旅游礼仪,提高游客素养,减少游客过载和游客旅游失范对原住居民产生的过度干扰,改善原住居民的居住环境。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原住居民个体发展与历史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控制两者间的差距和互斥效应,增强他们对传统社区现代化变迁的适应性、归属感和认同感,提升原住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改善其生存环境,以此控制非同步性发展应激外迁引发的人口置换问题。当然,人口置换有其自身的复杂性,而且不同历史城镇的具体情况各异,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进行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

作者:墨绍山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