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战争文学与民族认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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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战争记忆往往与“民族”、“共同体”、“国家”概念交织在一起,作为共同体意识构筑起日本战后思想的原点，在战后很长时期里，战争体验都是日本社会的潜在思想史课题，理清战争记忆与重塑民族认同紧密交织在一起。随着“亲历者”一代记忆的褪色与抽象化，情感成为理解及传递创伤性历史经验的要素，战争文学以特有的形式塑造创伤形象，使受众能够真实地内化战争体验。战后日本文学流派纷呈，反映着相应的世态变迁或时代性，战败的经历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对于战争体验，作家笔下出现了虚脱、哀悼和忏悔的情感，以及受害者意识，作为共同体验的重要传递者，文学作品参与了新集体记忆的塑造。

关键词：日本；战争文学；民族认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记忆”的关心日益高涨，其中，对战争记忆的争辩和争夺显得尤为激烈，战争记忆往往与“民族”、“共同体”、“国家”概念交织在一起。民族“身份有的是外部因素强加的，有的是由排他性归属感激增造成的。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1]前言聚焦于战后日本，其战争记忆为何形成争论，并在近年活跃起来？一方面，这一时代恰处公共记忆的过渡时期，随着二战亲历者逐渐逝去，有将记忆真相化、还原化的保存需求；另一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始，保守派对历史认识的恣意“修改”、“扭曲”逐渐强势，激起左派、中立派、护宪派的抗辩，知识分子们通过媒体、作品、集会、社会活动等形式发声争夺“一般化的公共记忆”。激烈辩论表露了日本对于战争的认知难以在公共领域达成共识，历史与现在并存，这些争论的缘起与二战后日本的战争体验及表达密切相关。

一.二战后日本的战争体验

二战结束时日本人的感情、心情是怎样的？我们无法逐一追述每一个个体体验，过去的个人回忆往往被淹没在社会背景中，就如哈布瓦赫所言，“个人记忆仍然是群体记忆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与我们得自社会环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2]94研究者往往只能从部分个体心理上去分析集体层面心理，对社会变动尤为敏感且善于表达的知识分子成为极佳的观察对象，相较一般大众群体，该群体心理的矛盾冲突显得尤其尖锐。战争结束后，“通过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解除了战时种种制约，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国民坦率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3]126-127许多日本知识分子认识到执行战争体制中发现的矛盾，明知必然战败却无法停止战争，为保身参与战争又悔恨于此，这些都成为了“战后”思想的起点，从大冢久雄、清水幾太郎、丸山真男等诸多学者的著述中都可看到日本国民战争体验的复杂性对于战后“重新出发”造成的影响，正如久野收1949年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所言，“首先，战争理论最大的力量存在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之信念或真实的感受中。……因此，和平理论应该首先从这不可避免的信念或感受中寻找我们如何解放的方向，寻找自己的出路。”[4]25-26小熊英二也指出，“战争体验作为巨大的共同体意识构筑起战后思想的原点”。[5]499-550对于“亲历一代”来说，无论是知识分子和大众，其战争体验皆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者来自日本政府的官方历史叙事，一者来自追究战败责任的东京审判。在战后很长时期里，战争体验“都是日本社会的潜在思想史课题”，理清战争记忆与重塑民族认同紧密交织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纠正因战争而陷入混乱的日本人思想，久野收、鹤见俊辅、藤田省三等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展开了了激烈的讨论，谈论了战后各种各样的思想、国民心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动等。[6]其中，战争体验的意义是贯穿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辩论重要主题之一，他们提出的问题在现下时代同样具有意义。当日本战争体验被一般化，大写为一种脸谱化记忆并传承下去后，孙歌认为“最棘手的问题是丸山指出的‘外部’与‘内部’的感觉差异问题”，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能够敏感感知到日本社会思想变动造成的“异质性后果”，“对于身处漩涡中的当事者而言，他们感知到的不是这些结果，而是通向这些结果的那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过程”[7]66-67如此，日本的战争体验面临两重挑战，首先，日本知识分子和大众对于战争责任皆存在着“传统束缚型”和“传统切断型”的处理方式，外部（后来者）如何理解内部（亲历者）的体验，如何“进入历史的‘内部’”[8]67共享，并将内部体验持续传达到外部。其次，日本人心理有着强固的集体意识和内向意识，不擅长有丸山真男所言的“他者感觉”，如何走出私己体验，用“他者感觉”来理解自己，尤其是站在被侵略国的立场上来理解战争。田中真佐志认为日本战后对民主主义改革反应特征有二：一是对追究战争责任和战后改革反应迟钝，缺乏积极性；二是构想“战后”的能力和热情皆不存在。最终，“战后启蒙”这个课题是“由丸山真男、竹内好、吉本隆明等战后派知识分子所承担的”。[4]127这些人都曾以“士兵”或“民众”身份体验了战争的残酷。

二.二战后日本战争文学与战争体验

沃达克等人认为民族认同“在话语中，特别是在民族文化叙事中被建构和传递，民族认同就是话语的产物”[8]22当国家和民族身份被视作想象的共同体，其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身份是“以语言而不是靠血统”[9]133构成，话语具有“建构、延续、改变或消除民族认同”的强大力量，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新的叙事方式可以改变人们民族认同的要素，因为其左右着人类建构并确立自我身份的“记忆”。西朗特视文学为历史与记忆的重要观测视角，“文学是人们的梦想和梦魇、希望和忧虑的测震仪，……文学往往比政治或经济分析更深入真相，它反映了所创社会的条件和价值”。[10]1大卫•斯塔尔和马克•威廉斯（DavidC.StahlandMarkB.Williams）认为对于战争认知的研究，历史学家往往拘于惯常的研究视域，低估乃至忽视文学艺术作品的作用，由于“过分依赖‘客观’调查、逻辑和理性分析，仔细审查‘历史事实’往往会导致过去的创伤故事被部分地讲述。”[11]2史学家笔下触目心惊的伤亡数字显示了战争的规模及带来的影响，却难以体现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若将心理受到战争伤害的人计入受害者之列，很难准确估量出一个数字。战争创伤影响着我们的记忆，很多人从来没有学会处理和传递这些记忆，这项工作往往由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记者等专业人员承担。随着“亲历者”一代记忆的褪色与抽象化，情感成为理解及传递创伤性历史经验的要素。文学家、艺术家利用强大的直觉和想象力，以有力的、充满情感的形式，“塑造出极端暴力、心理创伤和矛盾心态的形象，使观众能够真实地参与、内化、了解，并以具体的、人文的方式对创伤做出反应”。[11]2

战后日本文学流派纷呈，“无赖派”、“战后派”、“民主主义文学”、“第三新人”、“太阳族”、“前卫派”、“大众小说”、“内向的一代”等文学流派先后活跃在文坛上，反映着相应的世态变迁或时代性，战后文学首先是从揭发战争的悲惨发端，日本战败的经历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作家笔下，“战后”的起点从虚脱感开始，战前和战时总力战体制的秩序和价值崩溃解体，“空虚”占据了战后初期日本民众的心灵，生存本能支配着日常生活，“无赖派”作品对战争废墟的描绘，反映着一种宿命论的消极悲观心态，有空袭体验的坂口安吾称在战争这一“伟大的破坏”下，日本人只能是一个看不到明天的“顺从命运的孩子”[12]42，在谈论战后时坂口安吾大量描述了战败世相的“堕落”（《堕落论》，）国民的“道义颓废”，其论调充满着对日本人的质疑，对人类堕落的无奈感甚至超越了带来破坏和残酷的战争，以至于他对日本近代以来的“民族”和“国家”特定共同体也持怀疑态度。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描写的是一个病态的、意志薄弱的、虚荣的、极度敏感的人性格崩溃的过程，其个人生活与日本帝国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斜阳》写在太阳（日本）帝国西下时，《人间失格》则写在日本被认为不适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时”。[13]279与此同时，对于战争体验，出现了哀悼和忏悔两种情感。对亡者的哀悼呈现不同倾向，有的反刍自己的战争体验，从哀悼个人主体或他者的牺牲死亡出发，追究天皇、军部、政治家、官僚和财阀等战争推动执行者的责任，更有士兵缄默60年后才公开发声吐露战争真相。有的则受缚于过去，延续了将战争亡者“英灵化”的做法，1953年在保守派运作下出版的《世纪遗书》[14]用所谓“纯粹丰富的人性呐喊”和“遗属的疼痛”混淆侵略和杀人的罪责，推导否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忏悔根据对象分为两种。一种忏悔倾向以“战后派”作品为例，从中看到由与战争有关的自身开始，直问日本人、日本国家和整个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如大冈升平以自己的战争体验为题材的创作了《俘虏记》、《野火》、《武藏野夫人》、《圣何塞的圣母》等一系列战争文学作品。大冈不只是批评呼吁发动战争的国家和军队，他总是意识到自己曾经是战争体验者，以现实主义手法贯穿小说，通过细节的描述更真实地表现战争和战场上的发生事情，特别是在战场这一异常空间里人的行动和心理，使读者产生共鸣。野间宏的《真空地带》则通过对军队机构基层兵营缜密的描写，批评了日本军国主义和绝对主义天皇制度。梅崎春生则通过《樱岛》、《悬崖》、《山伏兵长》、《眼镜的故事》和《演习旅行》等一系列作品,刻画了一批不适应残酷军队生活的士兵形象。“战后派”将自身所经历的不合理的战争体验和军队经历戏剧性地描写出来，共时性的体验取得了战后时代的共鸣。另一种忏悔倾向则是日本首相东久迩宫稔彦提出的“一亿总忏悔论”，把国家的领导人和普通国民同等视之，“一亿总忏悔论”意味着“一亿赎罪论”、“全体国民有罪论”，表面上调起全体国民对过去的反省，实质上却是“全体国民无罪论”，在这样的理论遮蔽下，国民各自的责任和国家领导阶层的责任没有明确分层，责任主体的模糊使得日本天皇和甲级战犯免于战争追责，战争责任不了了之，成为“推动战争势力、统制派知识分子自我保身的借口”,[3]127

1956年，评论家大宅壮一发表了评论，提出“一亿总白痴化”概念，指出“一亿总”概念的使用，使所有人放弃了理性思考，发挥了使人们如同“白痴”一样存在的政治作用，就战争责任问题，国民没有发挥其主体性就是“一亿总白痴化”的证据。今天，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一再提出，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这样的新保守主义国家领导人反复主张的想法却逐渐被很多日本国民所接受，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强调所有个人都有责任，意味着“一亿总忏悔论”是情感共享论，战争体验也被同质化。“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一亿总忏悔论’在战后没有受到彻底的批评，而是在日本人的深层心理中潜藏着，并保持着其生命力。”[15]104对于大众来说，战争体验还包含着“战争受害者”意识，除了战后派对个体在军队的残酷体验描写外，还有以“原爆文学”为代表的表达，如大田洋子的《尸街》和原民喜的《夏天的花》描绘了自己作为原子弹受害者的亲身体验，井伏鳟二的《黑雨》讲述了女主人公矢须子受辐射感染的悲剧，战争破坏性不仅损害了身体，还侵蚀了心理，福永武彦的《死亡之岛》同样讲述一名原子弹爆炸女性受害者的经历，以此描绘死亡之岛———日本的精神状况。大量“原爆文学”创作者试图表达反战的和平呼声，却为战争责任问题留下暧昧空间。作为“唯一”受到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成为战争施害者日本为自己辩护的“洁净所在”，一些学者延续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观点，将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视为全国一致对抗欧美列强，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共同体”记忆，施行《波茨坦宣言》、美国占领、战后改革，使得日本国家的连续性和正统性受到伤害，这种全体的“受害者”意识与战前“近代的超克”思想逻辑产生磁力，此支撑着日本民族主义的心理状态扩大，诱发的是日本潜在的“反美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复归。大江健三郎的《饲养》或许最能反映大众对战争的矛盾认知，他借用偏僻山村儿童的视角，“一方面揭示了战争时期天皇制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对国民的压抑，另一方面表现了由于民族自尊而引起的对战后美军占领体制尚未完全克服的抵触情绪。”[16]101刻画了战争暴力带来的伤痛，隐喻受到强权统治和美军占领双重桎梏的“受害者”意识。

“战争”是长时间萦绕日本战后文学的主题，1945年至1960年，从战争结束到经济步入快车道的时期，是日本文学蓬勃发展的阶段，随着日本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富裕的“第二战后”时期到来，“第一战后”时期一度活跃的思想停滞了，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比起正视战争经历的创伤，更多人选择隐瞒“加害者”事实，此后，保守主义和对政治的冷漠思想倾向增强，“护宪、和平、民主主义”失去了思想的活性。[5]战争记忆在加速风化，在“第二战后”时期乃至“第三战后”（冷战后）时期，有实际战争体验的年长者中，对战争进行美化的人越来越多，许多战后知识分子并没有“罪恶感”，反而回到“明治”追寻起认同感，虽有如大江这样的“进步派”坚持着战后民主主义，但不管在政界还是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导向重拾“民族主义”。每代知识分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历史和时代历史，战争体验不仅因世代、阶层不同而相异，更因个人的境遇和成长不同而千差万别，文中所举文学作品也仅是管中窥豹。代际之间的共同体验差异产生了“无法共享语言”的困境，在打破隔阂传递创伤性情感，沟通内部与外部体验的历程中，文学作品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参与塑造着新的集体记忆。

作者：花琦